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经天、王亚文、宋时轮：高端智库传承的黄埔师生传奇

　　2024年6月，各地庆祝黄埔军校百年华诞，这让我想起了五十年前的往事。当时我在上海长宁区刚刚就读小学一年级，弄堂里有个蛮有学问、常讲抗日典故的陈老先生教我唱了一首儿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从他嘴里，我还知道了黄埔军校和孙中山先生等新知识。不过，我父亲当时提醒我不要到学校里去唱，理由是会有麻烦的。后来，才知道黄埔生陈老当时刚刚被政府特赦！

上图：由华东政法大学老院长雷经天在延安时期真实故事改编的话剧《立场》于2023年11月登上国家大剧院舞台。

雷经天：上海社科院首任院长

　　笔者就是从《打倒列强》这首北伐军传播的儿歌，知道黄埔军校的；在初中阶段，就不停地向历史老师打听黄埔军校的情况。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被特赦的黄埔生们具有了全国政协委员和文史馆员的新身份，这个时期他们开始发表文章，留下一批黄埔军校建校之初的回忆录。当时，授课初中历史的归老师总是在第一时间拿给我看，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位黄埔生后代，不久也成为统战对象。初中历史课本里，开始介绍周恩来总理以及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归老师的教学参考书里还有：周总理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戎装照、百色起义另一位主要领导人雷经天的介绍。关于雷经天，我记住的第一个身份是黄埔军校宣传科长！

　　初中毕业，因为我就读的园林式学校改建为市三女中，我就去了同在长宁区的延安中学就读高中。延安中学的校名可是邓小平题写的！关于小平同志的历史功绩，高中老师们都是从百色起义开始谈，这样又进一步地了解他的战友雷经天！于是就知道了：雷经天担任宣传科长时期的顶头上司就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1985年，我就读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教授中有多位是黄埔将领或国民党元老的后代，如学富五车的程博洪教授就是程潜之子！

　　担任过复旦历史系主任的杨立强教授，本身是研究北洋军阀和北伐军的学术权威，对其家乡诞生的黄埔军校，更是了如指掌。他告诉我：宣传科长一职变动较快，但国共分裂之前一直由共产党人担任。周恩来、雷经天在建校初期，主要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基本原则：包括干部和士兵同甘共苦、作战时共产党员身先士卒、战场和行军中的士气动员、战斗后对牺牲官兵抚恤等。他俩的后任分别是国民党左派邓寅达和共产党人邝墉，而1926年初郭沫若担任了政治部副主任并主持工作。就是邝墉为北伐军填词了这首鼓舞士气的《打倒列强》，由郭沫若签发后印刷并发放到北伐军各部队的营级党代表！

　　邝墉填词的历史背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党在现阶段革命任务中”，“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为首要任务。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又提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北伐战争中使用得最多，喊得最响亮的口号。而北伐军正是一路喊着这个口号，举着“打倒军阀除列强”标语，唱着“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战歌从珠江之滨打到长江流域！北伐战争开始前，雷经天就任第六军政治部宣传科长！

　　雷经天随部参加了北伐军攻占南昌、九江等地的激烈战役。1927年4月，他调任为24师（师长叶挺）60团党代表；8月，参加南昌起义，在南下广东途中任24师党代表。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后转赴香港、澳门；12月，参加广州起义，任行动委员会委员。1929年1月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8月，任广西省农民协会主任；12月，与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等领导百色起义，对红7军的建设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巩固扩大做出了贡献。1934年10月，雷经天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1958年9月，雷经天被周恩来总理任命为上海社科院首任院长！

　　此前，他是华东政法学院（现华东政法大学）院长和上海法学会首任会长。上海社科院刚成立时，甚至还有本科生（现在只设研究生院），而其中最有名望的校友就是社会学家邓伟志先生。在邓伟志先生等前辈的提议下，上海社科院出版了《走近雷经天》；这是一本全面反映其革命生涯和学术贡献的传记著作，我因此也有幸找到雷经天之子雷炳坚先生。

