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谈改革重点
中共十八大闭幕不到一个月，新任党的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第一次出京，就踏上了全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深圳，向20年前在这里发出改革开放振聋发聩声音的邓小平同志铜像，敬献花篮。习近平总书记表示，“党中央作出的改革开放的决定是正确的，今后仍然要走这条正确的道路，富国之路、富民之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且要有新开拓”。这既是对老一辈革命家的缅怀，也是开拓改革开放新路的明志。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习近平重走小平之路，焕发新政风，无疑是新一届领导人回顾历史、传承精神，重温小平、回应小平的明确宣示。习近平考察广东向全国、全世界表明：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指明的改革开放道路，不停顿不动摇，坚定走向现代政治文明。中央高层已形成改革共识，增强改革开放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具有攻坚克难闯过深水区的政治勇气与信心。习近平在深圳考察时特别强调“要有新开拓”，显示他意欲唤醒改革之初“杀出一条血路”的胆略和锐气，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推出改革新措施，务求改革开放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一
20年前，邓小平同志南下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讲话，对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南方谈话重新凝聚起国内各种力量，整合并借助国际有利因素，在中国重启改革开放巨轮，终结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党内外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并从此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治文明和法治社会建设，当做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目标，不再动摇，不再倒退。因此，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的宣言书，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冲破“姓社姓资”思想牢笼，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军令，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于是，中国迎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辉煌年代，中国经济社会发生奇迹般的骐骥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20年来，中国同时被“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层层堆叠裹挟，曾经在“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进程中有意无意绕过去的问题，以及在改革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正在不断地积累和叠加。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蛋糕”确实是越做越大，从GDP的总量看，2012年比2002年增长了四倍，超过了德国和日本，仅次于美国。按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预测：中国可能在2015年恢复其世界头号经济体的地位，到203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可能增加到23％，他甚至还乐观地声称那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也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1／3。然而，头号经济体或相距不远，但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却一直徘徊不前。
所以，对当今中国来说，另一方面的问题更严峻：为什么做大了的“蛋糕”却没有能消解怨气与戾气呢？深究下去，就不得不直面中国改革开放33年一直没能解决的“瘸腿”效应：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政治社会改革步履滞缓。结果，经济是发展了，而利益群体的分化也越来越明显，利益博弈的规则不透明、不公正，使社会阶层流动趋于停滞，特殊利益集团地位渐渐稳固，而沉沦在社会底层的草根民众以及后代，却失去了向上的、积极的、理性的动力。可见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贫富之间、官民之间的财产和收入差距，而是这种阶层的分野正在大规模世袭。
有人说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从教育界、职场到娱乐圈，“拼爹游戏”不断升级。公众已经习惯性地把对富且贵的“代际遗传”不满情绪，释放到任何一起事件和事故中去了，哪怕是我们国家参照美国一些地方的经验拟定出校车安全标准，网友的反应也充满着不信任情绪。
二
抛开一些情绪化表达，中国当前所面临着这样一些最迫切、公众反应最激烈的“发展以后的问题”：
——贫富差距拉大，未能形成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
——社会事业滞后，未能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公众幸福感下降，未能解决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最基本的民生问题；
——环境污染加剧，高投入、高污染产业层出不穷，食品、水、空气被污，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尖锐矛盾一触即发，带来一系列群体性事件；
——社会腐败向纵深发展，腐败不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更深入到吏治腐败、司法腐败、舆论腐败和教育腐败，这种腐败直接与体制缺陷相关。
于是，这些问题交织重叠，导致了与当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时颇为相似的社会背景：曾经整合各方力量包括国际因素形成的改革共识，不但面临严峻的挑战，甚至有陷入分崩离析的危险。但与当时不同的是，争论各方的焦点不再是纯粹意识形态的“姓社姓资”之争，而很大比重成了在改革进程中渐次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角逐，这类博弈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当年的意识形态之争。加之国际形势的错综复杂，欧美陷入金融危机、欧债危机，资本主义也同样面临深刻的挑战，中国周边亦危机四伏，从南海之争，到钓鱼岛的对峙，时时遭遇不友好的摩擦，远交近邻均对经济高速增长、发展却充满不确定性的中国心存疑虑与戒惧……
