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起眼的“剃头店”,藏着真正的市井烟火
湖南怀化的一位名叫晓华的女子,成了网络红人。一周之内时间涨粉超过百万,单次直播超千万人围观,在社交平台已经拥有300多万粉丝。而她不是什么网络大V,不过是当地普通街巷中一间门脸不起眼的寻常理发店里的理发师。
晓华的走红,不是靠姿色,而是靠手艺。网友称赞她“听得懂话”,善于解读和满足顾客剪发需求,广受好评。她尤其擅长男士发型,被称为“男人的医美”。有00后小伙从上海驱车1400公里赶来让她剪头发,还有本地的年轻人为在生日这一天“帅一次”,连续两晚排队取号。
像晓华这样的寻常理发店,放到最讲时髦的上海滩,大抵生意也会红火。老上海人把理发师叫作“剃头师傅”,他们打理着天底下最平常的小事,却又是人人都避不开的“头”等大事。在时代不断发展和城市更新变迁中,即便大街上都是“造型沙龙”和美容美发连锁店,普通市民依然钟情于那些藏在街角巷尾和小区里不起眼的小理发店。在很多上海“爷叔”眼里,这些“剃头店”同样藏着男士们的“时髦”,这里才有真正的市井烟火。
上图:流行多年的老上海风情——马路弄堂口剃头摊,已经难寻了。
上海滩“剃头”行当演变史
上海人将剪发叫做“剃头”,因为人人要理发,于是以前的理发场所普遍设在街头弄口,成为人人需要的服务性行当。老上海的理发行业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理发店;二是剃头摊;三为拎包上门,虽说形式不同,但提供这些服务的人员都被称为“剃头匠”。
史料记载,19世纪初,上海城厢十六铺一带人口猛增,茶楼、客栈林立,出现许多剃头摊,提供剃发、修面和梳辫服务。老早上海滩理发店、剃头店、剃头摊开得与米店一样多,因为头发一个月不到就要理一下,尤其是打工的男男女女更需要理发。上海人每到春节前一定要去理发店剃好头再去混堂“汰把浴”(洗个澡),到了小年夜,大街小巷里的理发店、剃头摊全部客满。
上图:1990年,美容美发对市民来说,依然不是最方便。人民路这家简陋的理发店门口,两位妇女坐在长条凳上,涂了药水的头发被捂在了袋子里,正在接受“化学烫发”。
剃头摊是清末民初遗留下来的三百六十行中的一行。有句老话叫“剃头担子一头热”,说的是剃头匠挑着个扁担走街串巷,一副剃头挑子,一头挂着一张板凳和工具箱,几把老式的剃刀和剪刀框框作响;另一头挑着烧炭火的小炉子和脸盆用来烧洗头水,另备一幅白布围单和毛巾,可随时流动的剃头摊就诞生了。
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种剃头摊已淘汰不少,只有在南市、闸北等贫民较为集中的穷街僻弄才能看到这种原始形态的理发行当:师傅不断地招呼着劳动大众剃头,以光头、平顶头为主。在街头的剃头摊上理发,一角洋钿解决问题。
拎包行当是在抗日战争以后才逐渐兴隆起来的,解决了老弱病残者的理发难,颇受欢迎。个体的理发师傅自备理发工具包,自由自在地走街串巷,不用吆喝,为熟悉的人理发,也有定期的包户,收费较开店铺的便宜,但理发的技巧并不亚于理发店的师傅,所以生意兴隆。
上海理发业真正快速发展也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时归国华侨、华商和外商开设的理发店不断涌现。1930年前,在黄浦区内华商开设的高级理发店有25家之多。老式理发店门口有个红、白、蓝三色玻璃旋转滚筒,后来这也成为理发行业的标志。
聪明的上海理发师吸收和引进国外的先进理发技术和设备,引领着中国时尚风潮。老上海比较高级的理发店腔调好,排场大,有落地玻璃橱窗、大镜子、铁盘理发椅,使用西洋平轧刀、剪刀等工具和雪花膏、生发油、头蜡等化妆品。
