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的疾控经验

　　一年前，也是初冬时节，上海一所小学里学生出现群体性呕吐腹泻，家长们担忧是学校食堂出了问题。

　　接到学校报告后，小学所在区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立即派出专业人员前往开展调查处置工作。首先要做的就是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来寻找病因，疾控人员不仅要对患病学生进行详细问询，还要访谈教师、保健老师、食堂工作人员、学校负责人等相关人员，搞清楚发病的时间分布、班级分布、人群分布的三间分布特征，了解患病学生临床症状、发病过程等信息，细细梳理学生在校就餐和集体活动。然后对学校教室、食堂、公共活动区域等开展卫生学调查，为确定病因提供客观线索，探查食品原料及来源、食品加工操作过程、餐具及用具清洗消毒、保洁情况、食品从业人员健康状况等可能引发食品安全问题的各个环节。疾控人员还要采集午餐样本和患者呕吐物、肛拭子，以及教室、厕所等公共活动区域环节样本，送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进行检测鉴定和病原体分型，来确认病原体。

　　第二天，区疾控中心向社会公布了调查和实验室检验结果：在学生呕吐的样本中检测出诺如病毒。这个结果说明，引起孩子们呕吐的原因并非网传的食物中毒，而是诺如病毒感染。当时，上海已经进入诺如病毒高发期，诺如病毒传染性很强，是急性胃肠炎的主要致病因素之一。人感染诺如病毒后起病迅速，通常在24-48小时内即可出现症状，主要症状为恶心、呕吐、发热、腹痛和腹泻。

　　疾控专业人员通过现场调查和实验室检测，迅速找到了小学生群体性呕吐腹泻事件的原因，为孩子们的治疗和避免更多孩子感染诺如病毒赢得了时间，同时也避免了不必要的误解和社会恐慌。

　　只有在类似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才看到疾控专业人员的身影，体会到他们工作的重要性。平常，我们很难觉察他们的存在。

　　在上海，有三千余疾病预防控制专职人员，还有更多的医务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配合疾控系统的各项任务，共同守护上海2400万居民的健康。他们，如隐形的钢铁侠，编织一张健康安全之网。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国内最早成立的省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1年的疾控专业化、精细化探索之路，为上海带来疾病防控的优异成绩。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和2019年两次视察上海都强调了城市的现代化治理。“上海要继续探索，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管理新路子。”在上海这样的超大型城市，公共卫生管理也需要现代化和精细化，而过去几十年上海在疾病防控上的众多经验，正好说明了管理现代化和精细化的必要性。

　　健康，是每个人的“第一幸福感”。“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保障“全民健康”正是疾控人的每天的工作。

这些学医的人究竟是干什么的？

　　不久前，一篇名为《有一种学医的人，存在感真的太太太弱了》的网络漫画在网上热传，做疾控工作的人看了深以为然——同样是学医的，医生大家都知道，但如果你说自己是疾控部门的，很多人脑子里升腾起一百个问号。

　　疾控工作到底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生活？疾控工作到底做些什么？

　　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先来看一组数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居民健康指标持续改善，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5岁提高到2018年的77岁，婴儿死亡率由200‰下降到6.1‰，孕产妇死亡率由1500/10万下降到18.3/10万，国民主要健康指标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位于经济发达地区的上海市居民健康指标更高，2018年上海户籍人口期望寿命83.63岁，上海地区婴儿死亡率为3.52‰；孕产妇死亡率为1.15/10万。上海民众的三大健康指标连续十多年保持国内领先，并达到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领先水平。

　　上海市疾控中心主任付晨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介绍，国内外已经做过多个研究，说明公共卫生对人均期望寿命的影响。

　　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1900年-2004年，美国人均期望寿命从47.3岁提高到77.5岁，提高了30.2岁，其中公共卫生的贡献度为87.8%。

　　复旦大学郝模教授团队的研究结论认为，从1950年-2010年，江苏人均期望寿命从51.9岁提高到78.5岁，提高了26.6岁，其中公共卫生的贡献度为77.9%。

　　“可以说，人类社会发展史，也是一部人类与疾病不断抗争的历史。而公共卫生的发展，对人类战胜重大疾病威胁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显著提升了全世界的人群健康水平。”付晨主任说。

　　疾控工作者，都会提到“曲突徙薪”这样一个故事。《汉书·霍光传》记载：“臣闻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傍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应。俄而家果失火，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

　　故事说的是，客人见主人家里烟囱是笔直的，灶旁堆放了柴火，劝告主人要改成弯曲的烟囱，并把柴火移到房外，以免失火。主人不听，后来真的失火了，邻居赶来救火。火灾扑灭后，主人设宴感谢帮助救火的邻居，却仍然没有重视到当初劝告他预防火灾的人。

