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翻译眼中的田中角荣

田中角荣是战后日本一位极富传奇色彩、非常杰出的政治家。

　　说他极富传奇色彩，一是因为他出生在新潟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土木工程中等专科学校毕业；他家庭、亲友中，没有一点政界、经济界可以借助的权势背景，没有一个可以依托的长辈后台；全靠自己的刻苦学习和努力奋斗，54岁就登上了权力顶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执政党总裁和政府总理。这在封建遗毒深重、裙带风气浓烈、论资排辈盛行、异常注重学历的日本社会，不能不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壮举。据此，许多人都称他为日本第一位“平民宰相”、“草根总理”。

　　说他极富传奇色彩，还因为他在人生的鼎盛时期，是日本第一个以“受贿”罪和“违反外汇管理法”罪，被判四年有期徒刑（后交保释放）的最高领导人。而在被迫下台和重病缠身的十几年间，仍然作为自民党最大派系的领袖（尽管他本人早已宣布退党），对日本政局，持续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

　　说他非常杰出，主要是指他1972年7月7日（正值“七七”卢沟桥事变35周年）上台执政第84天，即9月29日，就顺应历史潮流和民心所向，克服困难，排除干扰，一举解决了战后长期困扰日本社会的最大外交难题——实现了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开创了日本外交的新纪元。

　　

“二等边三角形”

 

　　1972年6月，田中上台前，就提出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对世界形势、日本应该采取什么内外政策，尤其如何处理与美国、中国的关系，形成了明确、清晰的观点。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在一系列日本面临的重大国内、国际问题上，颇有先见之明，令人敬佩。我认为，其中很多精彩论述，对今天的日本，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当今日本政界出现的乱局，以及与中国关系的紧张，与后来的日本领导人没有坚持这些政策有关。

　　田中在说明十大政策主张时，曾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今后日本应该走“对外求和平，对内谋福祉”的道路。

　　关于日、中、美关系，据田中亲信、当了23年政治秘书的早坂茂三回忆，田中曾说：“最近美国也在认真探索如何修正迄今为止执行的‘遏制中国’政策。尼克松总统飞越日本上空，直接去了中国。此后，美国就极大地改变了对华政策。美国这样做，也给日本带来了一个大的转机。我立即抓住了这个转机，采取了果断的行动。”

　　田中还说：“我的基本信念，是日、中、美应该建立一种‘二等边三角形’的关系。三方都认为应当由自己当底边。其实，究竟由谁当底边，并不重要。我个人认为，还是由美国当底边比较好。这样就能确保远东和平了。有人觉得中国是共产党国家，但我一直认为，中国不会搞对外侵略。正是基于这个基本认识，我才迈开大步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的。

　　“毛泽东、周恩来都是在生死线上奋斗过几十年的创业者，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我与他们也是谈得拢的。我必须要在他们还健在的时候，一口气完成恢复邦交这件大事。”

　　对中国的前景，田中当时是这样分析的：“今后中国将大力推进新的工业化。但我认为，他们不应该急着一下子就把落后几十年的状况改变过来，而要边调整国内的体制、机制，边稳步前进。中国人是全世界最聪明的，而且多达十个亿。他们一定能够出色地实现自己的目标。谁也不可能左右他们前进的道路。

　　“对这样的中国，日本应该大力开展经济合作，尽量支持他们多修铁路、多盖工厂，尤其要在帮助他们安定民生方面多下功夫。

　　“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之后，也绝对不会构成对日本的威胁。中国不是一个侵略国家。它拥有广阔的领土和十亿人民，管好自己的事情，已经够他们忙乎的了。中国的目标就是管好他们自己。”

　　

日中复交路线图

　　

　　虽然田中坚信自己要尽快实现与中国复交这个战略决策完全正确，但肯定会遭到自已党内相当强烈的反华亲台势力的阻挠和抵制，因此他从各个方面做了充分、细致、周密的准备。

　　首先，1971年6月，从政后从未在外务省担任过职务的他，把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长、积极主张与中国复交的桥本恕，约出来密谈（时任外交大臣福田赳夫是他1972年7月争夺总裁、总理职务的主要对手。当时外务省内反对与中国复交的势力也明显占上风），郑重委托桥本起草一个详尽的具体方案，包括谈判过程中会碰到的几大难点及解决办法，供他参考。

　　桥本在反复确认田中掌权后必定会全力与中国复交的意向后，同意花半年时间，起草一份“日中复交路线图”。1972年2月，田中和早坂等几个亲信以及桥本秘密讨论三个多小时，得出了可以在坚持日美安全条约的基础上，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论。这时，田中才最终下定决心，自己一旦掌权就全力以赴解决与中国复交这个难题。

　　其次，田中深知自民党内各个派系，包括自己派内，都有亲台势力，难于委托他们开展相关筹备工作，便设法把当时几个主要在野党的积极性都充分调动起来，特别是委派与他关系密切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先行两次访华，与中方具体商谈复交条件，为他中国之行做准备。

