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解放：和平春风度玉关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上，新疆代表赛福鼎·艾则孜登上天安门城楼，就站在毛泽东的身后，见证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就在几天前，新疆军政当局分别通电全国起义，以和平解放为新中国的成立献上了一份意义深远的大礼。

　　新疆是我国沟通与中亚诸国联系的重要通道，对我国的领土安全、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新疆和平解放70年来，其经济社会各方面稳步发展，关键地位愈发凸显，在当前“一带一路”的历史机遇下，新疆更驶上了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和平战斗两手同抓

　　1949年4月23日、24日，南京、太原相继解放，国民党的统治已如风中残烛，全面崩溃。毛泽东很早就开始考虑关于新疆解放的问题，4月28日，他致电在太原的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指出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北问题“可能性是存在的”，并且认为这件事要考虑通过国民党将领张治中的帮助去做。

　　毛泽东选择张治中作为和平解放新疆的关键人物，有充分的考虑。早在抗战结束后不久，张治中就作为国民政府代表，与中共方面开展了《双十协定》等谈判，在沟通中表露出他追求国内和平的愿望。之后，他一直为此目标而努力，在1949年4月1日又作为国民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赶赴北平与中共方面开展和平谈判。4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谈判破裂，他毅然决定留在北平，投身人民民主阵营。

　　张治中也与新疆军政方面有密切的联系。抗战胜利后，他出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在1946年6月至1947年5月又兼任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他在管辖新疆时，与几名副手就维护国家统一和新疆未来的和平解放方向达成了共识，其中就包括1949年时分别担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新疆省政府主席的陶峙岳和包尔汉。

　　张治中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时，陶峙岳被他调至军政公署任副长官。1948年8月，陶入疆兼任新疆警备总司令时，张与之长谈。陶在“自述”中这样回忆：当时这些谈话涉及“有关新疆的许多实际问题，如民族问题、外交问题、军事问题以及新疆尔后的出路，等等。他再一次着重谈到国内应该实现和平的设想，毫无保留地出示他向蒋介石迭次建议力主国内和平的一些函件和一些与蒋介石谈话的记录。我深深理解，他给我看这些密件，当然就是希望我入疆之后，按照他的意图办事。他对我高度信任，使我非常感动。”有了这样的信任情感，陶峙岳争取新疆和平解放的决心十分坚定。

　　包尔汉则是张治中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时的副主席，两人在“保障全省和平，维护国家统一，实行民主政治，加强民族团结，增进中苏亲善”等重大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后来，包的副主席职位一度被撤销，张治中又据理力争，力荐他升任新疆省政府主席。

　　在新疆的省会迪化（今乌鲁木齐），同样有中共的支持力量。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市长屈武作为国民政府代表团的顾问参加了1949年的北平谈判。当时张治中对他说：“如果和平协定被南京方面否决了，你还是要回新疆去。你告诉陶峙岳，蒋介石要打下去，可是新疆要和平，要走和平的道路，新疆不能放一枪。”周恩来同样叮嘱他回新疆策动起义。5月，屈武返回新疆后，就开始积极做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中共对和平解放的统战工作在积极准备，战斗的筹备也从未放松。新疆内部除了支持和平解放的力量之外，还有不少反共、分裂的反动势力。在新疆周边，当时盘踞甘肃、陕西、宁夏和青海的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势力，是顽固的反共分子，中共中央研判他们绝不可能起义，一定要通过战斗解放这些地区，才可能扫清进军之路，为进一步解放新疆创造条件。

　　当时，在西北的这些地区，人民解放军的兵力与国民党军对比，在总体上并不占优势。然而国民党的这些势力各自心怀鬼胎，根本不可能捏合成有效的战斗力量。1949年8月中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在广州召开由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人参加的“西北联防会议”，希望胡宗南与“二马”联合起来，与解放军在兰州展开决战，妄图“消灭西北解放军主力”。会议刚开始不久，这三人就吵了起来，互相指责对方为了保存实力不肯派出主力部队一同对抗解放军。阎锡山苦心调停，达成表面上的共同作战协议，但这三人根本不可能也没有真正实行。

　　在面对解放军的进攻时，马步芳和马鸿逵都把城防交给手下将领，自己早早逃出中心城市。在西安，解放军只是遇到了象征性的抵抗；兰州的坚固城防工事是不小的麻烦，但在解放军的英勇进攻之下，这座古城也于8月26日宣告解放。随后，8月31日第一野战军进军河西，连克张掖、武威、酒泉。9月21日，10万雄师集结于酒泉、安西一线，兵临玉门关，直叩新疆大门。

有惊无险和平解放

　　考虑到新疆路途遥远、条件艰苦，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本计划将解放新疆的时间安排在1950年。然而，全国解放在即之时，新疆的分裂势力也在蠢蠢欲动。在美国驻迪化领事包懋勋（Paxton）和副领事马克南（Mackenan）支持鼓动下，哈萨克族上层人士乌斯满和贾尼木汗组织“保卫宗教反共反苏委员会”，发动叛乱，企图“赶走汉人”，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将新疆分裂出去。

　　彼时，刘少奇带领的中共代表团正在苏联秘密访问，后者将此消息告知中共方面，并希望解放新疆的速度能够加快，表示愿意提供必要支持。中共方面得知此消息后，决定加快解放新疆的进程。中共访苏代表团派出邓力群作为联络员，在苏联的帮助下于1949年8月秘密抵达伊宁，建立电台，接收来自北平方面中共中央的消息，并转达给迪化的陶峙岳等人。