　　这个故事形象地说明了疾病预防和健康管理的重要性。

　　付晨主任介绍，疾控系统的职责是预防控制各类疾病和健康危害因素，提高公众健康水平，保障国家（地区）公共卫生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70年来，在各种重大疾病威胁面前，上海各级疾控机构（及其前身——卫生防疫站）始终冲锋在前，倾尽全力，为上海这座城市构筑了牢不可破的公共卫生安全屏障，赢得了一场场城市保卫战的胜利，及时、高效、专业地守护一方平安，有力地维护了上海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疾病预防的“上海经验”

　　上海疾控工作的成绩单上，记载着这样一些重大事件：

　　——新中国建国后，面对传染病肆虐，积极防控各种重大传染病，相继消除了血吸虫病、丝虫病、脊髓灰质炎、麻疹、白喉、疟疾等传染病。

　　——上世纪70年代，有效防控桑毛虫皮炎疫情（发病人数50万人）。

　　——上世纪80年代，有效防控甲肝大流行（发病人数34万人）。

　　——2003年，有效防控非典疫情，取得了“无群体性暴发、无社区传播、无医务人员感染”的防控效果，受到世界卫生组织高度赞誉。

　　——2013年，全球首次发现并有效防控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疫情，受到世界卫生组织高度赞誉。

　　——近年来，有效应对了福岛核辐射污染事件（2011年）、浦东儿童血铅超标事件（2011年）、黄浦江死猪污染事件（2013年）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承担了世博会（2010年）、进博会（2018年、2019年）、全球健康促进大会（2016年）等重大活动公共卫生保障；圆满完成汶川大地震（2008年）、印度洋海啸（2004年）等重大灾害救援。

　　1998年，上海市疾控中心正式成立，将过去的市卫生防疫站、市结核病防治中心、市寄生虫病防治中心、市劳动卫生研究所、市肿瘤防治中心、市心脑血管疾病防治办公室、市皮肤病性病防治中心七个部门合为一体。成立上海市疾控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适应疾病谱的转变，资源整合，提升效率。

　　付晨认为，上海疾控体系的“成绩单”，主要来自制度创新和精细化管理。

　　疾控部门首先划定了重大疾病（新发输入性传染病、烈性传染病、五类重点慢性病）、重要场所（学校、医疗机构、养老机构、重点公共场所、具有职业健康危害的企业）、重要危害因素（环境、食品）、重点人群（儿童青少年、老年人）等关注重点，将预防关口前移。同时发挥现代医学科技和信息技术在监测、干预、评价中的作用。

　　现代管理，要靠现代技术。上海疾控系统拥有各类疾病和健康危害因素监测系统91种、监测点累计1.5万个、监测信息采集430万人次/年、监测样本采集60万件/年；实验室检测能力强大，上海市疾控中心认证检测参数1600多项，国内位居前列，部分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科学的管理还要靠人，作为亚洲医学中心，上海也拥有大量的专业人才。

　　上海市疾控中心在信息技术的应用上，很早就提前布局。

　　上海市杨浦区大桥街道的“智慧健康驿站”，居民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健康了。刷一刷身份证、医保卡或手机登录，就能进行身高、体重、体脂、腰臀比及反应时、握力、肺活量等11项体质检测，获得一份健康和运动处方；也可以自助测量血压、脉搏、血糖、心电图等11项健康指标，通过简单人机对话等进行老年人认知状况、脑卒中、大肠癌危险度等15项风险评估与简单筛查；自检自测自评的数据会实时传入居民的健康账户，方便对于自身健康的跟踪管理……“智慧健康驿站”是上海2019年年初开始实施的市政府实事项目，首批85家智慧健康驿站顺利完成建设、验收，近期起正式面向居民开放。

　　上海市疾控中心信息所所长夏天告诉记者，健康驿站里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健康数据采集，就是上海在健康管理上的信息化尝试。“信息化技术可以将居民健康的被动管理，转变为健康的自我管理。”

　　另一个走在前面的“黑科技”，是上海首先实现了“健康期望寿命”的测算。公众现在已经熟悉了“期望寿命”的概念，不过通过寿命表测算出的“期望寿命”只能说明生命的长度，不能说明生命的质量。比如人均期望寿命83岁，究竟是躺着活到83岁还是站着活到83岁，过去我们并不清楚，“健康期望寿命”就试图找到生命质量的数值。夏天介绍，这些年发达国家逐渐用“健康期望寿命”替代“期望寿命”，因为“期望寿命”的上升空间已经很小，很难衡量出社会的经济水平和卫生水平的变化，需要用“健康预期寿命”这个更加精准的指标，这个指标可以指导社会从哪些方面做出努力。

　　2016年，上海市疾控中心信息所依托第四轮上海市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开始着手研发“健康期望寿命”的测算和长效机制的建立。上海是第一个完成“健康期望寿命”测算的内地城市，待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后就可以向公众公布这个指标。

