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堂深处，还有许多旧谜待解开

　　“我们知道，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诞生地本身，并不仅仅是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近代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伟大的政党，它的成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它在上海经历了孕育、创建，然后再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整个孕育的过程在哪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处房子，就是改变中国近代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现场。”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建刚教授对着镜头如是说。近日，在南昌路100弄老渔阳里2号，徐建刚录制了一堂视频微党课——《上海的创党实践·老渔阳里》。

　　“渔阳里”三个字，长期以来作为团中央旧址纪念馆为人熟知。如今的门牌号为淮海中路567弄6号的团中央旧址纪念馆，亦即新渔阳里6号，在1920年8月22日，见证了李汉俊、陈望道等8人发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团中央机关也正式建立。

　　而在新近由苏智良、姚霏主编《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纪录》一书中，被徐建刚提到的老渔阳里2号，排在中共一大会址、中共一大代表宿舍旧址之后，并已将之标注为“陈独秀旧居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认为，老渔阳里实际上是中共早期组织的诞生地。当年，陈独秀在这里推动全国建党。在徐建刚看来，老渔阳里2号不仅仅是历史伟人陈独秀的居所，更是中国近代重要历史现场的见证和发生地，是当年的《新青年》编辑部，也是中共最早的领导机关的所在地。

　　从学术观点上看，苏智良与徐建刚不谋而合——渔阳里的价值，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不仅是渔阳里——在苏智良看来，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革命红色基因的发源地。“这抹红色，是近代上海发展中堪称亮丽的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上海城市文化研究中必须列入的重要课题”。苏智良和他的团队，花费十余年之功，通过学术研究和实地调查，基本“绘”就了上海近现代红色革命文化的图谱。

　　今年6月，当《初心之地》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出版的时候，有评论认为，苏智良团队的这一成果，为上海留存更多样化的城市精神和人文底蕴，并进一步推进上海市优秀历史文化旧址遗址与历史文脉的保护，贡献了力量。

从“柏公馆到陈公馆”

　　老渔阳里2号的地址很清晰。1920年初，陈独秀在北京受到军阀迫害，南下上海。他到上海后，先在自己的好友、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处住了一阵子，然后于当年4月搬到了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老渔阳里2号本是辛亥革命元老、安徽都督柏文蔚的寓所。这幢老式石库门里弄住宅，砖木结构，走进大门就是一个大天井，客堂后还有个小天井。建筑面积约140平方米，一家人住已经比较宽敞了。

　　陈独秀与柏文蔚是安徽老乡、旧相识。他住进老渔阳里2号后，这里还曾接待过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代表维经斯基。维经斯基在这里多次召开先进知识分子座谈会。陈独秀在这里发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成立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在这里，陈独秀等人经讨论决定派最年轻的党员俞秀松到新渔阳里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此后，陈独秀到广州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期间，中共发起组负责人李汉俊、李达等都曾在这里办公和居住。中共发起组成员陈望道也曾在楼下厢房居住，并编辑《新青年》。

　　徐建刚认为，陈望道是当年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传播者，也是中共早期党员和领导人。“陈望道与这栋房子的结缘，首先在于《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徐建刚说，“陈望道在这里翻译《共产党宣言》。渔阳里2号见证了《共产党宣言》中文版孕育、出版的过程。更大的意义在于——在陈独秀赴任广州后，陈望道负责《新青年》的编务工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早期，实际上，《新青年》杂志从原来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杂志，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党刊。从这个意义上说，陈望道先生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刊的主持者和编辑者。”

　　如今的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物——毛泽东亲自填写的中共八大代表登记表。在登记表的“入党时间”一栏，上面写的是1920年。有人会问，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成立的，毛泽东填写的登记表上“入党时间”怎么会“提前”到1920年呢？在老渔阳里2号，就能找到答案！

　　1920年5月，毛泽东从北京到上海，和彭璜等人在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大家一起做工，一起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去实现毛泽东办“自修大学”的设想。这段时间，他多次到老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两人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和湖南改造等问题，这是他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他在当年11月25日写给新民学会会员向警予、罗章龙等人的信中，坦言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底，回到湖南的毛泽东与何叔衡等人积极活动，秘密成立了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苏智良告诉记者：“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前，老渔阳里2号成为各地代表的报到处。一大结束后，这里又成为中共中央局办公地。从老渔阳里2号开始，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

　　老渔阳里2号的建筑格局，一直以来都没什么大变化。1943年，环龙路改名南昌路。新中国成立以后，1959年5月，南昌路100弄2号就作为“《新青年》编辑部”，由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980年8月，这里作为“《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由上海市人民政府重新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回看，这里可不仅仅是陈独秀旧居那么简单。