　　9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张治中，希望他致电新疆军政方面，告知解放军已决定向新疆进军，敦促他们起义。张治中欣然同意，于次日发电报给陶峙岳、包尔汉，称：“今时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甚望兄等当机立断，排除一切困难与顾虑，采取严密部署，果敢行动，则所保全者多，所贡献者亦大。”

　　17日，陶、包二人联名复电，称已对起义审慎筹议，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新疆和平、避免无谓牺牲的前提下，即采取行动。

　　二人之所以有所顾虑，觉得时机未到，在于当时新疆省内形势十分复杂。新疆号称有10万军队，陶峙岳名义上是当地的军事最高长官，但实际上有不少部队并不受其控制。其中最主要的是甘肃军阀马步芳控制的骑兵第五军军长马呈祥，以及胡宗南的嫡系、七十八师师长叶成以及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这三人手握重兵，顽固反共，拒绝和平解放。政府方面，时任新疆省政府副主席的伊敏与国外势力勾结，推行民族分裂政策。

　　之前，陶、包二人已在军政两界努力争取其他支持力量。反共势力方面也在采取行动，9月19日，胡宗南急电叶成，令叶将部队转移到南疆待命，如陶峙岳不走或者阻止，“可以断然处置”。叶成与马呈祥、罗恕人商定，决定20日24时将部队带走，出发前逮捕并杀害支持和平起义的屈武、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陶晋初、新疆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刘孟纯等人，裹挟陶峙岳跟他们一起走。在计划实施的20日晚上，叶成临时决定和马、罗二人一起去陶峙岳家中告知此事，本计划谈半个小时就出来调离部队。

　　陶峙岳听了三人的话，内心大惊，但表面不露声色，冷静耐心地与三人周旋。他分析当时的形势，晓以利害，从三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说得十分诚恳。三个人听了他的话之后都无言以对，一个个垂头丧气。这一谈就是一整夜，拖过了三人原定行动的时间，化解了一场重大的危机。

　　陶峙岳在谈话中劝三人交出部队，带着财产出走国外，他们接受了这样的安排。22日，胡宗南又电令叶成等人行动，但后者明白大势已去，不可能再反抗。9月24日、25日，马、叶、罗以及伊敏等人，带着金银财产分乘六辆卡车，在陶峙岳派出的部队保护下，离开迪化，取道南疆逃往印度。

　　和平解放最大的障碍已经消除，陶峙岳、包尔汉随即先后于9月25日、26日通电全国，代表新疆军界和政界宣布脱离与广州国民政府的一切联系，归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新疆得以和平解放，走向新的光明时代。

铸剑为犁屯垦戍边

　　“白雪罩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王震将军笔下的这些诗句，描述了解放军进入新疆的壮举。我军入疆，是新疆解放的关键步骤。第一野战军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由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率部从1949年10月10日起，分别以空运、车运和徒步行军，由甘肃酒泉、玉门、安西等地向新疆进军。

　　至1950年3月底，解放军越过高山河流，穿过沙漠戈壁，长途行军1000-2000公里，一路上的气候严寒、供应不足、交通不便等各种困难都没能难住我军部队，国民党起义部队中少数人组织的叛乱也被成功平息。解放军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成功进驻新疆各地，让五星红旗飘扬在祖国最西部的边疆帕米尔高原。

　　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解放军进军新疆是极其迅速的。正如包尔汉在回忆录中所评论：“过去国民党四万多军队，经过三年的筹备粮草、车辆、被服、沿途设站等准备工作，最后以两年时间进入新疆……我军经过长途连续作战，而又于严寒中用三个多月的时间，使将近六万人完全进到新疆，不能不使新疆起义部队认为是超人为的奇迹。”

　　进军完成之后，解放军又用两个多月时间完成了对勾结国民党反动派势力、裹挟群众发动武装叛乱的乌斯满等匪徒部队的剿灭，稳定了新疆的社会秩序。

　　打完江山还要建设江山。解放初期，新疆经济非常落后，解决生产问题迫在眉睫。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毛泽东就考虑到了新疆解放后的生产建设问题。当时王震主动请缨率部入疆，中央军委批准，不仅是因为他骁勇善战，还因为他在延安时期率领三五九旅创造了边打仗边生产的南泥湾奇迹。

　　1950年，全疆各部队11万人投入了农业大生产运动，同时大兴水利。到该年底，全疆各部队共修建水渠32条，总长2470公里，可灌溉耕地127万亩。与此同时，部队开荒播种，至1952年达160万亩，粮油实现了自给有余，棉花则大量运往内地支援了国家轻工业的发展。

　　指挥农业大生产的同时，王震着手筹划新疆的工业建设。风餐露宿、流血流汗，三年间，解放军先后建起了六道湾露天煤矿、乌拉泊水电站等12个大型工矿企业。这是新疆第一批现代工矿企业，奠定了新疆现代工业的基础。

　　解放军入疆期间的1949年12月下旬，国民党军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陶峙岳任司令员。1954年，22兵团与新疆军区生产部队集体就地转业，脱离国防部队序列，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1981年12月，名称改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沿用至今。

　　兵团的使命是劳武结合、屯垦戍边。此后，全国各地大批优秀青壮年、复转军人、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加入兵团行列，投身新疆建设。数十年来，兵团军垦职工栉风沐雨，扎根边疆，为推动新疆发展、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国家边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新疆与8个国家接壤，边境线上密布众多有百年通商历史的口岸。横贯亚欧大陆的古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国和沿线各国的贸易往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作为核心区的新疆拥有了大量关键发展机遇，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前沿。

　　2018年，新疆口岸对“一带一路”沿线的蒙古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36个国家进出口总额为2915.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5%。除了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互通也显著发展。“一带一路”，既要实现道路互联，又要实现心灵相通，而智慧对接、行动对接的实践，在今天的新疆处处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