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的公共卫生体系让城市更安全

　　公共卫生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

　　5月2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湖北代表团审议时，特别强调了公共卫生工作的重要性。他说，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风险，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事关社会政治大局稳定。要坚持整体谋划、系统重塑、全面提升，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提升疫情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能力，健全重大疫情救治体系，完善公共卫生应急法律法规，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着力从体制机制层面理顺关系、强化责任。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作为疾控专家，参与了上海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全过程，她在疫情期间作为公共卫生专家服务于政府决策咨询；迄今参加10场上海市政府新闻办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系列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回应公众关心的话题。

　　上海的防控效果再次表明，公共卫生功在平时。吴凡委员的提案自然聚焦在公共卫生建设上。

　　疫情尚未发生的2019年6月至9月，吴凡作为牵头人，和全国政协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别的部分委员兵分四路，奔赴全国6个省份进行了“落实预防为主，切实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专题调研。调研囊括了全国31个省疾控中心和国家疾控中心，并针对全国600多个地市、县区做了书面调查。

　　通过调研，吴凡掌握了翔实的数据，并总结出了一系列公共卫生体系尚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不少问题都在此次疫情中有所体现，这也为她的履职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基础。这一报告将由她所在的全国政协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别提交给大会以及有关政府职能部门，并进行专题协商。

　　4月28日，在赴京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之前，吴凡委员接受了《新民周刊》专访。这次访谈中，她对上海的疫情防控经验、公共卫生体系存在的短板、如何吸引人才从事公共卫生事业等关键话题，进行了深度阐释。

上海仅仅是因为“幸运”吗？

　　《新民周刊》：城市对公共卫生进行投入到底划算不划算，这笔账应该怎么算？

　　吴凡：从这次疫情对社会的影响可以看到，公共卫生上的投入真的应该多一点。在传染病的预防上投入越多，那么我们遭受的损失就越少。

　　医疗卫生系统的比较，大家不能光比哪个城市投钱投得多，当然投资多一方面是表达了政府、公众、整个社会对医疗卫生的重视，但是我们也要看投入和产出的比，是不是你投得多、产出更好？

　　讲对卫生事业的投入产出比，可以看两个方面的指标。一个是世界卫生组织用来比较人群健康状况的三大指标：居民的期望寿命、婴幼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这三大指标反映的不仅仅是人群健康水平，而是整个社会发展以及医疗卫生系统对人群健康的保障水平。

　　上海最近公布了去年的居民健康三大指标。2019年，上海居民健康三大指标已连续十多年保持国内领先，并达到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领先水平：户籍人口期望寿命83.66岁（男性81.27岁，女性86.14岁）；上海地区婴儿死亡率3.06/千；上海地区孕产妇死亡率3.51/10万。

　　上海的这三个指标超过了大多数发达国家，我们是在第一阵营的，这就能说明我们上海在预防和治疗上的投入产出比很好。

　　第二个方面的指标是看人的健康期望寿命。“健康期望寿命”和“期望寿命”含义不一样。比如一个人活了83岁，但是在这83年当中，我们都希望完全健康的时间越长越好，最后卧床时间是最少的，费用又最低。如果能做到“健康期望寿命”长，那就意味着我们把有限的资源投到了最有效的地方，而且我们整个医疗卫生系统的质量也比较好，所以它产出是比较好的。

　　《新民周刊》：上海是人口密度大、国际交往频繁的大城市，上海靠什么保护2500多万居民的公共卫生安全？

　　吴凡：其实在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上，不管是放在全国，还是放到世界上，上海都是有底气说我们是拿得出手的，是经受过考验的。

　　2013年上海处置人感染禽流感H7N9疫情，世界卫生组织给出了最高的评价，说上海做到了“灵敏、专业、高效”，中国政府应对H7N9疫情被誉为是应对传染病的全球典范。

　　其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除了西方一些带偏见的评论以外，客观讲大家心里觉得中国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如果说应对传染病疫情是考试的话，从SARS到H7N9到今天的新冠肺炎疫情，上海的成绩我认为是优秀的。这样的成绩难道每次都是因为幸运？这绝对不是幸运。这来自我们长期以来对城市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

