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体焦虑：越减肥，越烦恼？

　　今年春晚最吸睛的有两件事，一是葛优首度登台，另一件是：48岁的闫妮真的瘦了。此前，闫妮美照被网友质疑是修图的成果，这次上了春晚，瘦身悬案水落石出。第二天，许多公号把闫妮之前减肥的励志故事重新创作了一遍。

　　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闫妮身材上热搜的背后，我们读懂的，不仅仅是她的身材，而是她的自我要求。有时，保持适度焦虑，保持适度自律，其实都是自我的成长。”

　　其实，现代都市人最不缺的就是焦虑了。古人感叹“佳人难再得”，如今，电视、杂志、手机上天天可见“身材永远不变形的维秘天使”。而这些美女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全都瘦得不像话。

　　“形体焦虑症”成了全社会的通病——随处可见的减肥广告戳中人们骨子里的自卑和不安：“永远不要小瞧一个能够控制体重的人”“嘴巴都管不住，你还能干什么？”……人们谈论着减肥、健身和整形，胜过谈论全球暖化和粮食危机。而我们身边，真胖的在减肥，那些真瘦子也成天嚷着减肥。

　　在对于美的追求与焦虑感的纠缠下，我们怎么越来越不开心了？

秤、镜子和卡路里

　　“春节里大吃大喝真是一夜回到解放前。”“哎呀，这个春节我足足胖了五斤。”“我肚子圆得以为自己怀孕三个月了，吓得我今天晚饭都没吃，要赶紧练起来了”……春节复工前的一天，白领林玲（化名）的微信群里，女性友人都在为“每逢佳节胖N斤”而烦恼。但在林玲看来，说这些话的女生其实都不胖，有几个还有点偏瘦。

　　比起她们，从小属于易胖体质的林玲反倒没有这方面的焦虑。假期里没有暴饮暴食，年初四（2月8日）就恢复了锻炼的她这个春节还成功减了0.3公斤。更让她欣喜的是，这0.3公斤的背后，是1.2公斤脂肪的减少和0.9公斤肌肉的增加。

　　“现在比起胖，我更害怕松。尤其随着年龄的增长，几天不运动，肉就松了。即使体重一点没涨，人也会看起来大了一圈。” 体重一度达到140斤的林玲坦言，在减肥的道路上她也走过弯路，“上大学时通过节食减肥的方法减掉过22斤，但工作后一放开吃很快就反弹了。”她还一度讨厌在镜子面前“审视”自己，偶尔不经意瞥过，总觉得自己就是一坨肉，胖脸短腿小身板，简直糟透了！

　　后来通过运动加合理饮食的方法，真瘦了的林玲也曾非常在意体重秤上的数字，“每天都上秤，还会照镜子掐自己腰上的肉，哪怕是胖了一点点，心情也会跌到谷底，接下去的几天就会很严格地控制饮食，记录每天摄入的卡路里，加上更大强度的运动。”

　　但随着健身的深入，林玲认识了很多拥有健美身材的朋友，并接触了大量正确的健身理念。慢慢地，她口中的“减肥”变成了“减脂”“增肌”“塑形”，她也不再那么在意每次体测后体重那一栏的公斤数，而更关注的是“肌肉”“脂肪”“体脂率”“腰臀比”这些更为具体的指标，“我们想要更好的身材，其实是要‘瘦’，而不是‘轻’。”

　　但很多为身材感到焦虑的人，却更在意的是“轻”。在健身房，就经常有姑娘跟林玲搭讪：“你健身后减了多少斤？”每次遇到这个问题，她都非常汗颜，“健身后体重还真没到过最轻时的重量，反而有时候还胖了好几斤。”

　　有次，林玲看到一个明明已经瘦成竹竿的姑娘拿着刚做完的体测表，一边摇头，一边嘟囔着“又胖了”。她好心上前看了看表上的数据，并告诉她：“你长的是肌肉，不要紧的，没胖。很多人想要增肌还长不了呢。”类似的话林玲听过很多。“她其实是很多人的缩影：对自己的身材容貌充满着莫须有的焦虑。”

　　“如果我的脸再小一点/腰再细一点/腿再长一点/皮肤再白一点/看起来再年轻一点……那就好了。”很多人照镜子时都会产生类似的想法。一个人对自己身体的审美和性吸引力的看法，在学术界被叫做“体像”（body image）。这个词最早由奥地利精神分析师Paul Schilder在1935年提出。当我们对自己身体的看法是负面的、消极的，认为它不符合社会和自我的期待时，就会产生形体焦虑。

