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传统友谊，用物质无法衡量

撰稿｜吴健

　　多年来，因为朝鲜半岛形势起伏无常，“朝鲜”乃至“中朝关系”不时进入普通中国人的视野。在您的潜意识里，两者意味着什么？至少在记者的朋友圈乃至亲人里，有这样几种现象：

　　“哦噢，那是个有核武器而且经济较落后的国家吧，我从三八线南边的望远镜里瞄了几眼。”说这番话的，是来往半岛南半部“公交化”的“潮人”们。

　　“我那嘎达有的是对面的好物件，你喜欢口味重的烟，咱这里有‘7·27牌’，你要养生，咱有国内见不到的蓝莓酒。哦，对了，咱还有一样好东西——林蛙油，对血液循环非常好，咋样，来一瓶，不贵，588（元）。”在辽东和山东的一些特产店里，有关系的老板们竭力推销着。

　　“别用感情去想朝鲜，也不要老用快70年的历史眼光（指抗美援朝）去看中朝关系，得有些‘新思维’，国家该讲利益，就得讲利益。”自媒体舆论场上，不少自称的“朝鲜问题专家”乐此不疲地推销这样的“清醒观点”。

　　“我们这辈人里，叫‘援朝’的太多了，那时候，看《卖花姑娘》要带手绢进电影院，还有个电影里，朝鲜侦察员咬断自己舌头，就是不肯向敌人招供。”晚饭间，当记者聊起同样的话题，快要和子女有“话题沟”的父母似乎找到倾诉的机会，兴奋地谈起久远但却鲜活的往事，仿佛他们的青春和激情又被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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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记者拿来的“田野观察”，长期从事朝鲜半岛及东北亚问题研究的吉林大学教授郭锐只回了一句话：“中朝传统友谊，用物质无法衡量。”

共产主义同路人

　　6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朝鲜国事访问，在朝鲜《劳动新闻》上发表的署名文章里，习主席深情地写道：“长期以来，在中朝两党坚强领导下，不论是在共同反对外来侵略、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还是在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两国人民都彼此信赖，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结下了深厚友情，可以说是‘历久弥坚金不换’。”

　　在郭锐看来，中朝传统友谊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党际交往始终是重要根基所在，并发挥着价值引领、舵手领航的作用，“这是历史形成的特殊性，它在当前的政治中都是鲜活的和可取的，塑造了我们的政治思维乃至文化取向”。

　　现当代的中朝关系中，1919年爆发的“三一运动”是个重要节点。以和平请愿寻求独立的朝鲜人遭到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屠杀，众多爱国者流亡中国。在云集朝鲜精英最多的上海，共产主义思想取得传播优势，这一过程恰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吻合。“那个时候，朝鲜爱国团体里占统治地位的是义烈运动，靠个人或小规模组织开展抵抗，以自我牺牲的刺杀行为消灭朝鲜民族敌人。”郭锐具体解释，所谓“义烈”就是指义士和烈士，朝鲜先进分子渴望用战斗显示存在，但神圣事业却毫无进展，“没有先进思想领导，路径问题就无法解决”。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进入高潮，中华大地开启大革命浪潮，受此影响，大批朝鲜人犹如获得新生，意识到自己的祖国和中国一样需要彻底解放，必须凝聚全民族力量，才能赢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而国共合作创办的黄埔军校是灿烂的灯塔。一时间，朝鲜和其他亚洲被殖民国家青年传诵着充满热血的口号：“到黄埔去！”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26年北伐战争启动时，数百名朝鲜青年参加国民革命军或留校任教，他们普遍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上海档案馆馆员李红介绍，朝鲜籍同志在红军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尤其不少人曾在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等高等军事学府受训过，有较高作战素养和阶级觉悟，是革命的宝贵财富。聂荣臻元帅曾记得，当年打下漳州时曾缴获飞机，当他乘该机飞回“红色首都”瑞金时，驾驶员就是一位朝鲜人。

　　长征开始时，红军队伍中有30余名朝鲜革命者，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武亭和毕士悌。前者早年是奉系张作霖欣赏的金牌炮兵中校，可他放着高官厚禄不要，1925年加入中共，投身革命，1935年长征途中，党中央一度失去与红军各军团的联系，随红三军团行军的毛泽东要恢复与红一军团的联系，执行送电码任务的就是武亭。至于毕士悌，是全家在祖国“三一运动”中遇害后流亡到中国，以一腔热血投身黄埔军校，并在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影响下秘密加入中共。长征途中，身为红军干部团参谋长的毕士悌总是身先士卒，从四渡赤水到抢渡金沙江，他带领的前卫连屡建奇功。李红介绍，根据党史资料记载，到达陕北的红军中，只有武亭与毕士悌两位朝鲜人，随着毕士悌在不久后的东征中牺牲，因此武亭成了唯一的幸存者。

