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为何重启海上联络机制
阅读提示：中日为何在此时重启海上联络机制？此项机制之恢复，是否预示着中日关于钓鱼岛问题，会有解决的眉目？
记者｜姜浩峰
“迈出了很大的一步。将在具体协调后争取早日启动。”日本防相中谷元如是说。这是1月13日在东京举行的记者会。中谷元所称“启动”，系指中日重启海上联络机制。
1月12日，中日两国代表团在东京举行“海上紧急联络机制” 处长级磋商会（日称课长级）。这是日本政府2012年9月将钓鱼岛所谓“国有化”以来，两国首次恢复此项磋商。会上，双方就力争启动海上紧急联络机制达成共识。中谷元称，此前把“海上”设想为海空域的事态，但为明确具体磋商的对象，今后将使用“海空联络机制”这一名称。日本共同社报道称，该联络机制是旨在避免日中因钓鱼岛局势等发生不测事态的措施。
日媒亦报道称，中日双方在2012年6月就已经基本达成了建立“海上紧急联络机制”的基本共识，并确定了基本内容。但是由于随后的钓鱼岛问题，这一协商被迫中断。去年11月，中日领导人在北京APEC期间举行短暂会谈时，同意恢复两国间的这一协商。
中日为何在此时重启海上联络机制？此项机制之恢复，是否预示着中日关于钓鱼岛问题，会有解决的眉目？
先解决低敏感度问题
在中谷元于东京记者会披露重启海上联络机制之前，他曾前往安倍晋三的首相官邸。据说安倍晋三指示中谷元，要他尽快与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举行军事首脑会谈。故而，中谷元亦公开表示，将争取在今年5月于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保会议期间，实现与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的会谈。
中谷元所称重启中日海上紧急联络机制，亦得到了中方的公开回应。1月13日，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中日两国防务部门于1月12日在东京举行海上联络机制第四轮专家组磋商。双方确认了迄今就建立该机制达成的共识，并就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相关内容及有关技术性问题进行了协商，达成了一定共识。双方一致同意，在此轮磋商基础上进行必要调整后，争取早日启动该机制。 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中国社科院海疆问题专家王晓鹏表示，他对中日在2015年缓和局势持乐观态度。王晓鹏说：“重启中日海上紧急联络机制，是落实‘四点共识’的重要举措。”所谓“四点共识”，系2014年11月，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会谈时所总结达成——第一，双方确认将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精神，继续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第二，双方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政治障碍达成一些共识；第三，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第四，双方同意利用各种多双边渠道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
在王晓鹏看来，此番重启联络机制，除了去年的“四点共识”以外，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日方在对华海洋争端方面有点儿真着急了。“现在中国海警常态化巡航，海军常态化巡逻，给日本右翼登钓鱼岛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一旦日本右翼有冒然举措，在钓鱼岛海域遭遇中国公务船只，‘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很大。”王晓鹏告诉《新民周刊》，“通过规则制定，来维护海上的相对稳定，符合安倍政权现阶段的利益，以利于安倍下一步安抚民生，开展竞选活动。”
现阶段重启海上联络机制，在王晓鹏看来，亦符合中方利益。早在钓鱼岛争端于2012年初起之时，王晓鹏就曾向本刊表示——“谈谈总比打打强”，如今恢复海洋磋商，王晓鹏认为，首先在于解决低敏感度问题，比如海上紧急联络机制的制定、海上污染问题的解决等。至于领土争端等高敏感度问题，目前来看，尚不可能通过几次日本所谓课长级别的磋商就得以解决。而中方对领土问题，原则立场是明确的。正如洪磊所说，中方敦促日方正视历史，尊重事实，为双方通过对话磋商妥善管控和解决钓鱼岛问题作出努力。
中日东海问题的解决方式，是否对于南海问题有借鉴意义？王晓鹏认为，南海的情况比东海更复杂。首先是纷争国家众多，除了中国与菲律宾、越南等国有领土争议以外，南海周边各国之间对领土、领海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另一方面，南海海况更为复杂，除了岛礁之外，包括渔业、油气等领域都有多重纷争。
需注意日方扩军备战