　　大多数人都有过这种对形体的焦虑，但这种焦虑不会持续太久，更多的是应激性的反应，可能一小段时间之后就自行消散或是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但对于那些真正形体焦虑的人来说，这种困扰挥之不去，即便他们达到了阶段性的改善目标也不会满足，很有可能用一个更苛求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进入新一轮的低落。

　　研究表明，形体焦虑度比较高的人，与个性中的“内向性”有一定的相关度。此外，对审美高度敏感的人、完美主义的人，都可能会更容易产生形体焦虑。除了基因与个人特质的影响，文化环境也有着很大的影响。

焦虑的不只是女性

　　并不是只有现代女性才有形体的烦恼。《乱世佳人》里的郝思嘉用鲸骨把腰束成17英寸——现代医学证明，这种做法会限制呼吸，引起便秘和尿失禁。

　　对于不同的文化环境、不同的人群，形体焦虑也有着不同的体现。

　　英国《每日邮报》多年前发表过题为《女性一生中花近一年的时间计算卡路里和担心体重……不过男性也没逊色多少》的文章。文章称，根据最新的研究表明，女性通常每天有约21分钟思考或谈论其饮食，即每周有2小时以上的时间在做这些。这意味着，她们每年有127个小时为其身材感到焦虑，以成人平均寿命为67岁以上计算，就相当于约355天，将近1年。而男性时间少一些，但少得不多——男性每天有18分钟，即一年109个小时。

　　文章还指出，调查中有一半的人声称对自己的体重不满意，并通过监测卡路里来控制饮食。成人一生中平均花费338天来计算卡路里——这相当于每天有20分钟，每周超过2个小时，每年平均有121个小时查看标签上与卡路里相关的内容，谈论卡路里或者思考卡路里问题。而且不仅女性试图打赢卡路里战争；近2/5（38%）的男性承认会查看包装背面的营养信息，试图保持苗条身材。

　　科技的进步更让人们可以全天候计算卡路里，有超过1/5的英国人报告说，他们使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来跟踪计算自己正在消耗的卡路里，而近1/10的人使用专业网站来监测其摄入的卡路里，还1/6的节食者仍用老式的笔和纸来记录饮食日记。

　　在美国，针对大学生的调查结果表明，亚裔女性群体经常报告有形体焦虑，并感到自己在吸引力上不如美国白人，但实际上，她们是在线社交中最抢手的对象之一。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调查中，亚裔女生对自己的外表进行过低的评价的比例（24%）是白人女生（12%）的两倍。

　　比起女性，男性对自己形体的焦虑主要来源于自己的身高，以及是否拥有强健的肌肉。2012年的一次调查显示，10.5%的受访者承认摄入物质以增进肌肉，有6%的受访者承认在训练肌肉时使用类固醇激素（长期摄入会增加抑郁、自杀倾向、心肌症的发作概率，对青少年的风险尤高）。两年后，一项针对青春期的男孩的研究则显示，近18%的男孩对自己的体重和形体非常忧虑。而那些极度担心自己形体的男孩，不仅更容易抑郁，也更有可能形成高危的行为习惯，比如酗酒、吸毒等。

要么瘦，要么死

　　化妆品，健身房，减肥药，整形手术……蓬勃发展的美丽产业许诺我们：像明星一样美，这个标准是可以达到的，只要你更努力地保养，更努力地锻炼，更努力地节食。换言之，我们的身体成了一个“半成品”，如果你还不够完美，是因为你还不够努力。

　　最新一季综艺节目《奇葩说》里有一道辩题是：“长得太胖被同学嘲笑欺负，要不要减肥？”这期节目的最后，节目组达成共识：“这是一道有关校园霸凌的题目。”

　　但现实生活中，难道只有学校里的“小胖子”被嘲笑、被欺负吗？答案显然不是。甭管你是“小胖子”“大胖子”还是“老胖子”，各个年龄段的胖子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嘲笑和欺负。这些嘲笑、谩骂、羞辱不仅仅来自于同学，它可能来自于你的人生伴侣，来自于你的同事、朋友，来自于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来自于大众媒体，甚至可能来自于你的父母亲人。