　　毛泽东曾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灿烂的五星红旗上，染有朝鲜革命烈士的鲜血。”从气壮山河的抗日战争到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朝鲜籍同志的身影无处不在，“不理解这一点，就很难理解鲜血凝成的中朝友谊的特殊性”。曾去过朝鲜的深圳卫视资深编导黄罡指出，在朝鲜革命史迹里，或多或少保留着与中国战友肩并肩的细节。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面对共同敌人，中朝人民的战斗友谊得到进一步强化。当时，中共领导的抗联里，有相当部分是朝鲜战士，而朝鲜人自己也成立了人民革命军（KRA），是为今天朝鲜人民军之肇始。朝鲜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就率领游击队在汪清、甲山等地积极打击敌人，被日伪称为“甲山派”，他们甚至在1937年6月2日突破鸭绿江天险，夜袭日本警备队控制的朝中边境要塞普天堡，鼓舞了半岛同胞的斗志。

　　在此期间，金日成不仅和杨靖宇、周保中等抗联领袖建立亲密关系，还得到中国老百姓无私的帮助。“在朝鲜官方眼里，对一些普通的中国人非常尊敬。”郭锐介绍，金日成等朝鲜游击队领袖回国当上领导人后，仍念念不忘曾在白山黑水之间同仇敌忾的中国老友，不惜代价寻找他们的下落。所谓“缘故人”的特定称谓由此诞生。

　　1937年，抗联内部出现叛徒，地下党张蔚华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后者知道他是金日成的小学同桌和挚友，千方百计想撬开他的嘴巴，面对酷刑，张蔚华最后选择自杀守节。后来，金日成多方打听，希望与张的亲人联系，1959年专门派一支考察团来华寻访。直到1985年，在中朝高层共同努力下，张蔚华的遗属终于和金日成取得联系，并在朝鲜方面的盛情邀请下赴朝与金日成会面。“我们在平壤火车站受到隆重欢迎，有点像电视里面迎接国家元首访问的场面。”张蔚华之女张金禄记忆犹新，“小孩子们都欢呼着‘欢迎，张蔚华！’‘张蔚华，欢迎！’”张金禄透露，自家兄妹在欢迎宴会上，朝鲜劳动党党史研究所副所长金泰浩一直打听他们家是否有电视和洗衣机，哥哥张金泉意识到，朝方是想了解一下他们家的生活状况再决定送什么礼物，赶忙表示家里电器很全。“无奈”之下，金泰浩直接提出要送他们一辆奔驰轿车，张家人大惊失色，赶忙连声谢绝如此厚礼。最终，金日成挑选了两架德国产“禄来福”单反相机作为送别礼物。“这些革命先烈遗属如果是朝鲜公民，那就被叫做‘真骨’，是会被特别推崇与优待的。”郭锐说。

　　朝鲜指战员涌现出大批战斗英雄，其中包括用胸膛堵住敌人枪眼的赵星斗，在黑山阻击战中不惜以全体牺牲换取主力到达的朝鲜族8连。军迷出身的黄罡介绍，“1949年四野打过长江后，不仅有像156师这样以朝鲜将士占大多数的部队，还有不少朝鲜指战员混编在其他部队里，听我老家江西上几辈人回忆，在首届战斗群英会上，被授予‘人民英雄’称号的人里面，有一半是说朝鲜话的。”

　　不仅如此，据《党史纵横》记载，在东北前线最艰苦的时刻，朝鲜给予人民政权宝贵的支持。像朝鲜咸兴化肥厂（今兴南化肥厂）支援东北民主联军大量黄色炸药。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访朝时专门来到该厂表示感谢，朝鲜则在厂区内建起周恩来总理铜像——这是朝鲜境内唯一的外国领导人铜像。有关资料显示，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朝鲜还支援生产武器的各种原料，如铜、铅、锌等有色金属，其他还有雷管、导火线、硝酸、丙酮和胶鞋等。1946年3月，东北民主联军吉东军分区的部队军服配发遇到困难，当司令员姜信泰和政委唐天际写信派郑斗焕到平壤向朝鲜求援时，金日成慷慨应允，不但提供可以做一万套军装的一千匹上好布料，还有1000套成衣军装和一车皮药品，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朝鲜领导人积极支持同东北解放区开展贸易，金日成曾以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的名义下达指令，朝鲜的各级机关要协助与中国东北解放区开展贸易，要“以友谊的态度来配合”。