根据中日两国国防和外交等部门达成的共识，“海上紧急联络机制”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国防部与日本防卫省之间设立红色热线，同时解放军和日本自卫队之间设置专用无线联络频率，当发生对方国家的飞机和舰艇异常接近等问题时，不仅两国的军事部门可以进行直接的联系，同时现场的指挥人员或飞行员也可以使用事先确定好的无线电频率进行联络，避免冲突的发生。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张军社对《新民周刊》记者说：“目前中美建立了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公海海域海空军事安全行为准则。中韩两军也有军事热线。中日建立类似机制有迫切性和必要性。不单针对东海的复杂情况，还包括近年来中国海军常态化的远海训练，在公海航行时日本舰机对我舰艇的抵近侦察、跟踪监视，这都是造成海空事故的根源。如果未来谈得比较成功，根据互信程度的层级，可以进行海上活动的事先通报。”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冯炜注意到，本次中日重启海上联络机制之前，日本高官中亦不乏对美日同盟的可靠性持怀疑态度者。“尽管美国多次表示，钓鱼岛‘适用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但日方要员认为，那或是美国让日本入伙‘跨太平洋伙伴计划’的筹码。”冯炜说。2013年12月11日，曾任日本防卫厅长官、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的石破茂在记者会上发问：“一旦日本遭到麻烦，美军真的会帮日本吗？”冯炜认为，石破茂的怀疑不无道理，他举例，2014年3月2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社论称，“美国基于《美日安保条约》虽有保护日本的义务，但并不希望卷入中日冲突，安倍政府正在置美国的利益于不顾”。“中日一旦发生冲突，日方胜算几何？能够避免战争何乐而不为？”冯炜表示。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在中谷元于记者会上侃侃而谈之前，1月11日，他还前往了千叶县的陆上自卫队演习场。此行是视察陆上自卫队第一空挺团假想夺回离岛的新年首次空降训练。第一空挺团是自卫队中唯一的空降部队。在视察开始前，中谷还亲自体验了使用降落伞空降的基础训练。他一边高喊“防卫省、自卫队加油”，一边从高约11米的塔台上跳下。中谷元在视察后，对自卫队官兵训话，提及中国军方在日本所谓西南诸岛加强活动，并称：“应对一切事态至关重要。”
日本媒体披露，来自陆海空自卫队的约300人参与了该次夺岛演习。在演习中，演习场充当离岛，飞机上的队员们跳伞空降，并在坦克等的掩护下控制住占据离岛的别国军队。
更需注意的是，新近通过的日本2015财年国防预算，高达4.98万亿日元，约合419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此前最高纪录是2002财年的4.96万亿日元，当时的首相还是小泉纯一郎。其后经历了安倍晋三第一次上岗，然后是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鸠山由纪夫、菅直人、野田佳彦，直到安倍于2012年第二次上岗，乃至2014年连任。安倍可谓近年日本在岗时间最长的内阁总理大臣。可见，其把握民意的能力在野田之辈之上。而他在国际上，特善于打牌。在中日恢复磋商之际，1月15日，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开始出访印度、法国、比利时和英国。岸田此行旨在宣传二战结束后的70年里日本坚持走和平国家道路的实际成绩，并就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积极和平主义”路线寻求各国理解和支持。
回顾刚刚过去的2014年7月，安倍内阁不顾民意反对，决定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中国外交部曾严辞批驳“日本领导人大开历史倒车，打着‘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号，加紧推进修宪扩军”的行为。而如今，日本一方面对外宣传自身的“积极和平主义”，一方面大肆烧钱扩充军备，仍值得世人警惕。特别是日本右翼的一些言行。比如日本《现代》杂志副总编近藤大介日前撰文指出，2015年的日中关系或许将和去年同样，成为动荡和混乱的一年。“中国将利用战后胜利70周年，强调日本是败者，中国是胜利者，中国将代替日本成为亚洲盟主。但是日本不承认中国是二战的胜利者。” 近藤大介如此表示。
链接：日废除武器出口三原则
日本在1967年4月针对出口武器问题提出的三项基本原则，即“不向共产主义阵营国家出售武器”，“不向联合国禁止的国家出口武器”，“不向发生国际争端的当事国或者可能要发生国际争端的当事国出售武器”。这是二战后日本限制性防卫政策的核心支柱，目的在于专守防卫，不对他国产生威胁，是和平国家的招牌。2014年4月1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通过“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大幅放宽对外输出日本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的条件，相当于“武器出口三原则”作废。目前，安倍批准了向美国出口“爱国者”导弹的零部件，已向菲律宾与越南提供了一些装备，菲、越两国都与中国在南海地区存在领土争端。日本还分别与英国、法国、意大利及澳大利亚的领导人就共同研发武器以及出口潜艇等达成共识，有可能将苍龙潜艇出售给澳大利亚。
日加强西南诸岛武备
日本防卫省2015年度提出了加强西南诸岛海域防卫的海洋战略。按照日本防卫省的原有计划，到2018年前，日本将累计引进17架“鱼鹰”机和52辆水陆两栖车辆。与此相配合的是，原来只有700人的水陆两栖作战部队将扩编，组建成具备渡海驻岛能力的真正的“海军陆战队”，首期目标人数扩至1500人左右。同时，日本前任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去年7月访问美国时就强调，要加强与美军在离岛防卫领域的合作所开展的活动。以新设陆上自卫队承担离岛防卫任务为目标，配合年内完成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强化自卫队的遏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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