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记者笔下的1949年“解放洪流”
1949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取得全国胜利的伟大年份，而诞生在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硝烟中的人民解放军也从区区三万人的孤军成长壮大为势不可挡的百万雄师。这支新型军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党的领导下，经过22年浴血奋战，终于打下一片红色的江山，也正因为这支军队都来自人民，与人民血肉相连，为人民利益而战，因此受到人民的衷心热爱与欢迎，谱写了一曲伟大的颂歌。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新发现的苏联多位记者的相关报道尤为珍贵，这些诞生在七十年前的真情话语再度呈现在面前，可以想见，一切正直的人都会感到热血沸腾。
无敌军队底气何在
1949年11月，苏联《真理报》记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来到四野大军所在的前线重镇衡阳，那里是湘桂铁路枢纽，四野刚在那里打垮了国民党最后一个重兵集团——白崇禧桂系军阀，之后的行动与其说是作战，不如说是追击和逼降。从衡阳开向广西途中，西蒙诺夫主要搭乘列车，沿着刚修复的湘桂铁路缓缓前进。
列车上，分乘着四野的41军军部和军部警卫营，有几节车厢和平板车上则装有给养和弹药。西蒙诺夫和军部坐在一节货车厢里，有军长、政委、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他们绝大多数入伍时都是20岁不到的青年，基本在1927年到1933年参加革命的，每个人十多年都在不间断的战争中度过，他们中间那些已婚的，都是在三四十岁时在北方老解放区成家的，许多人的妻子都是党务工作者，土改的参加者。对于这种军人家庭中的成员，行军不是新鲜事，他们整个生活实质上就是不断的行军：行军中相识，行军中结婚，行军中生孩子并养育长大，有的则快要成人了。
从不知疲倦的西蒙诺夫和军政委欧阳文聊起解放军政治工作，这是很重要的内容。据介绍，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军队之所以不断壮大，取得辉煌胜利，首先有赖于贯穿在一切环节中的政治教育制度，这种教育直受中央领导，而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则存在于全军各级部队中的广大党员的表率作用。以四野为例，党员约占全军总员额的30%-40%。从团开始都有政治机关（团政治处），而在每个营和连都有政治指导员。与此对应的，军队从上到下都有党组织，从连到野战军，各级党委的领导中，普遍有相应的军、师、团的指挥员和政委参加。
为了对解放军中的党政工作有个概念，应该注意到即将解放全国的人民军队正在承担许多方面的任务：第一，作战；第二，筹措给养；第三，恢复交通；第四，教育大批解放战士（前国民党军士兵）；第五，在新解放区承担最初的行政工作和建立乡村政权；第六，在新解放区进行群众宣传教育工作；第七，在新解放区与国民党特务、怠工和反动分子作斗争。保证命令的切实执行，是军队中一切政治机关和党组织的首要任务。在攻击前接到的上级命令，成为部队党委研究的对象，共产党员们研究怎样从政治上保证命令执行，怎样来更好地加强战士们的战斗精神。