许多旧谜底仍待解开

　　“纪念地原建筑尚存的称旧址，确定原建筑不存的称遗址。”这是《初心之地》凡例中的一个自行规定。在苏智良看来，他与团队这十多年的调查、走访，过程还是较为艰辛的。其中，上海城市发展变化之大、之快，有时候会令他感觉到遗憾与痛心。

　　并不是所有的红色纪念地都如一大会址、二大会址、新渔阳里6号那般保护完好。有些建筑在尚未被发现为红色纪念地的时候，就已经拆除了。另一方面，大半生在做历史研究的苏智良称：“中共中央曾在上海12年，中央特科留下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但由于地下斗争的事迹不易保存、回忆录也多残缺，因此势必有不少旧址遗址有待挖掘发现。”苏智良的研究还发现，在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中，单隐蔽战线就有两个路径可以探寻。一个路径是中央特科，还有一个路径是人民军队的情报系统。虽然两个系统的负责人都是周恩来，但这两者后来分开。

　　2018年6月，在上海师大与上海历史学会联合主办的“党的诞生地”学术研讨会上，苏智良曾向《新民周刊》记者披露过一段研究发现——1937年8月18日至21日期间，周恩来就曾在新亚大酒店会见叶挺，动员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如果我们可以在新亚大酒店门口树立一个雕像，记录这段故事，那其实是非常生动、有意义的。”

　　还比如西康路24弄11号，当年这里的名称是小沙渡路遵义里。这里曾经和青海路19弄21号也即当年的青海路善庆坊，成为中共中央秘书处所在地。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曾与向忠发、周恩来、彭湃等人在遵义里一起过组织生活。“邓小平与张锡瑗恋爱结婚，就生活在小沙渡路遵义里。两人既是同学，又是战友，志同道合。后来，周恩来和邓颖超住楼上，邓小平和张锡瑗住楼下。”苏智良说，“从西康路和青海路这两处遗址中，可以挖掘出很多感人故事。遗憾的是，这两处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原建筑均已在市政改造中被拆除。”

　　苏智良发现——在上海，除了与中共中央、人民军队有关的红色纪念地以外，还有一些基层党组织的红色纪念地有待发掘。除了在当年的市区石库门弄堂里有红色纪念地以外，在当年的城郊接合部同样有红色往事。“三年前，听说有位赵景国先生撰写了《徐家汇赵巷红色印记》，才知道如今的辛耕路天钥桥路一带，也是个有故事的地方。”苏智良说，“赵景国先生原本就是徐家汇赵家族人。赵巷本是赵家于明末清初从浦东三林塘迁居徐汇肇家浜后所建，是当年江南常见的绞圈房子。赵景国出生并长期住在赵巷10号。他从小经常听族中老人讲赵巷的往事。”譬如赵巷5号，1909年诞下一个男孩赵子云。他成为赵巷走出的第一位大学生——中国公学药学系毕业。1930年12月，沙千里、许德良等人发起成立进步社会团体蚂蚁社。赵子云成为蚂蚁社骨干。那时，中共党员关露下班后常脱下旗袍和高跟鞋，换上对襟短袄和布鞋，来肇家浜一带的工厂开展活动。1934年她与赵子云相识后，就在5号的客堂里与赵子云一起创办识字班，每周3次，参加者多为五洲药厂的女工。赵子云还冒着极大风险帮助地下党陈其襄、李剑华等做了大量工作。后经党组织同意，赵子云通过竞选担任国民政府徐汇区副区长，并开汇丰木行，自任经理。通过这样的身份，赵子云便能更好地掩护上海地下党文委艾寒松等人。艾寒松是生活书店邹韬奋的助手，1935年因化名易水所作《闲话皇帝》一文涉及对日本天皇有“不敬之词”，而惹得国民党当局惩处，轰动一时。艾寒松1938年入党，1941年与赵巷7号家的女儿赵金秀结婚。婚后，艾寒松夫妇到苏北工作，艾担任《盐阜报》总编辑。

　　苏智良说，当他得知赵巷的大致情况后，就找了几名学生，一起挖掘徐家汇赵巷的革命活动往事。“在1946年后，19号的小阁楼成为交大穆汉祥、赵维龙等民众夜校革命者的活动地点。1949年4月23日，中共徐龙区党支部成员在赵巷19号小阁楼过组织生活，由已是中共徐龙区委委员的穆汉祥传达解放军已经渡江正在南下的消息，并商议如何扩大人民保安队，以迎接上海解放。不幸的是，穆汉祥于4月30日被捕，5月20日与另一名被捕者——共产党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会员、中国科技协会交大联络处负责人之一史霄雯同时就义。他们被枪决的地点是闸北宋公园。如今，在上海交大徐汇校区，仍矗立着穆汉祥、史霄雯烈士的墓碑。”

