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牢公共卫生安全这座“隐形墙”
2003年那场波及全球的SARS疫情，让“疾控”二字真正走进市民的视线，那些穿着白色防护服、戴着面罩的疾控人形象备受人们的尊敬。
不光是疫情来临之际，以防控疾病、促进健康为目标的疾控工作时刻就在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中。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有这样一支队伍，从空气质量、环境水质到工作环境、食品安全和营养，从听起来高端神秘的健康危害因素监测评估到寻常百姓的三餐营养搭配，都是他们的职责本事。
这支队伍指的就是上海市疾控中心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与控制所团队。职业卫生、食品卫生、环境卫生、职业卫生、放射卫生，这“五大卫生”是这支队伍的监测领域。
采访中，在疾控领域干了30多年的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郭常义反复强调， “危控所的工作一是通过对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开展监测，捕捉影响上海市民的健康风险，为政府决策提供对策建议，这是我们的看家本领。另外还有一项工作就是突发事件处置，它就跟公安刑事侦查一样，通过现场调查与实验室检测，并在循证的基础上，找到证据并确认‘元凶’，最后形成报告帮助政府部门作出相应的决策”。
多年来，郭常义和他的团队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的工作，筑起了城市公共卫生安全的一道“隐形墙”，守护着城市居民日常生活。
水箱一年洗两次，从检测到法规
说到水箱，大家一定会立刻想到每幢楼的楼顶上那个用于储水的巨大箱体。其实，“水箱”不单指屋顶水箱，还包括一般位于楼房底层的蓄水池，它们和水泵、阀门、供水管道等都属于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设施，共同成为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的重要环节。
上世纪90年代早期，上海的十多万个水箱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有的水箱材质不达标，有的水箱没有盖子，还有的地方小孩夏天到水箱洗澡，甚至有些水箱施工完后，工人就将木板、铁锹、水泥刀，甚至是雨靴都扔在其中。
“市民成天喝这样的水，健康风险自然很高。当时我们的饮用水水质口碑是很差的。”郭常义回忆道，当时疾控部门动了很多脑筋想要消除上海水箱的健康隐患。
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立法。郭常义带领团队起草相关法规条文。为了继续推进此事，郭常义主动找到媒体，将这个问题写成了报道，小小水箱受到了高层的重视。
当年底，《上海市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卫生管理办法》正式颁布。“从此上海二次供水走上了法治化管理的轨道。”郭常义告诉记者。有意思的是，当时为了决定水箱一年清洗几次还引发了不小争议。“我们为政府起草的草案是说一年清洗一次就够了。但领导看了报道觉得这么多问题，最终确定为一年清洗两次”。
从2003年起，上海市疾控中心协同各区疾控工作人员有计划地对上海市居民生活饮用水进行监测，共同制定每年的饮用水卫生监测方案。2005年后，根据《卫生部关于加强饮用水卫生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了对饮用水供水单位取水、制水和供水全过程的卫生安全监测。监测点覆盖了本市全部水厂，2012年起，通过监测点调整，完善了涵盖农村和城市的城乡饮用水卫生监测网络。
根据历年监测数据，上海市政府采取了保护水源地、建设新水库、推进水厂集约化和改进水处理工艺、改造输配水管网和二次供水设施等措施。上海饮用水的水质得到了颠覆性的改变，是我国目前不多的水的所有指标都能达标的城市。一些长期在国外生活的老上海回沪后，最直接的感受就是上海的水好喝了。
