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香港新特首素描

香港特首选战，硝烟满城，战况激烈，3月25日终于尘埃落定。3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温家宝签署国务院第616号令，任命梁振英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这场选战是香港回归以来竞争最激烈、过程最艰难的一场选举。1193名选委的1050张有效选票中，57岁的梁振英以689票（得票率60．9%），击败唐英年和何俊仁两位对手，当选香港特区第四任行政长官人选，将于7月1日上任。这一战果，在三五个月前，没有多少香港人会相信。梁振英的选举工程是一次“愚公移山”，他实践“一步一脚印，证吾道不孤”。当选举管委会主席宣布这一结果时，梁振英没有狂喜，肃穆的脸上，显露出百感交集的神态。他知道，新一届政府的新政风云，将面临严峻挑战。

　　他向在场人士一再鞠躬，而后出人意料，他转身向竞选对手唐英年一鞠躬。接着，他趋前伸出右手，落败的唐英年也微笑着伸出右手。一双手紧紧握着。唐英年向梁振英说了句祝贺的话，此时，梁振英的左手伸向唐英年，四指与拇指分开，紧紧揣着唐的右臂。从政治人物行为学的肢体动作看，这绝对是强者、赢者的握手风范。

　　政治领袖与人握手是有讲究的。这是他们的另类魅力。政治人物的举手投足，都显现其心理状态。梁振英步下台，再度出人意料，他先走向唐英年阵营的竞选团队，微笑着与唐营人士一一握手，而后再回到与他同甘共苦多月的竞选团队握手。

　　一旦胜选，便向唐英年鞠躬，走下台先去唐营握手致敬，这是梁营事先设计的动作。这无疑是一种象征，表示一种态度：大和解。这是他治港新思维的第一步。正如他在稍后的胜选宣言和记者会上一再强调，“竞选已经结束，合作马上开始”，“已经没有唐营、梁营、何营之分，只有‘香港营’”，“希望大家团结包容，将正能量重新注入香港”。胜选后的梁振英，继续每天下基层见市民，会见各党派、各团体要人，仍推进他的“选举工程”。

　　2012年第一季度，在两岸三地关系中，国人最为关注的无疑是两场选举：1月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马英九能否战胜蔡英文；3月香港特首选举，同属建制派的唐英年和梁振英，不论是谁，能否取得过半数的601票。有趣的是，香港这场特首选战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竟有些偶然巧合。两地都是“双英对决”（香港何俊仁胜选几乎无望，可不计），台湾地区是一双男女，香港是男男对决。两地胜选的票数，都是六、八、九，三个吉利数字，梁振英689票，马英九则689万，只是多四个零。更重要的是，梁振英当初出选特首而获中央首肯，正是与台湾有关。

 

 

推动港台合作

 

　　董建华执政时期，曾荫权执政初期，对台关系都相当谨慎，束手束脚，香港极少主动与台湾互动。2009年1月初，北京《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之际，梁振英接受笔者专访，他说：“中央政府给香港的政策其实是很宽松，香港要善于用，要改变思维。人不在当地，不在现场，工作是很难展开的。包括台商在内的台湾经济产业界，在香港有各种名目的机构，有半官方的，有民间的，它们在香港存在肯定有它们的理由，包括港台双边经贸的需要。那么为什么香港就没有在台湾办一些类似的机构呢？”

　　他举例说，台湾业界对香港仲裁中心特别有兴趣，香港律师会和台湾律师协会竟然完全没有联系，香港交易所、香港旅游局在台湾从来都不设机构，刚刚设立办事处的贸易发展局规模极小，难成气候。他又说：“我们有那么多专业团体，有那么多半官方机构，还有政府部门，应该率先去做些事。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来了香港，国民党秘书长来了香港，那么香港也派个司长、局长去台湾，不谈别的，谈谈经贸旅游又如何？特区政府应该主动些，积极些。”

　　梁振英经常去台湾，上世纪80年代，他在台湾地区有业务，每年去几次，2008年他去了台湾3次。2008年10月底，他组建一个香港专业联盟的团去台湾考察。那时他有大陆全国政协常委、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双重敏感身份。梁振英此举，对港台关系融合发展，起了“解冻”关键作用。专业联盟包括律师会，大律师公会，会计师公会，建筑师学会、工程师学会、医学会、牙医学会、园境师学会、规划师学会和测量师学会等香港最大的10个专业团体，代表了属于这10个专业团体的6万多专业人士。除了专业团体之外，他同时还请了香港交易所、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贸易发展局随团。他们与陆委会、海基会等，介绍香港的专业和相关经济功能，这些都是香港有竞争力的、有优势的行业，对促进港两岸三地的经贸往来可以发挥很大效用。