　　1949年新中国一成立，朝鲜就成为首批建交的国家之一。正当两国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之际，一场冷战背景下的局部战争不期而至，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派出百万志愿军赴朝参战，与朝鲜人民军一道奋战近三年，迫使号称“世界无敌”的对手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这场战争对中朝鲜血友谊的塑造毋庸讳言，仅仅从两国普通军民身上寻找那些“难得一见的记忆珍珠”就可见一斑。

　　被战争摧残得一无所有的朝鲜人，以特有的方式支援“最可爱的人”。1951年之后，随着战场进入相持阶段，阵地坑道成了主要样式。可是在黑暗的坑道里长期战斗和生活，绝不是一件浪漫的事。由于无法在白天户外活动缺乏日照，再加上食物几乎全都是炒面，大批志愿军缺乏维生素H，造成许多战士患上慢性夜盲症，作战大受影响。在国内供应鱼肝油暂时跟不上的空当里，是朝鲜老百姓通过复杂蒸馏过程提取出专治夜盲症的草药“松针汤”，这种煎制药在不加糖的情况下服用极为苦涩，但在饮用一周后可恢复夜间视力。

　　朝鲜民族更是极重感情的民族，1952年10月20日，志愿军战士黄继光在上甘岭上流尽最后一滴血，后来朝鲜专门拍摄故事片《兄弟之情》（2010年出品）以兹纪念，至今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最醒目的位置镌刻着黄继光最后的心声：“亲爱的朝鲜啊，同我的故乡和祖国有什么两样啊，我会不惜自己的生命保卫亲爱的朝鲜和亲爱的朝鲜兄弟！”《舰载武器》杂志主编石宏还提到，号称朝鲜精英摇篮的万景台革命学院，专门培养革命遗孤子女，在敌人威胁最紧急的时刻，约520名学生被安全转移到中国吉林生活和学习，尽管这段时间不长，但来自中国人民的友谊始终为全院师生所牢记，并且传承至今。

　　1953年停战协定签订之后，为了帮助满目疮痍的朝鲜尽快重建、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中国向朝鲜提供了更多的援助。档案显示，数十万志愿军提供义务劳动力，重建平壤、元山、南浦等大中城市70余座，兴建工厂、水利设施百余处，为朝鲜经济建设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1958年10月，中国周恩来总理访问平壤，同年11月和12月，朝鲜首相金日成两度访华，双方达成以下协议：由于中国志愿军撤出朝鲜后，朝鲜军事力量减弱，为此中国将向朝鲜提供3亿美元无偿援助，并支援朝鲜各种武器装备。志愿军回国之前，按照双方约定，将不少于10个师的全套装备送给朝鲜人民军，使得朝鲜国防实力得到有效加强。

我们的友谊“绝不是空话”

　　在中朝关系史上，“有难互助，越走越亲”是一条清晰的主线。在上世纪50-70年代，中朝双方保持着密切的高层往来，特别是1961年生效的《中朝友好互助条约》凸显了两国在各自对外关系中的独特地位。

　　而在经济方面，双方大多采取记账易货贸易方式，中国工农业产品以友谊价换回朝鲜海产品和矿产品，同时朝鲜也尽其所能为中国提供力所能及的技术帮助（如从苏联和东欧引进的化工生产线、车床等）。1974年，负责对朝输送石油的“中朝友谊输油公司”在中朝边境（经由鸭绿江）建成长达11公里的输油管道，专向朝鲜输送石油，而石油的供给量由设在丹东市马市村的供给协调基地决定，它直到今天都对朝鲜经济发挥着异乎寻常的作用。那段时期，中朝两国经济建设的相似性也极高，当中国出现“多快好省”建设运动后，朝鲜也展开类似的“千里马”运动；中国提倡“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朝鲜则出现“工业学大安，农业学青山里”。

