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不惑，未来何方？

　　40年前的1979年，与香港毗邻的宝安县升为深圳市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座边陲小城会成为全世界4300多个经济特区中最成功的那一个——深圳创造了GDP年均增速22%的奇迹，GDP总量从当年只占香港的1/700到2018年实现反超；1979年，深圳常住人口只有31.41万，2018年常住人口高达1302.66万人，并成为中国第一个全部城镇化的城市；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15年居全国首位，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创新之城……

　　40年前，深圳是我们经济改革的“试验田”，承担着为改革开放先行探索的使命。在《深圳奇迹》一书的主编、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看来，深圳40年来的成功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它并非来自政府的产业规划和对经济的周密干预，而是主要得益于早期特区实试的宽松政策及其与香港的紧密联系，以至于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形成了恰当的关系。

　　40年后的今天，深圳再次被委以重任——2019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确定深圳战略定位为：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

　　如果认为一座城市有生命周期，40岁的深圳正处于青壮年。我们不禁要问：步入不惑之年的深圳，将在未来担当怎样的角色？

因为输得起，所以敢试验

　　40年前，为什么选择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张军和他的研究团队给出了答案——一方面，深圳建市前的宝安县毗邻香港，起到窗口作用；另一方面，宝安县在中国经济版图上无足轻重，作为经济特区即便失败了也输得起。

　　和改革开放前占到全国税收1/6的上海相比，改革开放前的宝安县简直一无所有——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室九空人离去，村里只剩老和小。

　　资料显示，1898年即光绪二十四年4月21日，清政府在割让了属于新安县的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之后，又与英国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新安县的新界也以99年的租期借给了英国。

　　这样一来，深圳河事实上就成了一条“疆界”。河对岸的香港在1950年-1970年代一举成为新兴工业化的经济体，而河这边的宝安县（新安县在1913年改为宝安县）却因为它的“边防”地位而被封闭起来，经济和社会长期都没有什么变化。1978年，宝安县农民的年收入是人民币134元，而仅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的年收入却是13000港元。

　　因为河两边的经济条件存在天壤之别，深圳从1957年-1979年间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参与者来自全国12个省。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期货教父”刘梦熊、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精英，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

　　如何应对大逃港事件，体现着中国决策层的智慧。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在1977年11月南下广州，听取广东省委汇报后沉默良久，然后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小平同志回到北京之后，在中央的会议上多次提到深圳。有一次邓小平讲他的“一部分城市可以先富起来”的主张，举了十几个城市为例，第一个就是深圳。

　　小平同志念念不忘的深圳，也在随后的一系列政策中有了回响——1978年6月，国务院决定同意国家计委和外贸部提交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报告》的建议，其中就提到在靠近香港的宝安建设生产加工和出口基地。1979年2月，国务院正式下达了38号文件，明确提出在宝安建立出口基地和新型的边防城市。为了凸显宝安的重要性，1979年3月宝安县改成深圳市，并在后来改为计划单列市（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只需向中央缴税而无需向省里缴税，这让深圳比广州等城市有了更多财政结余）。

　　与此同时，仅仅2000字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经过一年多的讨论和13次修改，终于在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上批准公布。一部地方的法规在全国人大的会议上审议批准尚属首次，而8月26日也成为深圳经济特区的诞生日。

　　深圳不仅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也是香港看内地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1979年5月14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视察深圳时表示：“现在往那边（香港）跑的多，将来一定是往我们这边来的多。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吧。”如今回首，谷牧40年前的愿望，在深圳后来的发展中早已实现。

更自由、灵活、宽松的政策

　　张军指出，为了让试验成功，中央必然给予深圳更自由、更灵活和更宽松的政策，这使得它的制度环境更接近市场经济。

　　无论是1980年代的价格改革、劳动工资改革，还是1990年代的股份制改造、科技体制创新，以及21世纪以来的事业单位改革、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等，深圳都在全国率先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之路。

　　深圳毗邻香港，凭借土地、人工成本低等优势，深圳从“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起步，进入加工制造快车道。随着劳动密集型的“三资”企业从香港不断涌入，至1985年底，深圳已有“三资”企业1075家。

　　彼时，深圳开始战略调整，将重点转向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进一步扩大招商引资，发展出口企业，创建保税区，拓展远洋贸易。至1980年代末，深圳已初步形成外向型经济格局。1993年，深圳进出口贸易总额已居全国第一。

　　就香港而言，深圳特区也对其经济转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80年年初，受到空间狭小、资源短缺、成本高涨、竞争激烈等因素影响，制造业在香港的发展遭受严重阻碍。因此，借助珠三角的巨大优势，香港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迫在眉睫。对于内地来说，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使得资金监管较为严格。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各大金融财团纷纷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并以此为跳板打开内地市场，这对于香港金融中心建设无疑是强心剂。