　　我记得，最大在野党社会党元老、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在会见周总理后，把7月16日总理与他交谈的内容整理成文，回国后立即交给了田中。全文如下：

　　周总理问我，田中首相是位值得信任的人吗？我回答，田中虽是岸信介、池田、佐藤三届内阁的主要成员，但现在已与大平结盟。同时，田中才五十四岁，又主张“决断和实行”，前途无限，不会说谎。既然他真的要与中国实现正常化，我们也将帮助他。周总理听后表示，那就好。周总理最后说，欢迎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访华。周总理还表示，田中首相来访时，中国将给予与尼克松一样的待遇。绕道香港太远，他可以乘专机直达北京。

　　最后，佐藤下台前，早就打算把相位禅让给比田中大十三岁的福田。福田在党内的力量也超过田中。田中为提前抢夺帅位，除了在政策上抓住福田软肋，响亮提出要与中国复交口号外，还主动联合党内其他派系，争取更多支持者。最终如愿以偿登上了权力顶峰，为实现自己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前提条件。

　　

装有电脑的推土机

　　

　　1973年初，中国在东京开设大使馆后，我作为大使翻译，见到田中的机会比较多。这里只记述几件印象很深的事情。

　　1973年10月初，田中访苏回来后，多次骄傲地表示，他与勃列日涅夫总书记会谈中，终于迫使苏联承认“归还北方四岛是战后尚未解决的问题”，并写进了双方的联合声明，从而为日苏领土谈判开了一个好头。

　　一个月后，苏联驻日本大使举行国庆招待会，原听说田中本人也将出席，但现场没有见到他，只见到他的宝贝独生女儿田中真纪子。我与她素不相识，只听说她是个“女强人”，便主动走近和她开了一个玩笑：“一个月前，你随同父亲去苏联访问。而一年前，你父亲访问中国时，却没有随同前往。你这样做，难道不担心中国有意见吗？”

　　真纪子急着表示：“其实，我自己更想陪父亲去中国。但父亲不同意，说中国是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即使万一谈不成，对我也会以礼相待的。你尽可以放心。我本来不大想去苏联。但父亲又不同意，说‘北极熊’不大讲理，谈不成时我可能会受到冷遇。你还是陪我去吧。”

　　我又问：“你父亲访苏顺利吗？”

　　她回答：“还可以。只是勃列日涅夫不大愿意谈领土问题。会谈时他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指挥棒，不断指着辽阔的西伯利亚地图，反复说这里有石油、天然气，那里有森林、煤炭，欢迎日本前来投资开发。父亲听得不耐烦了，便生气地回了一句：‘总书记先生，这次我是来要回北方四岛，而不是来听小学地理课的。’”

　　我听后笑着说：“谢谢你们父女对中国的理解和夸奖。一年前田中首相访问中国时，我是中方的翻译。”

　　“呀，你是中国人！？我还以为你是日本人呢。”她十分惊讶。

　　“我并没有骗你说自己不是中国人呀。”我笑着回答。

　　这里补充说一句。真纪子后来接父亲的班，也走上了当政治家的道路，曾担任过外务大臣等要职，对中国十分友好。最近日本媒体更报道说，9月份她将作为候选人竞争民主党党首选举。

　　回头再说田中角荣，他不但精力充沛，说干就干，而且聪颖过人，精于计算，人们称他像是一台“装有电脑的推土机”。

　　日本实行议会制。国会会期很长，吵得很凶。几大电视台也常作实况转播。我特别注意到，田中在面对议员质询时，手中从未带有事前秘书、智囊为其准备的书面材料，而是全凭自己超人的记忆力，一口气作出回答，其中包括引用大量统计数字，显得十分自信和很有说服力。

　　只有土木中专毕业文化水平的田中，能够成为“装有电脑的推土机”，除了天分外，主要是他长期努力学习、勤于实践的结果。田中身边的一位朋友告诉我，田中的学习精神实在非同寻常，令人钦佩。他学校里没有学过几天英文，后来又没有时间集中进补习班，便采取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买本英文辞典，每天离家前撕一页放在口袋里，一有空闲就读、就背，直到一千多页的辞典撕完为止。因此，他的英文整体水平并不怎么样，但掌握的英文词汇比较多。说的能力虽然差一些，听的能力还可以。

　　一位长期研究自民党的学者告诉我：田中所以能在关键时刻战胜福田，夺取政权，并在被迫下台甚至退出自民党、又被判有罪的情况下，仍然能对日本政界保持相当大的影响力，原因之一，就是他一生毫不吝啬，舍得洒钱，资助过许多人。

　　日本政界曾经流传过这样的趣事：一个自民党无派系议员急需活动资金，他低着脑袋，先向福田伸手借（实际上是要）一百万。福田表示同意，但又举出自己手头并不宽裕等理由，只拿出五十万。此人后来又同样向田中伸手借一百万。田中只说行，希望你抬起头来，挺直腰杆，好好干，以后有难处随时可以再来找我，随即拿出了二百万。就因为这件事，这个人后来主动加入了田中派，成了支持田中的干将。