沪上知名美发厅有南京、新新、白玫瑰、百乐、沪江和华安等几家,都应算老上海头挑的理发店。新新美发厅创建于1925年,原为老上海百货业四大公司之一的新新公司理发室。赫赫有名的南京美发公司是1933年由旅美华侨黄华培投资开设的,设备用品全部从美国进口,后来新新公司理发室也引进欧美先进设备、工具,从美国进口克莱姆冷烫机,女子烫一次头发要九块大洋,抵得上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
尽管店招牌霓虹灯打出的是美发厅或理发店,上海话仍习惯叫“剃头店”,哪怕是“南京”“白玫瑰”这种高档的理发店。上海人把理发叫做“剃头”,理发师喊成“剃头师傅”,理发店也就顺理成章地叫“剃头店”了。
其实,当时普通百姓的剃头和这些理发店的理发根本是两回事。普通人剃头是把长的头发剃短,不太讲究发型效果。去理发店理发的大多是商界、文化界人士。所谓理发,则是整修长得多出来的头发,做个造型,晚上睡觉还要戴一只“压发帽”压一压。所谓“噱头”即噱在头上,一个时髦头型,加上一双时尚皮鞋,就是“克勒”了。
中小型、低档的理发店一般设在较冷僻的马路或弄堂内。学徒包揽店里一切什事。学理发前先要学会敲背、挖耳、推拿。工作时间长,服务对象是附近居民、店员和工人。有的理发师还掌握接骨、接脱骱、挑痧和全身经络按摩等传统技术,深受病者欢迎。旧闻作家、篆刻家杨忠明曾撰文回忆,他的一位朋友罗老先生13岁来上海学剃头,从前跟师傅学生意很苦,天不亮要起来生煤炉、挑水,就像电影《三毛学生意》一样,半夜一点才能睡觉。
上图:文彬彬(右)等演出滑稽戏《三毛学生意》。流落街头的三毛被剃头师父收留。
口碑理发店深藏居民小区
如今四五十岁朝上的上海人,对上世纪80年代末如雨后春笋般在上海滩冒出来的个体理发店可能记忆犹深。当时,××发廊、××发屋等各种名字洋气的理发店开遍了上海各区,在1989年就达到了600多家。
而到了90年代末就是综合连锁美发店大发展的时代。1997年12月,文峰在上海开业,1999年永琪成立。之后名发、名都、金典年代、华都等美发美容连锁企业纷纷开业。
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曾经的个体平价理发小店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寻觅。它们大多隐匿在新区小区的深处或者里边不起眼的角落,但仍在用那红蓝白三色旋转的灯柱,带来城市记忆的具象。
虹口区曲阳新村一处居民区的深处,张建安(化名)的理发店已经在这里扎根了30年。小店租用了一幢多层居民楼底楼的一套住房。周六的下午,笔者走进这里,六张椅子都坐着客人,老张手里的发推发出的“嗡嗡”声,几乎淹没在客人们七嘴八舌的喧闹中。
30年前,老张夫妇俩从苏北老家来上海谋生,选择了在这里落脚,靠自己的理发手艺吃饭。如今,两个儿子也接了父亲的手艺,全家一起上阵,理发、烫发样样精通。
上图:居民区里的理发店,顾客和剃头师傅,是街坊邻居,也是亲朋好友,生活彼此交融。
“我的店不在路边,所以客人们几乎都是来自于小区里的熟客。”老张介绍。一位正在剪发的爷叔发话,老张的手艺相当不错,即便是最简单的洗剪,弄出来“头势老清爽的”,“价钿也比外面发廊便宜交关。周末嘛,来剪头要趁早,否则要等特一歇的”。
“潮流是一个轮回。”老张说,如今流行的男士发型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颇有相似之处,后脑勺底部、左边鬓角、右边鬓角都剃得极短,像是三面剃光了一样。“最早的时候就是都剃得很短,后来改革开放讲时髦,男同志头发也长了,剃鬓角不流行了。现在呢,又流行了,但也有不同,现在虽然三面光,有的客人对于顶上的头发还有要求。”
老张师傅有着经年的手艺,推一个头或许不能证明技艺的高下,但修面实在是门技术活。一位刚刚剪完头发的客人躺在放倒的转椅上闭目休憩,老张用热毛巾给他敷脸后,抹上肥皂水,手里的剃刀转出“L”形,开始从额头到眉心顺着向下刮拂,把多余杂乱的汗毛一一清除,然后开始刮去脸边和下颌的胡茬,一边刮一边用手指抚摸着客人的脸颊和下颌,感觉到没刮干净的地方再仔细补刀,一套动作精准而有条不紊。