　　这段交往中，不能不提的当属神秘的“十三号工程”。随着朝鲜面临外部安全威胁加大，特别是羽翼日渐丰满的半岛南半部不断鼓吹“北进统一”，朝鲜向中国政府提出加强国防建设的请求。1971年9月6日，中朝在北京签订无偿提供国防技术成套大项目的协定，确定中方提供国防技术装备全套部件和图纸，并帮助朝鲜建设新工厂。按中国历年援朝项目排序，该项目被列为“十三”，故称为“十三号工程”，它是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实施的第二大援外工程，金额和规模仅次于援建非洲坦赞铁路。而在这一过程中，人民海军和上海江南造船厂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据亲历者回忆，为了保证援朝产品质量，江南厂不仅组织了244名专业技术人员和工人，分17批赴朝进行技术指导，还抽调国内罕见的自动电焊机，提供焊丝，支援朝鲜同志生产。“那时候，印象很深的是妈妈给我们姐妹带来一些味道独特的参糖，后来才知道是朝鲜同志赠送的。”一位报社同事曾向记者透露了这个罕见的细节。为表示感激，朝鲜政府不顾别国威胁，安排中国航空专家系统考察了本国空军装备的米格-21PFM全天候歼击机，并向中方赠送火箭弹射座椅、雷达、发动机等实物，使遭到技术封锁的中国航空工业得以接触到先进技术。

　　不可否认，上世纪90年代，受国际形势影响，朝鲜遇到严重的经济困难，国内发起“苦难行军”运动，同时还要打破超级大国所施加的外交孤立与封锁，在此期间又爆发了半岛核危机。尽管如此，身为国际上负责任的大国，同时也是与朝鲜有深厚传统友谊的邻邦，中国始终坚持以心相交、以诚相待、守望相助、共同奋斗，来自外部的各种挑拨杂音没有干扰到两国的正常交往，“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和精心培育的中朝传统友谊，成为双边关系发展的压舱石和稳定锚，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新华社最新的评述如此定义。

　　据韩国《时事周刊》援引韩国国政监察的资料表明，1999-2002年，中国向朝鲜提供175万吨石油，即便是受朝核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3年，中国援朝石油量仍达到472167吨石油。至于粮援，对朝粮援使中国从2005年起一直位居世界三大粮食赞助国之列，排在前两位的是美国和欧盟。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统计，2005年，中国援朝粮食达53.1万吨，占当年国际对朝粮援的92%。而在朝鲜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时，中国还会追加对朝援助。例如在2005年7月，朝鲜发生特大洪灾后，中国共向朝鲜提供了大量粮食、药品以及1万吨石油无偿援助。

　　本世纪以来，中朝除了加强经济关系，同时加强在民间领域的交往，将“民心相通”提升到更高层次。日本《外交学者》杂志记者彼得·马丁曾多次造访与朝鲜一江之隔的丹东，“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许多丹东人对朝鲜人的尊敬与好感，西方人所希望的负面答案，很难从丹东市民的口中传出”。作为每天能望见江对岸的普通人，他们清楚地看到朝鲜，许多人一直从事跨江边贸，更多人告诉马丁：“他们的确不是很富裕，没有我们发达，可那又怎样，我们也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嘲笑人家有意思吗？”更让马丁印象深刻的是，在丹东，人们没有忘记中朝关系的地缘政治含义，丹东一个卖朝鲜工艺品的店主得知马丁的身份后，坚定地说：“如果我们放任朝鲜经济困难不闻不问，美国人，你们英国人，还有日本人，将到我们边境上试图干预我们的政治。朝鲜是我们的好朋友，这一点不会有任何改变。”

　　在中共十八大以后，特别是到了2018年春天，中朝关系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掀开了新的时代篇章，展示了中朝友谊的强大生命力。2018年3月以来，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恩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内四次访华，开创了中朝高层交往的新历史。在两党两国领导人的亲自推动和指引下，中朝友好合作关系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两国民间交往日趋活跃。自去年4月以来，中国艺术团、文艺工作者代表团、体育代表团等多个团组先后到平壤访问，朝鲜友好艺术团也在今年1月成功访华。双方的文体交流互动，让传统友好的纽带拉得更紧，两国的民心更近更亲。在平壤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

　　传承发扬中朝传统友谊，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是双方共同的战略选择。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致力于巩固发展中朝关系的坚定立场不会变，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友好情谊不会变，中国对社会主义朝鲜的支持不会变。“三个不会变”的承诺铿锵有力，展示了中国对朝鲜人民的深厚感情以及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风范和决心。

　　让我们请出戍守在中朝界江鸭绿江上“第一站”——云峰水电站的中国军人来做最后陈述吧。根据中朝协议，这里由中方负责管理，吉林边防巡逻艇大队每天都在国境线上与朝鲜边防军人面对面执勤。这里的战士有着如此呵护友谊的细心，“他们的巡逻艇航速较快，如果靠到对方太近，很容易把小船掀翻，这个时候，就需要避会、减速，这叫文明执勤，依法执勤，要时刻注意维护两国关系”。话语间，两国巡逻艇已从青翠叠嶂、层峦起伏的群山间悠然而过，滔滔江水欢快地奔向远方……

　　美哉！壮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