　　2009年8月，台湾地区内部为了要不要和大陆签订“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争论不休。此际，梁振英接受龙应台文化基金会邀请，在台北以“飞跃、躁动——看中国的新眼光”为题发表演讲，分析未来台、港和大陆三地的经济互动。一个月后，时任国民党副主席的吴敦义在马英九告知将由他组阁的就职前夕，密访香港，在台湾一度掀起一阵风波。此行不到20小时，吴敦义在香港会见了梁振英。梁振英在台湾有不少朋友。2012年1月，他对笔者说希望经常去台湾多做交流，多见朋友。他说：“港台关系的面很宽，我们现在谈得最多的就是经济和旅游。港台之间有一个面我们没有好好去开发，这就是文化。台湾把中华文化保存和发扬得特别好，香港完全可以同台湾有更多的接触。港台关系可以是全方位的关系，这也有利于香港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的发展。”

　　梁振英与台湾的互动，在当时的香港没有引起舆论关注，却引起中央政府关注，颇获赞赏。正是梁振英赴台，台湾官员赴港，台港关系由最初松动发展到今天交往频繁而热络，以致通称“小两会”的台港经济文化合作策进会、港台经济文化合作协进会成立。由此，梁振英履新，给推动台港关系发展带来诸多想象空间。

 

推动“稳中求变”

 

　　香港特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刘乃强对笔者说，香港的选举工程，受台湾影响极大。梁振英的当选，印证得人心者得天下，港人人心思变，许多人受不了既得利益巧取豪夺，梁振英出身草根，天下是自己打的，从他的“落区”（下基层）策略，可以看到香港选举工程，确实受到台湾影响很大。特首当选人梁振英提前把这次选战视为2017年普选演习，“稳中求变”诉求，正中港人人心思变趋势，但选后梁振英要推动“稳中求变”，必然有相当挑战。

　　梁振英是警察的儿子，与代表富商或代表港英旧官僚的前三任特区首长相比，可以说他是香港首位中下阶层平民家庭产生的最高行政长官。梁振英透过3年持续不断的努力，将民意支持度从刚开始不足一成，在谁都不看好的态势下，逐步推高民望超逾五成半的高位，更透过稳中求变、重建公平社会的政纲，说服选委。评价梁振英，有人说他冷，有人说他傲，有人说他奸，有人说他狠，更多的人说他狼（这是梁振英在自己竞选政纲中的话）。为负面印象追本溯源，总找不到原始资料，言之凿凿传得沸沸扬扬，却是道听途说。接触过他的人，却又是另一个南辕北辙的版本，有人说他重情重义，有人认为他值得信任，有人觉得他勇于担当，更多的人相信他的能力与魄力，认同他是廉洁正人君子。

　　一个新特首，是要能为香港把脉断症而开出良方的人。有施政纲领，更要有施政灵魂。他要有系统总结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的经验教训，寻找成功经验以进一步推广，找出问题以对症下药解决。提出具体可行的治港蓝图，为香港走出政治经济社会困局，提供可能出路。要促使社会就参选人的政治蓝图展开理性辩论，以构建社会共识。梁振英心里明白，他是在政治弱势中胜选的，就需重新团结各界逐步提振民望，作为有效管制的基础，距离上任尚有百天，他会不时下区接触市民，了解民意，能深化自己的竞选政纲。

　　梁振英当选后发表的胜选宣言表明，积极解决诸多社会问题和香港深层次矛盾，全力制订人口政策，推“港人港地”房屋政策，倡议新市镇地域“桥头经济”扶贫，建立法定机构“金融发展局”而推动香港金融业等多项新政改革。梁振英“行之正道，稳中求变”的竞选政纲中，与内地的关系是一大亮点。

　　梁振英认为，现有与内地的合作机制有待突破。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落实存在问题，它内容丰富，且在每年的补充协议中不断增添新的开放领域，但至今落实效果并不理想；随着内地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各种成本不断上升，在内地的大量港资企业面临经营和转型困难；香港未来经济增长点与国家的发展策略和规划息息相关，但效果缺少官、产、学、研相结合与国家规划相对接待机制。

　　他提出，要建构内地合作的新机制，包括加大力度协助香港各产业加快拓展内地市场，解决“大门开了，小门不开”的问题。针对遇到较多障碍的行业，由特区政府提出，在北京或广东建立和国家商务部、发改委、各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共同建立分行业的联合工作小组和“一站式”服务机构，解决港商遇到的具体问题，并为港商建立一个清晰和可以推广的进入市场程序；提升特区政府驻内地机构的职能，增加相关政策局派驻人手，协助港人港商在内地发展事业；重视在港中资企业对香港的贡献，支持中资企业加入各类咨询机构。

　　他还提出，向国家争取，将现有深圳居民“一年多签”的自由行扩大到珠三角其他城市，同时提升边境通关效率，令珠三角居民来港消费从“旅游消费”逐步变为“日常消费”。高铁香港至广州段以珠三角城际“地铁化”模式运作，尽快研究广深港铁路高铁香港站，实施“一地两检”的可行性和具体操作方案，逐步增加24小时通关口岸，包括深圳湾口岸。与内地协商开办“港人子弟学校”，解决在内地工作港人的子女教育问题。

　　十八大将于2012年金秋举行，香港这场选举的顺利举行，选后民心稳定，对整个国家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