　　气度儒雅、待人热情的雷炳坚先生，居住在徐汇区天平街道。他本身就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在上海科技出版社长年担任副编审的学术工作。他积极投入雷经天革命风范研究，不断到南宁、厦门、广州、延安等父亲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寻找其足迹。他还担任了电影、话剧、情景剧等雷经天主题艺术作品和革命事迹展览的首席顾问。因为十年前，我发起了旨在传承红色基因的天平德育圈公益联盟，我和雷炳坚先生交往颇多。如在上海市南洋中学设立了雷经天班，雷炳坚先生欣然担任名誉班主任；又经他首肯在闵行区吴泾镇冠名了“经天河”！

王亚文：功勋卓著的策反英杰

　　在上海社科院，还有一位黄埔传奇——就是经济学家王亚文。1989年，我认识了这位革命前辈。后来我逐步了解到这位沉默寡言的革命家大致经历：1910年1月，王亚文出生于湖南醴陵的一个务农世家，为家中次子，因其父亲开明、虽然家境并不十分宽裕而在当地接受了新式的中学基础教育。王亚文的理想本来是做个读书人和教书人，但生逢乱世激荡着他的书桌。1922年考入醴陵县立中学并在中学期间，与陈觉、蔡升熙、陈恭、左权、宋时轮等组织了“社会问题研究社”，创办《前进》周刊，宣传进步思想。1923年，王亚文参加安源煤矿罢工运动，接触到李立三、刘少奇等中共早期革命者，在其影响下进一步投身革命。

上图：王亚文全家福。右三王亚文，左三张端元，后排长子王能，左二次子王鸣，左一长女王瑞（排行老三）右一次女王熹（排行老四），右二三子王慧（排行老五），坐在父母亲中间前面是三女王颐（排行老六）站在父母之间是四子王基（排行老七）。

　　1924年王亚文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年仅16岁的王亚文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是一个宿舍的同学。黄埔军校期间，王亚文按照党的指示参加当时国民革命军东征和北伐。因敢为人先、勇于冲锋、奋勇杀敌，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称赞他是一尊敢打敢拼的“小钢炮”。后来董必武在重庆抗战时期、宋时轮老战友等在解放后也称他为“小钢炮”。这除了体现其英勇战斗作风，还反映了刚直不阿的品质。

　　1947年3月，解放战争即将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中央军委预见到“蒋介石必定会在上海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孤注一掷”，决定先期选派精干、忠诚的骨干在国民党反动政权驻守于上海的军队中进行策反，使解放上海发生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党中央在选派骨干人员的讨论中，董必武提议此项任务非王亚文莫属。肩负着特殊使命的王亚文，化名张子舒潜入上海从事黎明前的最后斗争，担任了上海海陆空军策反专职工作组组长和起义军政委的重任。

　　在王亚文和他领导的地下党策反工作组同志努力下，上海解放前夕相继成功参与海军起义的共有70多艘军舰。这些军舰和邓兆祥、林遵等著名将领，旋即成为人民海军初建时期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王亚文还对国民党空军的50余架飞机，在黎明之前起义发挥了积极作用。2010年即他百年华诞之际，上海社科院出版反映其革命生涯的著作《王亚文传奇》！

　　不久，因为我发表这本传记的书评文章，得以有幸和其女王颐老师建立工作联系。我们经常一起就党史研究中的关键课题、尤其是地下党工作研究中相关线索的接续、建国后起义者的处境、改革开放后革命将领后代们的工作等情况，进行充分交流，而我受益匪浅！这回则因为纪念黄埔军校百年华诞，王颐老师告知了惊心动魄的父亲往事：“对父亲报考黄埔军校之事，以前听陈赓大将和宋时轮上将与我父亲交往时说起过。那时他们去报考程潜办的广州军校（以后并入黄埔军校），即邀请我父亲一起去。由于去广州要住旅馆，要饭费，我父亲没钱，拒绝了他们的邀请。到1925年共产党号召共产党员报考黄埔军校，我父亲是1924年入团翌年转党，所以是奉党的命令去报考黄埔军校。我父亲没钱，只带了一把砍柴刀，穿上自己编织的草鞋，独自一人徒步去广州，渴了喝河里的水，饿了上树掏鸟蛋，或者折一根树枝，用刀把树枝前面削尖，然后对准河里的鱼猛然刺去。刺到鱼后，用砍柴刀把鱼鳞刮干净，开膛剖肚后，挖去鱼中的五脏六腑，吃生鱼肉；有时幸运的话河里有一种小鱼嫩子，只用两手对准小鱼嫩子群舀，就这样生吃，可以吃上好几顿，路边的蒲公英、车前草、榆树叶和桑树叶都是父亲填饱肚子生吃的美食。父亲急着赶上报考黄埔军校期限，漆黑的夜里，仍急行军，几天不睡觉太累之后，父亲会用草搓一根草绳把自己捆绑在大树上，既可防止从树上摔下来，又可防止被野兽伤害。父亲到广州时：上下衣裤破烂不堪，赤着双脚、血泡破裂、伤痕累累、筋疲力尽，但还是顺利地通过笔试和口试，考入了黄埔四期”，后来参加了北伐！