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确实再一次到了关键时刻。
三
在习近平时代改革的重点，还是应该放在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上。主要解决三个方面的任务：
第一，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层面解决六大民生问题。一是建立完善的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要从教育这个起点上实现机会公平和社会公平。二是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尽快建立城乡失业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三是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并努力形成合理、公平的分配格局。四是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保证人人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五是建立保障人人有房住的城乡住房建设制度，但不是人人拥有产权房。应该建立廉租房、平租房、产权房三级体制，对于平民大众，到处都有平租房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大众就有居住自由了；对于穷人，提供廉租房。其余才是产权房。六是建立良好的生活环境，保证空气新鲜，特别是水源清洁、食品卫生。
第二，构建一个合理稳定的社会结构。主要是推进城镇化，转移农业剩余人口，把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结合起来，以壮大中产阶层。实现非农产值比重占到85%或90%以上，城镇人口占总人口60%或70%以上（目前中国统计为51%左右，实际上多数进城的农民工并未成为真正的城市市民），非农从业人员上升到70%或80%以上。这样，年收入在8万-20万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即中产阶层的人数，可提高到占总人口的50%~60%。中产阶层既是推动内需、促进消费的主体，也是现代文化承载的主体，壮大中产阶层就可以大大缓解贫富悬殊的问题。
第三，要培育一个“三元构架”的成熟的公民社会。首先是政府公权力这一元要归位，不搞全能主义，统包整个经济社会事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公共服务型的政府。政府主要政务是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这既是社会体制改革，又是政治体制改革。其次，要从制度上保障社会组织包括宗教组织的适度发展，放宽对民间组织的管制。有活力的宗教组织和其他民间组织是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该与其充分合作。要重视社会组织的发育，保障基层的自治权利。比如乡村自治、社区自治等，社会问题让社会民众来管理，形成广大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社会自治制度。中国各种商会、协会、学会、基金会、志愿组织、维权组织、慈善组织等这些社会组织还要进一步发展，政府要推动、协助、保护这些社会组织的发展，重要法律法规要完备起来，而不要视为对立的、异己的力量。广泛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订，鼓励他们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此外，以公有制、非公有制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为主体的市场一元，要充分保证其资源配置的权利，尽量减少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与中介分开。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主要是靠经济手段，而不是强化行政手段，防止以宏观调控为名干涉微观经济，让创造财富的市场主体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四
当前社会矛盾集中到关键的一点，就是公权力的自觉和自省，能不能对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对民生苦楚和得不到保障的民众权益，守住政治伦理的底线，更具敏感，更富同情心，也更有担当；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要更有紧迫感，更加敢闯、敢试、敢“冒”。
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的广东考察，就不再是新一轮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如何实实在在地把中国改革推进到核心层面，解决当下纠结复杂的中国社会矛盾。先通过市场与社会的改革，改变政府太强、社会太弱、市场扭曲的问题，坚定走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道路。尽可能地引入民意因素，在社会矛盾集中的基层，强化民意监督，缓解官民矛盾，借助互联网把握社情民意的脉搏，维护中央政府和现行政治体制的权威和公信力。由此起步，攻坚克难，进一步解决如何制约公权力的无限膨胀，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如何通过科学的制度驾驭资本，限制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壮大；如何把行政财政转化为民生财政，学习借鉴欧美社会福利制度，尽可能地在分配中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如何在深化改革中扼制社会溃败，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决防止被权贵绑架，走向国家资本主义。
当前的中国，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凝聚深化改革的精神力量，打造和提升年轻人职业的安全感、营造人群的温暖感、国家的归属感，锤炼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十分重要，迫在眉睫。这次习近平总书记的广东考察，发出了强烈的信号，表明中央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决心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作者系《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本文摘自东方早报网，田春玲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