在笔者的记忆里,真正的修面高手一般玩的都是现磨的剃刀。厚实、有手感,刮几下就会在刀布上来回趟上几次,手法娴熟,很有技术含量。而且修的部位那是犄角旮旯都会顾及到位,包括眼睛、耳朵、鼻子、鼻毛等等,那是非常舒适的一种享受。
“没有五年的基本功,是刮不好脸的。像有的客人满脸络腮胡子,连到鬓角,这种情况就要用热毛巾敷至少三次,胡子才能软下来,再糊上一层肥皂,才能润滑地把胡子刮干净。”老张介绍着修面的窍坎。
没多会工夫,修面完成。“你看看,这刮得多干净。”这位客人满意地摸着自己剃完须的脸,“别的地方做不出来的,还是这边有老手艺。这种清爽自己用剃须刀刮不出来的” 。
老张开的是店面,经营的是“人情”。在这片方寸的天地,顾客和剃头师傅,是街坊邻居,也是亲朋好友,生活彼此交融。“今天要吃什么好菜?”老张对来理发做头的叔伯阿姨们很熟稔。“呒啥好小菜,买点鸡蛋吃吃。”熟客麻溜地把两板鸡蛋往板凳前一放,挺身走向洗头盆。门外,一位老伯探头进来,迟疑了一下,还是习以为常地坐到休息凳上,感慨一句,“今天这么多人啊,要等了哇”。
“没有套路“的长年坚守
和张建安一样在上海开了30年理发店的,还有来自安徽的陈启明(化名)。从当年凉城路到广灵四路,陈启明的理发店30年间已经换了三次地方,但还是坚守在凉城地区这块居民集聚的区域。
上图:陈启明在为顾客剪发。摄影/刘朝晖
陈启明的理发店名为“巾帼理发”,他说这是老婆起的名字。在上海,老陈遇见了他的另一半,后来老婆也学了理发手艺,和他一起操持起这家“夫妻老婆店”。现在的店面,租借了一个小区沿街面的商铺,面积不大,营业吃住都在里面,迄今已有20年。
在这里,“小陈”成了“老陈”。他看着坐在理发椅上的孩子,从幼儿园一步步走到大学,然后毕业、找工作。笔者是这里的常客,上周的一个晚上去理发时,正好没有客人,他正和老婆女儿挤在卧室里一张大约两平方米的桌子旁吃晚饭。“稍等片刻,吃好饭就帮你剪。”老陈招呼着,五分钟后就放下饭碗拿起了剪刀。
上图:陈启明夫妻俩操持的理发店。摄影/刘朝晖
十来分钟后,老陈停下了手。“看看,怎么样?”这是他的习惯语气,为客人剪完头总会问上这么一句,如果还有要求,他再进行修改。老陈剪头很快,但从不潦草马虎,而且价格也比较实惠,洗剪吹只要30元,周边小区的很多居民都愿意来这里理发。虽然同街面不远处就有一家美发沙龙和文峰连锁店,但老陈的生意还是有保障。
尽管如此,老陈还是感到了生活的压力。“每个月的租金要12000块,每天要做满400块才是给自己挣的。”他说,准备到退休岁数就回安徽老家。
和老张、老陈的店一样,位于外滩后街元芳弄的“明丽美发”里,也多是附近多年来积累的稳定的老主顾。这些老主顾从上班到退休,一只头都交给了“明丽美发”。理发店的老板周明丽是70后,扬州人。1994年,她在附近机电局内部的理发室上班,后来单位取消理发部门,她就在附近借了这间店面,开始个体经营。店内还有3个理发师,两个是她妹妹,一个是她妹夫。
在这样一个居民渐渐变少的区域,“明丽美发”的客户也很稳定。有早前在附近上班的人,也有原先附近的居民,他们靠着口口相传的传播模式,又带来了更多的客户,支撑起理发店的正常运转。有些老客人虽然搬迁到了较远的周浦,甚至也会坐公交来回四个小时回来这里剪头做头。
这里不存在办卡模式,不需要用一张预付卡拴住客户。“明丽美发”没有经营自己的“大众点评”,店名条目和寥寥几条点评,都是年轻一些的客人自发建立的。“我觉得不需要推广。再推广,阿拉来不及做。” 周明丽说。
街边理发店在日新月异的上海生存空间其实并不宽裕,但最终留下了那些不想被推销,又不想频繁更换理发师的客人。“阿拉老婆办的卡,现在都不弄了。他们要推销办卡,而且一直换人的。不像伊拉这里,很固定。”一位在附近工作的中年男士说,他在明丽美发剪了五六个年头,这里的每个理发师他都“认证过”,是可以交付自己头发的水平。他居住在控江路一带,原先那里也有他“认证”过的理发小店,“认准过的人家都搬脱了,沿街店面,租金太贵,做不下去回老家了”。