宋时轮：和王亚文的终身友谊

　　在上海社科院的历史学家和老干部中间，流传得比较多的黄埔传奇还有宋时轮。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上将、军事科学院院长。先后参加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他是王亚文的同乡同学，年长后者三岁、但入团入党入黄埔均略晚些。

　　1926年春，宋时轮南下广州，与许光达、陶铸、谭希林等人一同报考黄埔军校，考入军校第五期。这年4月，宋时轮进入黄埔军校后不久，却因染上痢疾住院半年多。因缺课太多，军校将宋时轮转入第六期继续学习，但毕业时计入第五期。他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员。不久，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叛变了革命。

　　宋时轮在黄埔军校反对国民党当局制造的反革命事件中因共产党嫌疑被捕入狱，经受住了种种磨难和考验。在狱中结识了黄埔教官熊雄，坚定了革命理想。1928年出狱后，宋时轮辗转香港、上海等地，多方寻找党组织，但都没有找到，遂于1929年返回湖南家乡，在浏阳、醴陵和江西萍乡地区组织一支数十人的游击队，号称萍醴边区游击队，由宋时轮担任队长。1930年宋时轮率部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由此就开始了他在人民军队叱咤风云的革命生涯。他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战役和长征，长征期间和雷经天同在一个部队。

上图：毕业于黄埔五期的开国上将宋时轮

　　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上海地下党骨干王亚文、张端元夫妇冒着生命危险搜集和传递的军事情报如长江江防地图，为华东野战军首长高度重视并让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在战役进攻决策中直接受益！王亚文策反的国民党江防舰队起义，也为九兵团的渡江扫除了障碍！

　　九兵团所辖各军，都是上海战役中的王牌主力部队。上海解放之初，宋时轮兼任淞沪警备区司令员。而彼时，王亚文开始投身于党的教育事业并出任延安中学校长兼首任书记。延安中学原本是地处偏僻的真如中学，1946年为当地乡绅所兴办。就是因王亚文提议，警备区司令员宋时轮毅然将延安西路上一处军营划拨为办学新校址，见证了两位革命家友谊！

　　上海社科院院史记载：1949年6月11日，时任真如中学校长王亚文到华东警卫旅去见朋友，当时华东警卫旅驻扎地是延安西路601号的原英国兵营。兵营主楼是一栋英国城堡式建筑，场地中央是一片大水塘，环抱在四周的铁皮房和木板房是战士营房。王校长一到这个地方，顿时觉得整体环境闹中取静、十分静谧优雅，如果稍加整饬，作为校园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于是就将兵营改为学校的想法告知宋时轮将军。在宋时轮的协调下，部队营房改为中学校园，极大地改善了真如中学的办学条件。不久后，市军管会文管分会将学校易名为延安中学，成就了军民共建、教育优先的一段佳话。更值得一书的是，将历史建筑用为校园，也成就了老旧建筑合理的保护与利用两结合，为今天的延安中学铺垫了浓墨重彩的历史底蕴。

　　1982年，我就读延安中学高中时就在这个校园，经常被校长陈昌富叫到城堡里开导要继承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校长也说起以前是军营，但不得详细情况。后来延安中学七十周年校庆之际，我作为优秀校友给与母校的礼物就是把王亚文和宋时轮的佳话传递给校方。撰稿｜王泠一（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