郭常义说，这样的情况在他们的工作中比比皆是，“我们希望把监测的结果转化为公共政策，转化为法律，转化为标准，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食品安全领域，食品安全科负责人刘弘介绍道，他负责的这个部门的工作主要有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评估，包括对医院、学校的食源性疾病进行监测，对食品安全事故进行调查处置，参与食品安全标准制修订，开展食品安全科普宣传等内容。 “我们通过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发现食品安全隐患。比方说如果发现某类食品中的化学成分、微生物可能存在风险，我们的工作是给政府监管部门决策提供依据；数据结果也可为食品安全标准制修订提供依据；发现隐患可以提示加强监管。我们曾连续在本市种植的小麦中检出呕吐毒素，分析原因，主要是上海地区气候潮湿引起，经我们的建义，政府有关部门改变了相关政策，目前大幅减少了小麦种植。”刘弘表示。
在职业卫生领域，职业卫生科负责人尹艳表示，部门主要工作包括重点职业监测和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前者针对职业人群，后者是上海在全国率先建立的针对工作场所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主动监测。
“通过监测，我们发现，听力损伤（噪声聋）是目前上海职业病发病的一个趋势，近五年人数在不断上升。”尹艳告诉记者，团队每年都会根据主动监测的结果到高危企业进行精准干预（比如建议其改进工艺流程和职业病防护设施以及加强员工个人防护等），并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有针对性的职业病防治策略建议。
全市职业病报告管理和职业中毒事故的调查处置也是尹艳所在部门的工作，上海市中毒控制中心办公室就设在该部门。此外，职业卫生科还承担了市卫健委两项委托工作——上海市职业病诊断鉴定中心和上海市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质量控制中心工作。
福岛核电站泄漏后监测上海环境影响
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导致的福岛核电站泄漏引起了全世界的恐慌。上海距离福岛直线距离也只有2000公里。核泄漏到底会不会对上海有影响？时任副市长沈晓明交给上海市疾控中心一个任务——以专业角度快速评估对上海的影响。
“我们大概花了一天不到的时间，第二天上午就将报告交到了沈副市长的办公室。我们当时的判断是，福岛核电站事件对上海不会有影响，因为气象条件不支持，太平洋洋流方向没有朝着上海方向，鱼群也与我们的鱼群没有联系。”郭常义解释道，“至于形成大气尘埃，要经过一定的时间，可能会在全球范围有一个分布。”
后来的情况证明，上海市疾控中心的预测是准确的。“我们发动各区力量，对整个上海地区的环境做了监测。我们还采集羊的甲状腺进行检测，因为一旦环境里有降尘，羊是最敏感的，会在其甲状腺内富集。”郭常义说，福岛核电站事件后的监测属于放射卫生的领域，当时除了对形势进行研判，还向政府提供了一些对策建议，比如对日本来的水产品，对福岛地区来的人和物，以及船只和压舱水，都提出了管理建议。
为了收集监测数据，危控所每年收集的监测样品数量成千上万，包括职业劳动人员体检信息，水质样本、食品样本，出具的监测报告等，这些数据除了反馈给委托方，也成为了疾控卫生监测数据库里非常重要的一笔财富，点点滴滴累积成了全市的一幅健康形势图。
为大型赛会排除健康风险
日常监测之外，重大活动的保障工作是危控所的另一项任务。郭常义说，在中心应急管理处的统一协调下，“五大卫生”都会在各自的领域开展保障工作。
令郭常义印象深刻的是2010年上海召开的世博会。当时离世博会开幕还有没几天，但主办方却很着急——场馆都装修好了，可里面的气味很大。
凭借多年的实战经验，郭常义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只要加强通风，保持一定的排风量，同时把温度降下来就没问题，后来一试果然效果很好。