一位上海爷叔说:“我很多年来理发也是一直来这边理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好、方便,而且价格实惠。像我们老年人去现在外面那些理发店,他们弄不来的,他们用年轻人的风格给我理,又贵,样子又不好。这里就很好,理出来的效果是我们满意的。”
在一个变化迅速的城市,安静、可信任的场合不多了。如果氛围足够值得信任,除了发型的故事外,更多是人和人的关系,人和人的故事。认准了,就有那种安全感,知道理发师会把你的头发弄成什么样。这里虽然没有价目表,但顾客也知道,一次理发自己要付出多少钱,没有“套路”。
人生、社区和时代的见证
正是这样没有套路和多年来形成的邻居般的“人情味”,让这些理发小店和没有“总监”之类头衔的“剃头师傅”,得以坚持下来。择一事,终一生。这些师傅们在选择投身理发行业的时候,未必会有干一辈子这样深刻的觉悟,但在经年累月中,他们践行着“专一心,干一行”的匠人精神。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张三一直在黄浦区永年路149弄的店里,穿着标志性的白色大褂不停忙碌。白大褂、理发椅、荡刀布,这些老物件陪伴了他多年。这是一家“只剪不烫”的老式理发店,张三本名张忠军,来自江苏,“我在家里排行老三,所以叫张三,后来开理发店,我就用了这个名字当店名,既顺口又好记”。
“人家来我这里理头发,我用梳子一梳就知道每个人的头型是什么样子,怎么剪最合适。理头发是找感觉的,没有顶好,只有顶合适。把平凡的事情做到最好,用心对待每一次理发,也是平凡职业的‘匠心’,这个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张三说。
随着这片区域旧改的生效,张三和他营业15年的理发店,和这片老弄堂说了再见,择址新开。“我在这块地方待得太久了,人生中最年轻、最难忘的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跟街坊邻里,跟那么多熟悉的顾客一路走到今天,彼此都留下了很多感情,他们也舍不得我,我也舍不得他们。很多人老早就开始跟我留电话了,今后还会继续联系的。他们说,只要离得不算太远,一定还来我这里理发。老手艺舍不得丢,只要我还做得动,肯定会坚持做下去。”
美发行业是民生行业,本质是服务业,服务业就该以满足客户需求为中心。就像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所说的,“顾客决定着企业是什么”。不得不说,近年来有一些理发店给人们留下不好的印象。本想简简单单剪个发,可一进门却被所谓的“总监”“首席”包围,没个上百元剪不了一次发,剪发期间,理发师要么不断推销办卡,要么频频贬低顾客,推荐各种产品或服务……最后,花完钱却发现不是自己想要的效果,“花138元找首席剪完发崩溃大哭”等新闻频频登上热搜。
回过头来看,像晓华这样所谓“听得懂话”的理发师,以及上述上海的这些小街弄堂里的“剃头师傅“,其实就是能认真了解顾客的需求并予以满足。而另一些理发店也并非真的“听不懂话”,而是忽视客户需求,只想着谋求利益,结果自然会被顾客抛弃。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理发师、一家理发店有时候不仅仅只是一个理发师和理发店,也可以是一段人生、一个社区甚至一个时代的见证者。上海是一座兼容并包的城市。它接纳着霓虹灯下新式发型设计店带来的时髦靓丽,也包容这些不起眼的甚至没有店招的老式理发店带来的人间烟火气。时间是铁证,坚守是真心。经历数十年的岁月更替,这些烟火深处的老式理发店始终未变,它们守住了城市的记忆。撰稿|阿晖
本平台所发布信息的内容和准确性由提供消息的原单位或组织独立承担完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