　　对于“胖子”的歧视，不仅仅是显性的嘲笑和欺负，还包括隐性的孤立和拒绝。例如，童年时期的同伴拒绝和同伴疏远，成年时期的职场拒绝和能力否定。

　　不仅如此，人们还要对肥胖者进行道德绑架：俗语有云，心宽体胖。因此，体型肥胖的人就必须心宽似海，笑纳所有的歧视和羞辱，否则那就是玻璃心，没肚量。

　　于是，“要么瘦，要么死”成了当下很流行的减肥口号。

　　把“胖”和“死”划等号，这句口号所隐含的极端价值观令人不寒而栗。但现实生活中，真的有许多人因为对“瘦”和“美”的执念，疯狂减肥而致死。

　　在聚集了上万名用户的百度“暴食症吧”里，很多病友都知道一对母女的故事。

　　女儿因过度减肥死亡。在她大学毕业后的两年里，考研和国考接连失败，只得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控制身材上，到最后，连最信任的身体也背叛了她。在人生的最后时光里，她写道：“胃溃疡，继发性闭经，胃食管反流，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毛病，或许有一天，这个被我折磨的身体就会像老化的机器再也不运转了……”

　　女儿死后，悲痛的母亲在同一个贴吧里写下了一条帖子：“自从你离开我合上眼睛的那一刹那，我的心都碎了。孩子，你本不胖只是略显丰满，可你却不知道听了哪位高人的误导落入减肥的魔杖（掌），这三年来这魔杖（掌）掌管了你的命运，榨干了你的气血又控制了你的灵魂直到油尽灯枯。胖瘦难道比生命更可贵？我恨自己无法早点发现你的秘密，结果无法逆转，妈妈欲哭无泪。”

　　如果形体焦虑超越了心理承受的界限，就可能进入了精神疾病的范畴。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进食障碍诊治中心，陈珏主任经常能看到父母对孩子“减肥”的指责。

　　陈珏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心身病房主任、进食障碍诊治中心负责人。她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这几年，进食障碍患者越来越多。陈珏记得，1998年，她刚刚从事精神科工作时，整个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一年只能见到一两例进食障碍患者，如今一整天的门诊可以见到二十多人。

　　“进食障碍，又分为神经性厌食症、神经性贪食症和暴食症三种。神经性贪食症的高发年龄段为12岁到35岁，平均发病年龄为18岁，首诊患者中男女比例为1:13。而神经性厌食症的高发年龄段则为13岁到20岁，平均发病年龄为16岁，首诊患者中男女比例是1:11。暴食症的平均发病年龄是23岁。”陈珏告诉记者，她在临床上见过最小的厌食症患者才8岁，“是一个学跳舞的女孩子，对体形的要求比较高。”

　　和所有精神类疾病一样，进食障碍是多因素疾病——遗传因素、人格基础、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共同起作用，陈珏补充道：“‘社会文化’因素，如‘以瘦为美’的审美观和社会价值观，在进食障碍发病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空前发达的社交媒介把原本难得一见的美貌呈现在我们眼前，仿佛它就真实地存在于我们身边，触手可及。陈珏给记者举了个例子，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位精神科兼文化人类学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对进食障碍的一项文化人类学研究非常出名，她研究的对象是太平洋岛国斐济的年轻女孩，研究结论是媒体在进食障碍传播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斐济，自1995年一些美国肥皂剧，像《六人行》《甜心俏佳人》《飞越情海》等首次播放后，女人患厌食症的人数剧增；每天看肥皂剧至少3次的女人比从来不看的人更容易对自己的身体不满，甚至产生扭曲不真实的体像。

　　“对体形不满意，过度追求完美，自卑和刻板，都是引发进食障碍的高危因素。”陈珏说，临床上，主动来就医的贪食症患者比较多，“长期反复的暴食与催吐严重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也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内心痛苦。相反，厌食症的患者往往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问题，反而会觉得自己还不够瘦，多数由家人带来就诊。”

　　但事实却是，神经性厌食症的死亡率高达5%—20%，是所有精神科疾病中死亡率最高的。患者最后往往因多器官衰竭致死。2010年，法国女模伊莎贝尔·卡罗就因患厌食症离开了人世。

　　国外学者则发现，神经性贪食症患者同时患有抑郁症和焦虑障碍的比例在50%以上，这些患者还可能共病物质滥用、冲动／冒险行为和边缘型人格障碍特质。

　　陈珏说，以前很多患者并不知道进食障碍是精神科需要处理的问题。在诊疗中，很多家长都觉得吃不下饭是肠胃问题，要看消化科；闭经是内分泌问题，要看中医或内分泌科。很多时候，病情都被耽误了。

　　“患者年龄越小，越早接受治疗，没有严重的营养不良和躯体并发症，家人的支持越大，神经性厌食症和神经性贪食症的治愈率就越高。”陈珏表示，进食障碍是可以治疗的疾病，治愈率在5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