出于环保的目的，主办方大胆地在园区内设置100多个直饮水点，“我们参与了市卫生行政部门领导下的前期论证，整个方案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卫监所负责后续监督，企业提供队伍负责日常维护、消毒等。每天这么大的人流量在用，维护频次肯定要上去”。
关于水质，世博会前还有另一件事与上海市疾控中心的工作有关。负责世博中心餐饮的企业发现，两个招牌菜——三黄鸡和水晶虾仁，不管怎么烧，菜都会发黑。有关部门找到了郭常义，到现场调查发现，有问题的不是鸡也不是虾，更不是烹调技术，而是水出问题了。
“厨房非常漂亮，管理也很规范。但我发现放满水的水池，水是蓝盈盈的，就跟游泳池的水一样。游泳池里会加入硫酸铜，防止池壁长藻，厨房用水不可能放硫酸铜。联想起之前做过海水淡化的项目，郭常义判断水里会不会是存在大量的铜离子。
通过反复询问，菜品变色的答案终于浮出水面。餐饮企业所在的建筑提供方为了提高水质，安装了一套钠滤水处理设备，但因为技术缺乏充分论证，因该工艺处理的饮用水基本同纯水，有一定腐蚀性，水经过铜管时把铜管的铜离子“溶”了下来。经过采样检测，事实确如郭常义判断的那样。“按照标准，每升水里最高可含1毫克的铜离子，但这个水每升含3.9毫克铜离子，远远超标了。”
在首届进博会期间，也是这支专业敬业的队伍，针对场馆的建筑装修材料污染、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开展监测评估，发布室内空气污染预警，为全世界呈现出一个“清新舒适”的高规格展会。
凡事提前一步
公共卫生牵涉到千家万户，郭常义深感，书本上的知识远远不够，疾控人必须在岗位上不断地学习、历练和积累，这样才能做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
预防比治疗的性价比更高，影响的人群也更加广泛。这些年，郭常义和他的团队总会从市民健康的角度出发，主动去做一些“分外”的监测评估。比如，随着城市绿化面积的增多，环境优化了，但绿化会不会对健康带来负面的影响，如导致易感人群花粉过敏？又比如，老百姓家里的电器比较多了，变电站多了，电磁辐射对人群有没有影响？
类似的监测项目最后得到的结果是，这些城市生活新变化并没有对市民健康带来负面影响。“我们的预防关卡提前一点，能更好地预防传染病和慢性病的发生”。
民以食为天，营养与健康息息相关，膳食不合理是慢性病主要行为危险因素之一。目前已有的研究证明，营养因素是导致全球死亡和疾病负担的首位因素，不仅与慢性病相关，还与艾滋病、结核病等传染病的发生和发展有关。在一些报告中，影响健康的主要因素，营养排在了第一位。
营养健康科负责人臧嘉捷告诉《新民周刊》，2012年-2017年，上海市疾控中心开展了“上海市居民膳食与健康状况监测”，这是全国范围内首次开展的具有省级代表性的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该报告已于今年通过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监测结果显示，上海市居民膳食能量和产能营养素摄入满足日常需求。不过，居民膳食结构欠合理。尽管油盐摄入量下降，但仍超过推荐标准。营养素缺乏与过剩并存：钠摄入过多，钙、维生素A、B1、B2、C摄入不足。超重肥胖问题凸显。
监测结果还发现，中老年人膳食结构比青年人更合理。城市中心地区、城郊接合地区膳食营养优于远郊地区，远郊地区膳食中钠、脂肪比例高。
在郭常义看来，这个监测结果是个非常可贵的，“我们是入户调查，采取三天24小时调味品称重，看你吃了点什么，家里的油盐调料等都要称重。此外，我们还要对人进行体检，采血采尿，了解生理生化指标”。
调查并不容易。郭常义向记者举例，当时有两所重点学校起初不愿参加，其中一所学校的校长因为学生课业升学压力坚决反对。“如果他们拒绝，就涉及换样本，一换样本，就可能影响调查质量，还会影响工作进度。当时我们卫生系统、教育系统负责人都去做工作。”时任中心主任吴凡、市卫生与健康委和教委领导带队去和校长沟通，整整两个多小时，解释这项工作的意义和社会价值，最终说服了校长。郭常义对此非常感动，“被抽到监测的市民充分理解这项工作对上海市民的健康是有益处的，也做出了许多牺牲”。
“开展群体工作肯定比开展个体工作要难。”郭常义说，疾控人员不仅是医学工作者、科技工作者，更是健康知识的传播者，“这就要求我们不单单会做调查，会做监测，会做研究，同时也要会做工作，尤其要具备跟社会方方面面打交道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