　　1984年在电子工业部老干部局局长任上离休的刘大明老人，原名赵刘根，1936年参加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时改名赵子诚，1940年由重庆赴太行山办华北书店时，在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改名为刘大明。据他2010年时回忆，自己的父亲赵琴舟曾在曹家渡某缫丝厂当工人，后来到法租界公董局医院当帮厨。自己的母亲当了一辈子工人。平时在家，母亲不仅要洗衣、做饭，还要自己做酱瓜，腌萝卜干，要种菜、浇水浇粪、锄草，为黄瓜、豆角等搭架。可如今的赵巷原址辛耕路天钥桥路一带早已融入上海城市中心。“漫步辛耕路上，当年赵巷的一座座绞圈房子，早已变成了一幢幢高楼大厦，已无近代赵巷的一丝痕迹，令人无限感慨。”苏智良对记者如此说道。

如烟往事不该就这么消散

　　从如今上海轨道交通4号线大连路站2号出口出来，走不了几步，就是国歌纪念广场。广场上有一尊雕塑，抽象中略带具象，似风云际会之际，有人手握管乐器，似要吹奏出时代的最强音。更高处的造型，则是一面经过战争和历史风云洗礼的五星红旗。

　　这里，在1935年的时候，是电通公司的所在地——荆州路405号。作为中共电影小组通过社会关系建立起来的左翼电影公司，电通公司在迁入荆州路后，开始拍摄电影《风云儿女》。当时，青年作曲家聂耳听说此事后，主动要求为这部电影的主题歌谱曲。他仅用了两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初稿。1935年4月15日晨，为躲避国民党当局的追捕，聂耳准备去日本学习音乐。出国前一天，他到电通公司摄影棚用简谱进行了初稿试唱，并认真听取意见。此后，他把曲稿带到日本修改，再将之寄回上海。1935年5月，当电影《风云儿女》在金城大戏院首映后，立刻传唱开来。可以说，原荆州路405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诞生地。然而，与更名黄浦剧场的金城大戏院不同，电通公司的摄影棚早已不存。即使原本仅存的传说系电通公司使用过的一幢小楼，也在新沪钢铁厂拆除过程中给拆了。然而，如今标明荆州路151号的国歌纪念广场，无疑让人仍能回想起《义勇军进行曲》创作的往事。而除了在如今的黄浦剧场仍能见到《义勇军进行曲》首次传唱的痕迹以外，在徐家汇公园的中唱小红楼，则是当年百代唱片公司的旧址。1935年5月9日，《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在这里灌成唱片。本世纪初，中唱公司迁出小红楼，这里被改造为餐厅。苏智良感觉，如果这里一楼继续经营餐饮，而二楼、三楼以国歌主题为中心，开设“百代唱片馆”，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如烟往事不该就这么消散。苏智良建议，该继续对上海的红色革命纪念地做一番全面清理，搞清楚家底。然后分门别类保护，特别是建筑尚在的旧址，不能再拆。重要的地方可以建馆，纪念价值一般的地方可挂纪念牌，譬如搞浮雕、名牌之类。甚至在一些地方设置些二维码，做一些微视频讲解节目。“发挥各级组织，以及市区街道镇等的作用，也可以做一些发掘、保护工作的。”苏智良说，“最近我去静安区宝山路街道，街道的同志就带我去了宝山路403弄2号，即原宝山里2号。这是里五卅上海总工会旧址。当时上海总工会的首任委员长是李立三，总务科主任刘少奇。这里已动迁完成。我觉得，五卅时期的总工会以及李立三、刘少奇的旧居，绝不可再一拆了之，总该留下点痕迹吧。”

　　苏智良带领的上海师大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团队，历时十余年调查研究而得出的《初心之地》，在他看来，也能为进一步了解上海的城市风貌贡献力量。同时，能为来自全国、全世界的旅行者、背包客提供按图索骥的导览，使国家记忆、社会记忆转换成个人感受。这一工作的过程，更使得上海师大苏智良门下的一拨拨研究生获益匪浅。“有个女生，是河北人，通过做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研究，在情感上更融入大上海。毕业后，她到上海市第四中学担任历史老师，在课堂上还专门给同学讲上海史，讲革命史。学生时代的经历，不仅提升了她的科研能力，也使她所上的课有一种历史的亲历感。这样的中学历史教学，就显出了一种创造性。”苏智良向记者介绍道。

　　上海出生的研究生朱嘉伟则说：“刚参与这项研究时，我对上海的红色文化并不了解，觉得这些内容与我有相当距离，很高大很遥远。但经过查阅、走访，原本隔膜的历史渐渐鲜活起来，我渐渐认识到红色文化和我们并不遥远，可能就是平时一直走过的一片里弄，就有一个纪念地。这让我觉得我们也有责任，去纪录这样一段历史，以免其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