　　

下台的直接导火索

　　

　　田中下台的直接导火线是1974年10月10日综合杂志《文艺春秋》刊载的一篇题为《田中角荣研究——金脉和人脉》的文章。该文详细、具体揭露了田中通过日本丸红公司、全日空公司高层，收受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的巨额贿赂，及他在日本政界推行“金权政治”的种种事实，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巨大震动，给各在野党和众多媒体提供了炮打田中的重磅炸弹，也给自民党内其他派系提供了取而代之的宝贵机会。

　　在重大压力下，田中虽极力辩解，但收效甚微。一个半月后就只好宣布：因“招致政局混乱”，而“决心辞职”。十个月后又作为疑犯被捕，两年半后被正式判决有罪而再次逮捕（交保释放），从此就进入了十几年的“法庭斗争”。

　　其间，又因心情不快、过量饮酒以及自己派内有人率众公开造反、另立山头等，先后三次患脑血栓病倒，一次重过一次，直至1990年初离开人世。

　　据此，日本一般平民百姓认为他下台的原因简单明了：尽管这位政治家有许多过人之处，也为日本立过大功，但收受外国贿赂这种不为人齿的丑事，是任何从政者，都是不能允许和理应受到惩罚的。

　　但在一些专家学者眼里，觉得这件事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国内外复杂背景。

　　几位深入研究战后日美关系的朋友认为，人们不难从此案中看到美国这只黑手在起作用。行贿者洛克希德公司是美国数一数二的大军火商和飞机出口商。通过向一些国家高层掌权者行贿，获得巨额订单，赚取大把利润，是他们的拿手好戏。美国行政当局出于国家整体利益考虑，也大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有当美国执政者对某个受贿者心存不满，认为其继续掌权对美国不利时，才会择机抛出“炮弹”，致人“死命”。

　　据说美国对田中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一是田中上台前担任通商产业大臣期间，受佐藤首相之托，全权处理闹得不可开交的两国经贸冲突时，极力维护日本利益，坚持不对美国做出过多让步；

　　二是田中对美国“越顶”与中国握手，即尼克松总统事先不与盟国日本商量，就飞越日本上空访问中国，十分不满，并决心以“超前”来回应，即赶在美国前面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并一再表示，今后要站在“自主平等的立场上”，处理日美关系。在美国看来，所谓“自主平等”，就是不听话，闹独立性。而这是美国很不愿意看到的；

　　三是美国对田中急速改变中东政策，也十分不满。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不但石油价格猛涨近一倍，对日本经济构成威胁，而且中东、阿拉伯产油国家，还认定日本是美国的“帮凶”，威胁日本如果继续跟着美国走，就不再向其出口石油。而石油是日本经济的命根子。田中无奈，只能停止“对美一边倒”，提出了全新的中东政策，其中包括以色列必须撤出它1967年战争中所占领的全部阿拉伯领土，承认和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当权利等。甚至宣布如果以色列拒不这样做，日本将“重新考虑与以色列的关系”。美国认为，田中的这个行动，是“贪小利而放弃大原则”，是“对美日同盟关系的严重背叛”。

　　学者还认为，虽然不能完全排除“美国因素”，但田中下台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经济政策严重失误所致。

　　他是1972年7月上台的。那时正值战后日本经济连续十几年的“高速增长”开始碰壁，而必须及时作出调整，转入“低速增长”之际，但田中未能看到主客观条件发生的明显变化。

　　客观条件方面，最突出的便是美国利用各种手段，不断压日元大幅度升值，以降低日本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并替美国分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帮助美国克服自越战以来持续不振的经济状况，以及以石油危机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使资源奇缺的日本难于再继续依靠大量进口廉价能源、资源，加工出口后赚取巨额利润。

　　主观条件方面，多年“高速发展”造成公害四处出现，物价迅速上涨，生活设施滞后，人口过度集中在少数大城市等各种矛盾，日趋表面化、尖锐化，以至在1973年底出现了日本社会多年少有的混乱现象，如物价涨幅一度达到百分之三十，部分消费品供应不足引起人民上街排队抢购等。1974年GDP居然比上一年下降了0.2%。而这一切都是前十几年难以想象的。

　　在此内忧外患之际，田中未能及时作出调整，仍坚持把他的“日本列岛改造”设想，作为自己执政的最高指导理念，甚至提出今后十年还可以继续实现两 位数增长这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其结果必定是社会混乱，百姓不满，丧失人心，丢掉政权。幸好当时田中没有凭借执政党内的极对优势，一股劲地蛮干下去，而是迅即辞职，才避免了日本社会出现更大的动荡，也使他自己有条件在辞职后十几年内，仍在日本政界，保持着相当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