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要求更多权利

　  【背景】
　　 截至2012年，中国共有7.67亿就业人口，其中82.7%在城镇非农业部门工作。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中国都不可逆转地告别了农业国的历史。
　　 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到2011年达到峰值，2012年开始下降。劳动力供应不足加上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强烈的权利意识和诉求，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正大幅提高。“中国制造”将不再廉价。
　　在朱槠基担任总理的年代里，中国放弃了在劳动关系的问题上纠缠于意识形态之争。朱槠基主导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成千上万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破产、重组，工人失去工作，不得不重新学习在市场化的环境中生存。同时，数以亿计的农民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这个混乱的过程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但也遗留下很多痛苦的后遗症。拖欠农民工工资就是其中之一。
　　2003年10月，上任不足一年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三峡库区云阳县考察时，遇见当地农民熊德明。熊德明向温家宝反映，在外打工的丈夫有2000多块钱的工资长期被拖欠，影响孩子交学费。温家宝亲自为熊德明家讨要这笔工资，一时传为佳话。
　　在温家宝担任总理的10年里，中国的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跃居世界第二。中国利用加入WTO的契机，延续了一条以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推动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发展战略。劳动关系的市场化改革对继续对发挥了关键的支撑作用。
　　温家宝讨薪的故事反映出中国政府在劳资关系中扮演的强势角色，也反映出中国正在经历的巨大的历史转型。这个转型涉及中国的意识形态、经济战略、中国的人口状况，以及政治人物如何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解决一些复杂而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温家宝的压力下，各地从2003年开始清理积欠的农民工工资。尽管2009年之后，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再次反弹，但规模远不及2003年。这可能是过去10年中，温家宝政府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


从讨薪到立法

　　为应对国企改制和民营企业发展所带来的劳工问题，中国加强了针对劳动关系的立法活动。过去十年里颁行的涉及劳动关系的法律是历史上最多的。2007年，中国颁布了《劳动合同法》。这是个特别重要的法律，它禁止企业在没有合同保护的情况下用工，也限制企业任意解聘员工。长期以来，这正是中国企业所做的事情。2012年，这部法律又进行了修改，专门针对中国普遍存在的劳务派遣作了修订。
　　尽管工会在中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2001年颁布的《工会法》修正案和2007年实施的《劳动合同法》，还是保障了工会通过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以维护职工权益的权力。这为未来工人通过组织来保障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到2011年末，全国共签订有效集体合同96.2万份，覆盖职工1.22亿人。
　　为推动执法监察工作，2004年国务院颁布了《劳动保障监察条例》。2011年发布的“十二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要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切实维护劳动者权益。针对近年来劳动争议频繁激增和这项制度存在的缺陷，2007年又颁行了《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该法创新和完善了劳动争议的处理机制。
　　在劳动标准方面，2004年修订《最低工资规定》，建立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两档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除经济危机的2009年，每年都有20多个省调整标准。目前，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深圳的150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北京的14元。
　　在过去10年里，我国还颁行了《社会保险法》（2010）、《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2011）及《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2013）等劳动保障重要法律政策。
　　正是在这十年，中国适应市场经济的劳动关系调整机制初步形成。

法外之地仍然存在

　　劳动合同已经成为中国人最熟悉的事物。“单位”意识淡化，通过劳动合同来建立市场化劳动关系并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2008年实施的《劳动合同法》进一步强化了我国劳动关系的契约化。据统计，2011年末全国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86.4％。
　　但在实际经济中，中国发展出了复杂而高度弹性的用工机制。国企中的劳务派遣、家政业的非全日制用工及微型企业帮工等非正规的劳动关系有明显增加。中国的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普遍实行“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劳务派遣大行其道，新员工不再和老员工享受同等的薪酬和福利待遇。目前通过劳务派遣形式的在岗人员已经达到6000万人。在部分央企，甚至有超过2/3的员工都属于劳务派遣，俨然成为企业的主流用工方式。
　　到今天，仍有部分群体未签订用工合同，如事业单位改革中的大量工勤人员，50多万农电工人、330万保险经销员、200多万出租车司机，用工荒背景下愈加增多的学生工甚至童工，家政用工，生产线外包工，军队用工，社会导游，职业运动员，以及国际投资中的劳务外派人员等，都亟需出台立法或政策以保障其权益，规范其劳动关系。
　　在过去的十年里，特别是后期，一种新的不平等日益体制化。那些控制经济发展命脉的国有垄断企业，通过其行政垄断地位、政府财政补贴和少缴利税，其正式员工的薪酬和非货币收入普遍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行业间收入差异巨大，在企业内部，大量使用的劳务派遣工与正式员工相比，也存在明显的同工不同酬现象。


年轻工人要求更多权利

　　在过去10年里，劳资冲突的加剧是中国最值得重视的问题之一。这极有可能会影响到未来10年中国经济的走向。
　　中国已经有2.6亿农民工，他们的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和团结意识显然在不断增长，在年轻一代中尤其如此。学术界把那些出生于19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称作新生代农民工。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的专项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为8487万，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
　　同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整体较高；大多数人不再“亦工亦农”，而是纯粹从事二、三产业；就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工作勤奋。
　　这些年轻工人在进入工厂之前，已经在学校中接受了城市生活方式。他们广泛使用互联网、工余时间与同伴好友不时聚会，进入各种娱乐场所消费，这决定了他们的发展预期。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有更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其维权态度更为积极。据统计，新生代工人当权益受到侵害而采取投诉行为时，以集体投诉方式进行的占45.5％。在诉求内容上，劳动者已产生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要求，从基本权利诉求转向利益诉求。
　　10年来，中国的劳动争议激增，且重点正在从个别争议转向集体争议。尤以2008年下半年以来，那些保护劳动者的法律开始显示威力。由于经济危机加剧，企业裁员破产、劳动争议显著增加。2010年，全世界最大的电子制造企业富士康连续出现工人跳楼自杀事件，这些都加深了中国社会对工人权益的关注。同一年，广东南海本田公司发生了罢工事件，并推动了各地以提高工资为目标的罢工停工行动。
　　总的说来，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中国的工人正在寻求“体面劳动”。但要实现这个目标，他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实际上，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情况在中国仍很普遍。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已进入职业病高发期。全国30多个行业和2亿劳动者不同程度遭受职业病危害，600万尘肺病患者挣扎在死亡线上。
　　另一个牵动人心的问题是，中国的收入分配呈两极分化的趋势。据全国总工会的资料，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占比连续22年下降，致使劳动者不能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为了让占中国就业人口多数的工人感到满意，由此保证社会稳定，中国政府还需要解决很多重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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