陪诊的市场价值

　　最近，因为上海开放大学“养老服务陪诊师”培训开班的消息被媒体报道，陪诊行业再次引发各界关注。上海开放大学的培训面向上海各区养老院等机构内的学员，此前，已经有一批陪诊师“持证上岗”，学校方面表示，希望经过培训的陪诊师们能够在陪诊业内起到“正规军”作用。

　　对于深度老龄化的上海来说，陪诊服务已经成为刚需，上海仅独居老人就达30万，而子女不在身边，或者子女无力陪伴看病的老人数量，则更为庞大。街道、社区、养老机构、医疗机构内提供的公益性陪诊服务，远远无法满足各类人群的陪诊需求。因此，市场化陪诊服务一定是未来陪诊服务供给方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事实上，2015年左右陪诊行业在国内就曾初露吸引力，当时成立的陪诊公司中有几家获得投资。但几年后，陪诊行业并没有如乐观者们想象的那样迎来大爆发，服务的规范化和人才培养也没有太大起色，再加上疫情影响，陪诊行业的热度逐渐降低。

　　2023年，陪诊行业再次回归人们的视野，新注册陪诊公司数量快速增加，一些城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探索为社区中的弱势群体提供公益性的陪诊服务，助推了陪诊行业的发展。

　　“陪诊元年”的说法再次出现，但这一次，从业者和投资方表现得更为冷静和谨慎。对于陪诊这一特殊的服务性行业而言，谨慎地边探索边发展，也许才是更加正确的发展方式。

上图：患者在上海一家医院就诊。

“刚需”特征更加明显

　　在企查查平台输入关键词“陪诊”，可以得到1000多条企业信息，几乎全部是“小微企业”，成立最早的可以追溯到2015年左右。“陪诊已经不能算新鲜事物了，但它还是一个新兴行业。”一位业内人士说。

　　据他介绍，市场化陪诊服务最早出现的城市是北京，因为北京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大医院、大专家多，吸引了大量外地病人求医。不过，早期的陪诊服务，内容更多是“挂号”，或者

　　“绿通”（绿色通道），实际上就是“挂号黄牛”。

　　不过彼时已经有不少人看到陪诊的行业前景，它不可能永远停留在“黄牛”阶段，陪诊可以通过合规、专业的服务，获得应有的市场价值。一片乐观情绪之下，一些企业获得了资本的青睐。

　　根据公开报道，成立于2015年5月的安心陪诊，在2016年7月对外宣布完成A+轮融资。资本对陪诊行业表现出的热情，并没有传递给普通消费者，几年下来，付费请陪诊的消费习惯也并没有来到普通人的身边，陪诊企业仍旧在，但行业没有大发展。

　　再次听到陪诊企业获得商业投资的消息，已经来到2023年。2023年12月，南京鲸鱼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鲸鱼陪诊”）宣布获得数千万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投资方为某央企大健康产业投资基金，以及上市公司创新投资基金。

　　过去的一年，陪诊行业“复苏”，企查查显示成立时间在过去三年内的陪诊公司数量有400多家，形成了一波注册高峰。

　　如今的陪诊服务，“刚需”特征更加明显。上海的陪诊企业优优陪诊成立于2021年，促发几位创始人投身行业的原因，是疫情中的特殊经历。优优陪诊首席运营官黄俊告诉记者，疫情期间因为子女无法到场，创始人之一经常陪邻居老人去医院看病。

　　黄俊介绍，截至今年2月，公司的陪诊服务已经累计达到一万多人次，其中外地病人到上海就医的陪诊占一半左右。异地就医陪诊这种刚需也已经存在多年，患者如果计算下来请陪诊的费用比节省下来的其他成本低，那么就会愿意花钱请陪诊。

　　无论是消费者还是从业者，对陪诊成为刚需的共识已经达成，这样的环境下，行业的规范、从业人员的资质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

　　各地正在探索对陪诊人员的规范化培训和建立行业标准，而已经有一定经验的陪诊企业成为重要的参考标准。黄俊介绍，优优陪诊的创始人之一郑海燕参与了上海开放大学“养老服务陪诊师”培训班的授课和课程体系研讨工作。

大病、重病更需要专业陪诊

上图：上海开放大学面向社区学员的陪诊师培训。

　　这一轮热潮中，陪诊企业开始明确自己的专长，专注于自己的细分市场。

　　盛诺一家之前的业务是为中国患者赴海外就医提供专业服务，是国内做海外医疗旅游业务的头部企业之一，成立已经有13年。今年3月，这家企业推出面向国内医院就诊服务的“医疗级陪诊”业务，为肿瘤病人提供国内一线大城市的陪诊服务。

　　“我们13年前开始做的工作实际上也是陪诊，是跨国的癌症陪诊。”企业创始人蔡强告诉记者，肿瘤诊治是最为复杂、对陪诊师要求最高的一个病种，企业基于过去海外就医陪诊业务上积累的丰富经验，将业务聚焦于肿瘤疾病的陪诊服务。

　　优优陪诊也提出自己的专长是重疾病人的医疗陪诊，强调与普通陪诊的差别。黄俊表示，围绕重疾病人，未来公司还可以延伸服务，比如为客户提供术后康复的陪诊等等。

　　重病、疑难疾病、大病的异地就医……这一类患者对陪诊的需求很大，对陪诊员专业能力的要求更高。近年来新成立的陪诊公司中，很多都想抢占对人员素质要求更高的重疾病陪诊市场，因为重疾病患者往往病程长、看病流程复杂，具有更强的“黏性”。

　　商业化的陪诊服务，为有支付能力的人群提供服务，而那些经济困难的人群，则需要公益性的托底服务，在这方面，政府购买第三方服务的方式可能会成为主流。

　　客观需求的存在，给陪诊行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本轮热潮虽然不及上一轮那样高调，但一批优质企业很可能在市场锤炼中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