　　夏天介绍，这个数据的测算非常复杂，不仅需要出生、死亡、疾病监测的数据，还需要诊疗数据、伤残数据、精神疾病数据等大量数据整合才能够做出预测。上海能做出这一指标，得益于本市历史悠久、全面准确的疾病监测体系，以及从2012年开始推行的基于电子健康档案的上海健康信息网。

　　在信息所，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刘星航是多名专业技术人员之一，他感慨说，到疾控机构工作后感受到一个与其他机构最大的不同，作为“IT男”，刘星航过去认为技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而到了疾控部门，信息化的实现还受制于很多现实条件，因此在信息系统的开发上，需要更多地考虑真实的应用。

　　夏天介绍，疾控系统的信息化要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实现更好的居民健康管理，一个是给居民带来更多的方便。在免疫接种领域，上海已经实现了免疫信息的查询，明年将实现免疫接种的网上预约和网上支付。

超大城市面临的挑战

　　付晨认为，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人流物流频繁，国际性会议赛事活动多，疾病输入的风险依旧大；重医轻防的观念根深蒂固；慢病“井喷”，防控任务艰巨，健康素养和生活方式的养成任重道远……这些都是上海面临的挑战。

　　慢性病、健康危害因素成为上海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受到人口的老龄化、居住城市化、生活方式改变等因素的影响，上海的慢性病发病率上升迅速，死亡率下行趋势不明显，累积的患病人群规模日益庞大。其中，成人高血压患者约600万，糖尿病患者约350万，肿瘤患者约40万，眼下，降低这一数据已经显得迫在眉睫。”在谈及上海慢病患者现状时，上海市疾控中心慢性非传染病和伤害防治所所长施燕坦言，慢病存在面广量大的特点，病程较长，影响因素较多，疾病负担沉重，亟需有效措施进行管控，争取降低慢病发病率、死亡率和患病率。

　　在上海，慢病预防控制工作由市区两级疾控中心，以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具体实施落实。上海市疾控中心已经建成了社区慢病综合防治模式：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具体落实各项措施，对健康人群到患者进行全程管理，对慢性疾病进行规范诊断，而在慢病管理过程中，如果碰到控制不佳的患者，再转诊到上级医疗机构，进一步提供一个治疗方案，等病情稳定了以后，再转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双向转诊。“上海市疾控中心在此过程中进行全程质量控制，提供筛查和干预技术，帮助患者实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早期康复。”施燕说。

　　“筛查”是疾病预防的重要措施，大肠癌是国际公认可通过人群筛查来早期发现从而降低死亡率的恶性肿瘤之一。国内外大量实践证明，粪便隐血试验结合肠镜检查是目前最有效的大肠癌早期筛查手段。从2013年以来，上海市疾控中心便开始为300多万社区居民免费提供大肠癌筛查服务，显著提升了患者的5年生存率。

　　“筛查最难的其实是观念的改变，一些居民认为我没病没灾的，你却告诉我要做癌症筛查，太晦气。”作为慢病防控的一线工作者，肿瘤防治科副主任医师吴春晓说：“我们就组织专业人员一个社区接着一个社区来回跑，努力地宣传和动员，在大家的坚持下，大肠癌筛查项目最终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除了理念和政策的助力，慢病管理还需要结合技术上整合、健康服务管理整合、信息系统管理整合，以及数据整合，以此进一步探索整合性的慢性病管理，达到居民慢性病连续、动态的全程健康管理。

　　如今，上海市已经成功建成了基于市区两级的信息平台，在居民健康档案的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的支撑下，上海市疾控中心可以更为便捷地开展社区慢性病患者随访干预工作，并通过信息系统将医院数据信息进行实时推送，支撑疾控业务管理工作。

　　上海市慢性病防治策略实施居民的全生命周期的慢性病健康管理，已经建成了从出生到死亡的全生命周期的综合监测网络。根据监测数据，可以确定大众各生命周期的重要慢性病问题。同时，根据监测数据，也可以辅助上海市疾控中心制定不同策略以开展相关的慢性病健康管理工作。

　　付晨说，健康问题的治理，不能靠卫生部门一家，更不能是疾控一家单打独斗，而是政府、社会、专业机构、公众形成合力。还是以慢病防控为例，WHO提出“5×5慢性病防控策略”，即5个重点慢性病；5个重点危险因素。可以看到，5个重点危险因素（不健康饮食、吸烟、空气污染、有害酒精使用、静坐）的控制，都涉及卫生以外的部门。

　　他介绍，推动健康融入所有政策，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抓手——健康影响评估机制。“健评”制度类似于“环评”制度，目前，疾控人正在呼吁，未来在开展重大规划、重大政策、重大工程前都要对人群健康影响进行评估，成为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制度保障。

　　健康是大民生，关系百姓切身利益和幸福生活。付晨说，上海疾控体系二十年发展，顺应了时代发展趋势和人民健康需求，为我国疾控事业的改革发展贡献了上海力量。接下来，上海疾控必须对标国际先进水平，为上海打造“全球健康城市典范”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