　　港深两地合作为深圳带来的效益十分可观——1980年代，深圳GDP增速只有一年没有达到30%，超出50%的有6年，最高增速为83.53%，平均增速高达52.11%。即使1990年代的前5年，其GDP平均增速也高达40.66%。

　　因为香港的前车之鉴，深圳采用了主动转型而非被动转型的方式——不是要等到产业败象已露或衰落已成定局时转，而是在该产业仍兴旺时就着手部署产业升级转型，布局新的替代产业。

　　1996年9月，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动工。进入21世纪，深圳喊出“自主创新”的口号，更是前瞻性地提前制订产业规划，重点发展计算机、通信、微电子及新型元器件、机电一体化、新材料、生物工程、激光七大高新技术产业，全面调整优化经济布局。

　　张军强调，因为在中国经济战略版图上不那么重要，深圳可以“自由生长”至今。即便在今天，深圳也没有像上海那样被赋予太多国家战略的使命，因此深圳也不需要调动更多资源支持国家战略的实施，资源就这样留给了市场和企业，也正因如此，深圳政府没有试图去改变与市场之间业已维持的良好关系。

　　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试验田，企业家、创业者和实体经济在深圳有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创造财富的自由，从而让政府在维系与市场类型互动中有更大的获得感，这就反过来给予政府更大的决心，保护更多的资源随着市场和企业家的需求而流动。张军认为，“深圳政府有足够经验帮企业解决问题。我在调研时深圳政府经常说，企业不来找我，我是不会去找企业的，干预很少。”

　　张军提到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失败的社会容忍度（social tolerance of failure）”，用它来解释深圳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经济发展速度。科创产业的发展，就需要“失败的社会容忍度”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允许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根据商业发展的需求自由流动。而深圳自身经济试验田的战略定位恰好回应了这一需求，为有创业热情的人提供了良好的产业孵化空间。

　　张军举了一家生产可折叠屏幕的科技公司的案例。这家公司创始人L是清华和斯坦福的高材生，带着创业梦想回国。L先带着专利去了北京，但不知找谁；又南下到上海找朋友，希望上海能给块地。最后，L跑到深圳碰碰运气，去一家饭店吃饭时遇到深圳南山区的一位常委。想不到，两天后L就见到了副市长，项目也就落在了深圳。后来李克强总理在深圳考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也到L的公司参观。

　　此外，因为深圳是计划单列市又没有历史包袱，深圳政府可能是中国唯一一个“不差钱”的地方政府，这也让深圳愿意花更多钱来吸引人才。据悉，创业企业在深圳最高可以拿到2000万元的补贴。效率高、政策好、补贴多……这些制度优势让深圳比北上广更能吸引创业者。40年间，深圳诞生了华为、招商、平安、腾讯、万科、正威、恒大7家世界500强民营企业，证明了这座城市的市场活力。

从经济特区到先行示范区

　　如今，40岁的深圳被中央赋予了重任——

　　在2019年2月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中央对深圳的定位是创新创意之都。而在半年之后发布的《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增加了“创业”一词，深圳成为“三创”之都。

　　从经济特区到先行示范区，深圳在改革开放中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也发生了变化——《人民日报》指出，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推进改革开放的复杂程度和艰巨程度不亚于四十年前。党中央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就是希望深圳一如既往地当好改革开放尖兵，为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探出新路。

　　《意见》对深圳提出了“三步走”战略，分别对应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目标。到2025年，深圳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到2035年，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到本世纪中叶，深圳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开篇指出，深圳建设“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有利于更好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丰富“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例如，进一步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不断提升对港澳开放水平；加快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探索协同开发模式，创新科技管理机制，促进人员、资金、技术和信息等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推进在深圳工作和生活的港澳居民民生方面享有“市民待遇”。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面推进的关键阶段，党中央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就是要求深圳立足全球坐标系，全面深化规则机制对接，将粤港澳三地的制度差异转化为互补优势；就是要求深圳增强核心引擎功能，更好地辐射带动其他湾区城市加快发展；就是要求深圳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继续依托港澳、服务港澳，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张军强调，对深圳而言，先行示范区的要求不能以降低“失败的社会容忍度”为代价，更不能动摇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业已形成的所谓“湿地现象”。所谓“湿地现象”是说湿地需要一定比例的盐分，低了高了都不行；而政府的任务就是保持这块地的盐分——在创造良好市场环境的同时而不干预企业的生存空间。张军提醒说，深圳的成功就是因为它的高度市场化，当地政府千万不能把国家战略转变成对市场的一种挤压。

　　再出发的深圳，是否可以创造下一个奇迹呢？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