　　上海是第一个省级政府出台传染病防治管理办法的城市，是第一个省级政府成立公共卫生联席会议的城市，几十个政府部门大家坐下来，通过这种机制讨论公共卫生工作。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加强建设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网络，从市一级到区一级网络比较健全。

　　公共卫生的网底很重要，网底是谁？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尤其是近10年以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强化六位一体的功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功能绝对不单单是看门诊、开药，它承担了预防、保健、计划生育，还有基本医疗、康复以及健康教育，它有六个功能，它更多的功能是发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提供者的功能，这也是我们整个预防保健网络最坚实的网底。

　　尽管很多方面我们做得比别人好，但是我们要学的是别人最长的优点。4月8日上海发布了《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若干意见》，简称公共卫生20条，接下来围绕20条，还有多个配套政策会陆续出台。

　　20条里面大部分都不是硬件建设，更注重的是体系建设、机制建设、能力建设、保障建设。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已经有高水平的医院了，这些医院如何平战结合？平时这些医院都在为大家服务，但是医院要有预警的体系和机制，有能力去发现风吹草动，如果碰上一个新的疾病大流行了，没关系，医院马上可以切换模式，从平时的诊疗服务一下子切换成应急的救治状态。

　　这种切换靠的是什么？是政府部门之间的共同协同，靠的是上下不同层级之间的联动，而联动和协同，就是靠体制和机制的建设和完善。

“财神跟着瘟神走”能否改变？

　　《新民周刊》：普通人对公共卫生非常陌生，甚至觉得可有可无。形成这种印象是什么原因？

　　吴凡：每个人都可能去过医院，所以我们对医院有感性的认识，它是有形的。但公共卫生恰恰是无形的，它润物细无声。

　　打个比方，有一条道路，路面坑坑洼洼，老有人晚上在这里摔跤，骨头摔断去医院把骨折治好了，他就觉得医生水平很高。终于有一天，因为好多人都在这儿摔跤，一个人说在这儿装一盏路灯吧，有了路灯，大家晚上行路不再摔跤了。

　　但是人们很少会想到去感谢安装路灯的人，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而且路灯点完之后也不是照亮某一个人的路，大家都受益了。这个故事里，安装路灯的工作就相当于公共卫生。

　　公共卫生做的就是预防“摔跤”的工作，这个工作往往是无形的、幕后的。

　　《新民周刊》：现在大家觉得疾病预防、传染病预警等等工作非常重要，但疫情过去以后，是不是大家会好了伤疤忘了疼？

　　吴凡：说实话我的确担心“好了伤疤忘了痛”。

　　我们公共卫生领域，有一句话叫“财神跟着瘟神走”。今天有疫情了，资金就过来了，但是疫情一走，各种经费就减少了，而且减少得很明显。

　　这一次国家下了这么大决心，把公共卫生安全纳入到国家安全的整体框架当中去考虑，我相信在可预期的未来这种情况会得到很好的改观。

　　公共卫生这个专业很奇怪，别的专业，投入越多专业就越红火，人才也越多，但公共卫生有一个宿命，就是你越敬业、投入得越多、干得越好，你就把自己的饭碗给砸掉了。

　　我们50年代的血吸虫防治，有一批很好的搞血吸虫的专家，最后把疫情控制住了，这个病达到了消灭的程度，到今天为止，上海仍然处在消灭血吸虫的状态。上海有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60年代以后，病少了，专业就没什么事儿干了。这支队伍渐渐呈现出老龄化，年轻人也不太愿意做。

　　但是今天的公共卫生人，可以在知识面上、知识体系上更完整。追求健康是没有止境的，如果我们的知识体系构建得更完整、更全面的话，一个疾病达到控制或消灭后，我们可以去从事另外一种疾病的预防，或者说预防危险因素，促进人的健康往更高的层面去发展，让人从身体、社会、心理三方面都更完善、更健康，同时还能延长生命的长度。

　　《新民周刊》：这些年疾控系统人才流失比较多，怎样吸引优秀的人才从事公共卫生事业？

　　吴凡：疫情到现在一百二十多天，我琢磨得最多的是接下来怎么培养人才。大学的任务是适应时代之需培养优秀人才，那么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就是我们这样的高校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怎么样让更优秀的人才能够到公共卫生这个领域来？我觉得还是要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改变开始。