战前的个人决心书是解放军指战员中间的普遍现象，这些决心书常常是很具体的话：抓俘虏，缴机枪，不从阵地后退一步。非党员的战士常常写保证完成这一切，为了总的胜利，也为了自己能够在胜利后入党。实现决心的行动，在战场上得到检验。而就在战扬上，对那些曾在战前立誓要以自己的勇敢行为取得入党资格的战士，支部书记就告诉他，从这时候起可以认为自己是党员，而适当的手续则等到战斗结束后，到后方去办。战士们被这样的精神教育着，就是要他们清楚地懂得：共产党是在为劳动人民的阶级利益而进行斗争，成为党员是每个劳动者莫大的光荣。由此产生了一条在战前动员中经常被提及的群众性口号：“为了中国人民，为本阶级，为参加党而战斗、而打胜仗！”
地堡的寓言
轻松的谈话总是短暂的，不到两天，西蒙诺夫就遇到了真正的战斗，那是夺取湘桂省界上的门户东安镇。解放军采用经典的穿插战术，迅速瓦解了敌军的防线。西蒙诺夫在小城观察了一遍，城里有一半的房子是没人住的，从前三百多户人家里，剩下一百多户就不错了，每逢十字路口就有国民党军遗弃的丑陋地堡。说确切些，这不是地堡，也不是碉堡，而是奇怪的圆形建筑，离地一米半，用砖石砌成，外面涂以黏土，就像个大号的夏天炉灶，与其说是“永备火力点”，不如说是尽到声明“这是军事工事”义务的符号。
照中国同志的介绍，这些奇怪的建筑，与其说是证明国民党军官在军事上的无能，不如说是证明他们做生意的才干。国民党官员尤其是军官，以蒋介石本人为榜样，习惯把任何国家财富转变为个人财富。修筑各种各样的工事，是国民党军官多年来捞油水的经常项目。为了建筑防御工事，国库里源源不断地流出大笔资金，收到相应款项后，国民党军官迅速开动脑筋，计算用最便宜的材料修筑。为了向上报告必需数量的防御工事要花他多少钱，然后心痛地从收到的款子里分出为此所需的部分，其余就进了自己的腰包。
地堡附近，所有墙上贴满布告、命令、宣传画和标语，有的是用黑色，有的是用红色，有的纯粹是用粉笔写的。有张宣传画是这样描绘的：一个解放军战士和一个农民，战士拿着步抢，农民拿着木棒，正在追赶被画成狐狸模样的蒋介石。宣传画旁边张贴着一张清楚说明当前形势的传单，不远处则贴有关于使用人民币的布告和公安局的布告，号召建立本地新的经济与治安秩序。
撒谎的西方书籍
部队在前进，西蒙诺夫的脚步也不能停留。往广西省会桂林去的路上，沿途遍布的标语证明了两支存在截然相反观点的军队正交换着位置，有一条标语上写着“国民党将战斗到底”，与之并排的是一幅讽刺画，上面把蒋介石画成乌龟样，还把短暂顶替他的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画成兔子模样，讽刺画下面有一条标语：“打到广西去，打到广东去，打到台湾去！”西蒙诺夫甚至在一座古庙最显眼的地方见到国民党滑稽的口号——“平等，廉洁，和平”，可这一切恰好与国民党早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西蒙诺夫骑了一整天马，走了近35公里的路，终于赶到123师师部，和大家一起野营炊事。当时，解放军没有野战厨房，每个连里有个管理排（除了炊事员，还有其他勤务人员），而在营以上机关里则有不大的炊事班。这些班排都在一种不大的生铁锅里烹饪食物。指战员饭菜中的两道主要食品是饭和汤，饭煮得干松松的，不放油盐，汤里放着各种蔬菜，主要是卷心菜、葱、芹菜、切得细细的竹笋和几种用俄语无法定义的蔬菜，有时汤里还放上几块猪肉。解放军一般一天吃两餐（有时候是三餐），早上行军前和傍晚行军后，行军休息时喝开水。由于卫生考虑，解放军严禁喝生水，生水，特别在南方，是无数疾病的肇因。蔬菜、肉、一部分米和锅灶，都由管理排和炊事班自己挑着，大部分米由战士们自己带，每个战士都有一条很细很长的布制褡裢，约有一米长，七八厘米宽，可以装相当多的米，它很像一根两端扎紧的香肠，投在背包后面，或中央用一根小绳结起来，挂在肩膀上。这种粮食供给制度在行军中带来极大便利，因为一切都便于携带，无论部队进军途中有什么自然障碍，管理排和炊事班都能跟上建制部队。
当然，这种制度也有不便之处，由于饮食不能在行军途中做好，所以到了傍晚休息时，经过连续行军的战士们还得等待很久，等炉火烧起来，水在锅子里开起来，最后才能吃上热菜热饭。像苏军普及的干粮、饼干或肉罐头这种备用品，中国战士是几乎没有的。这样，战士们行军一整天，到了宿营地，还要花一个半到两个钟头做饭，而在紧急情况下，如果只有短暂休息，就得空着肚子继练夜间急行军。
顺便说一下，在许多撒谎的西方书籍里，时常看到一种傲慢的断言，说什么中国士兵特别能将就，一天一小碗饭就够了，这种断言远非事实。中国革命战士也需要在大行军后休息一下，在温暖之处而非雨中睡一个好觉，饱饱地吃上一顿，就像任何国家的战士在全副装备走了三四十公里后所爱做的那样。可只要这是需要的，只要是革命军人本分所要求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那时候，中国革命战士也像苏联红军战士一样，准备在行军中整晚不睡觉，或在恶冷和风雨中连续行军。必要情况下，他就准备毫无怨言地满足于只吃一小碗饭，而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一昼夜不吃东西，只喝几小杯开水就够了。可这绝不是因为他天生能将就，而是他具有共产党教给他的高度责任感和克服困难的卓越本领。
国民党想打苏联
进军途中，西蒙诺夫最特殊的经历莫过于和国民党战俘对话。在广西全县（今全州）附近，他真的和刚被俘的国民党军少尉排长谢杰生（音）作了详谈。这是个29岁的青年人，在漂亮得有些格式化的脸上，带着一种轻浮的表情。他来自广东的中产之家，小学里读过书，后来就无所事事了。17岁，他自愿参加税警团，很快从士兵升为下士，接着当上连特务长，这个职位对国民党下级军官来说是最能捞钱的肥缺。谢杰生讲到国民党军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贪污腐败，就把一切欺诈行为和罪行都推给别人，倒是自己独善其身。是的，从军中开小差者枪毙；是的，有共产党嫌疑者枪毙；可他个人从未参与过这些事。问题是他津津有味地讲到如何枪毙士兵：先叫他跪下，背对自己，在颈后别上一块画有黑圈的小纸，对着黑圈开枪——他对这件事讲得这样有声有色，单从这一点就暴露出他就是与这类枪毙事情有最直接关系的人。
结束了谈话时，西蒙诺夫向谢杰生提出关于现在他想做什么的问题，以及对蒋介石有什么看法。
“蒋介石是伟大的司令官，可正如老话说的，他现在已是夕阳西下了。”
“那为什么他现在会成了下山的太阳那样呢？”
“因为他犯了两个大锗误。”
按照谢杰生进一步的说明，第一个错误是蒋介石从美国借的钱太少（只有60亿美元！），而在最后几年却发行太多纸币，用这些纸币什么也买不到，结果在军队里就贪污盛行了。
“那蒋介石的第二个错误是什么呢？”
“第二个错误是他在抗日战争后把足足一半的钱花到不知道什么东西上去，却没有用这笔钱来扩大军队，并用军队一直打到胜利为止。你看我已经打了十二年仗，种地我不会，做挑夫我不愿干，那我干啥好呢？应该扩大军队呀！”
谢杰生恶狠狠地而且深以为是地做出结论：“可就是这样，国军就有过500万呀！用什么钱来维持更多的军队呢？是美国人给钱维持的。”
“那么要这么庞大的军队干什么呢？”
“消灭共产党。”
“以后呢？”
“和苏联打仗。”
“你以为这支军队能做到这一切吗？”
“美国人会给钱去办的，”他重复着说，疲惫地叹着气，似乎在哀叹自己不愿当挑夫却又没有机会延续自己的强盗前程了。
“请告诉他，他可以走了。”西蒙诺夫对翻译说。
谢杰生连忙站起来，机械地举手敬礼，磕响脚后跟，跟着看押战士走出去。和他的接触，让西蒙诺夫想起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交谈过的那些希特勒青年团员、武装党卫队少尉、上尉们。西蒙诺夫久久地凝望着谢杰生的背影，这个仍在抱怨华盛顿施舍不够的帝国主义佣仆，在他重新成为正直的人之前——如果在他受了污染的心灵中还有可能重新唤起人性的话，中国同志们将不得不花很长的时间来与之周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