　　首先，社会对公共卫生事业的认同很重要。如果大家觉得你干这个好光荣，学生今后跨出校门，会感到人生价值得到实现。

　　过去很多人对公共卫生的理解比较狭窄，以为学这个专业毕业以后就只能去疾控中心，或者最多去医院一个研究部门。其实不然，公共卫生管理的对象是人群和社会，所有涉及到社会管理的各个领域，都是公共卫生事业。这次疫情过后，我相信很多的优秀人才会加入到公共卫生事业中，政府要足够重视，为这些人才搭建宽阔的事业平台，让他们能够去施展能力。

　　咱也不能光讲情怀，在公共卫生领域工作的人，他也希望有一份体面的收入，这是常人最合理的一份要求。

　　所以，如果我们具备了很好的社会认同、广阔的职业前景以及比较高的工作平台，最后还能有一份比较体面的收入，我相信最优秀的人才一定会到这个领域。

　　社会要健康发展，只有让最精英的人才来管理维系我们公众的健康，这个社会才能发展得更好。

政府决策必须考虑公共卫生安全

　　《新民周刊》：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们发现，各地新发传染病预警能力参差不齐，应该从中吸取哪些教训？

　　吴凡：我们需要反思，平时是不是真正的把公共卫生安全放到国家安全的大框架里面去思考了。

　　公共卫生安全绝对不是卫生一家的事，从这次疫情中，无论是发现病人、报告病人、处置疫情，还是投入那么多资源最后获取疫情防控阶段性胜利。整个过程绝对不是卫生一家能够完成的。我们更需要的是什么？就是习总书记讲的，要把人民的健康放在首位，要把健康融入万策。

　　所有的公共政策都应该有利于人们养成更好的健康行为，有利于形成健康的环境，更有利于形成保持健康的这些机制。

　　所以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在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有没有把健康融入进去。

　　这次疫情过后，大家在反思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批评的声音，我觉得这些批评声音也都没错，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容纳，我们希望有更多批评的声音来帮助我们进一步完善和提高。不同的专家要从自己学术的角度来呈现更多的证据，而不是出于自己的臆想。

　　上海在这一次疫情防控当中，政府做得是非常棒的。疫情一出来上海市委市政府就成立联防联控领导小组，后来叫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和市长任双组长，政府研究防控措施时听取了各方面专家的意见，专家组成员是比较综合的，有医疗卫生的专家组，还有其他的专家组，领导做决策的时候，既考虑科学的问题，同时又能够兼顾社会统筹的考虑。

　　尤其是现在疫情防控和恢复经济要两手抓，这对于任何政府都是一道很难的题目，但是上海至少到目前为止，统筹兼顾得非常好。

　　《新民周刊》：国内疫情的基本形势是“疫情防控常态化”，我们什么时候才能重新过上和过去一样的日子？

　　吴凡：国务院联防联控办公室3月13号宣布，中国对疫情的防控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是我们的生活，暂时还不能跟过去一样。在疫苗研发成功和应用之前，新冠肺炎是要跟我们一起共存的。

　　疫情防控的常态化，是说新冠肺炎病例数不可能天天为零，很多时候可能偶尔有一两个病例出来，随着病例的发现，经过流行病学的追溯以后，可能会发现更多的密接者，他们当中也有人已经感染了，那么很可能就有局部聚集性疫情的发生，有那么三五个人感染。至少在我们医学界认为，这就是今后疫情的一种常态。

　　公众要继续做好个人的防护。万一有了病人，我们还有医疗卫生这一道底线有人替我们守着。

　　疫情防控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上海的医疗卫生系统的灵敏度、响应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们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病人、诊断病人、治疗病人。我们还可以追溯感染的来源，然后百分百排摸密切接触者、管理密切接触者，防止造成更广泛的人群和社区的传播。

　　个人防护和疾控、医疗机构的托底之间，就好比防范火灾中每个人和消防队之间的关系。医疗卫生机构就像是消防队，万一有火苗出来了，消防队赶紧把它扑灭，但平时还是要靠大家自己去防火。新冠肺炎的防控道理也一样，我们要靠自己的防护措施来保护自己、保护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