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被改变的命运和机制

　　2003年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SARS（非典）全球警报。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有人永远地离开，有人从病毒的手里逃脱，时隔多年再次回忆，脑海里最深刻的印象，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击非典”。

　　面对非典，我们创造了“世界医疗史上的奇迹”；走过非典，我们也留下诸多不甘与遗憾。而对于中国公共卫生事业来说，SARS同样是一个里程碑。

　　这场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对政府重大信息披露和应急机制建设起到重大促进作用。有趣的是，它还促成了淘宝的诞生：非典期间大家不敢出门，马云抓住商机成立了淘宝，随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它的注册用户就突破了万级关口。15年后，它创造的“11·11”购物节销售额更是突破了2000亿元人民币。

　　广东危急、北京危急、全国危急

　　2002年12月底，广东民间出现了关于一种致命怪病的传言，而坊间则流传着米醋和板蓝根可以预防怪病的偏方，市面出现抢购米醋和板蓝根的风潮，一时造成了断货，不少人转而致电在香港的亲友协助，使病情得以为外间知悉。

　　现在来看，第一例有报告病例的患者是于2002年12月15日在河源市发现患病的黄杏初，两天后病情恶化，被送至广州军区总院。2003年1月10日，黄杏初康复出院，后被认定为中国首例非典型肺炎报告病例。

　　有记者曾采访当年为黄杏初治疗的医生，对方说：“我们当时非常困惑，病人才三十多岁，身体也很强壮，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药物都不能让他的烧退下来。”

　　这是非典最初的症状。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又称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它更专业的名称，是英文缩写SARS。这是一种因感染SARS相关冠状病毒而导致的急性呼吸系统疾病，以发热、干咳、胸闷为主要症状，严重者出现快速进展的呼吸系统衰竭，极强的传染性与病情的快速进展是此病的主要特点。

　　在12月最早爆发时，广州市和广东省政府一直没有发布相关讯息，以免引起民众恐慌。到了2003年2月，已有数百例类似的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其中不少是曾参与这类病人救治的医护人员。

　　2月11日，广东省政府新闻办正式发布通稿，公布“非典型肺炎”疫情，此时广东已出现死亡病例。消息公布后，引爆了一波抢购白醋和板蓝根的风潮。

　　3月1日凌晨，因一位山西患者转入301医院，SARS病毒正式进入北京。北京很快成为重灾区。

　　4月10日，全球有19个国家和地区发现此病例，4月底，全中国有疫情报告的省份达26个。

　　4月20日后，国务院决定调整“五一”长假，向各省市派出督察组，公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北京市也采取有力措施防治非典，包括先后确定16家非典定点医院，对非典疫情重点区域采取隔离控制措施，颁布多项规章等等。

　　一天之内，筹建小汤山非典专科医院完成从决策、研究、勘察、拍板到开工。

　　经过七个不眠之夜，5月1日深夜，医护人员将最后一张病床放进隔离病房。一个多小时后，第一批非典病人到达。在之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这座非典定点医院共有672名非典患者获得救治，治愈率超过98.8%

　　6月24日，WHO将中国大陆从疫区中除名。中国人民抗击非典的工作取得胜利。7月13日，全球不再增加新增病例和疑似病例，疫情基本结束。

　　SARS留给我们什么？

　　抗击SARS，我们付出了很多。无数医护人员主动请缨，冲在了这场战争的前面。其中有一些甚至受到感染，最终牺牲。

　　除此之外，社会各界都在众志成城，抗击非典。深圳一科研公司仅用了8天时间研制出红外线测温仪，行政部门则更快，仅一个晚上就通过了这款新产品的全部审批。第九天该测温仪就出现在市场上。

　　预防SARS，专家们表示要讲究卫生，勤洗手、勤消毒；一时间，洗手液与消毒水脱销，有关人们卫生陋习的讨论变成城中热门话题。

　　媒体呼吁说，医院器材不够用，医务人员太辛苦，太需要关爱与理解。短短一个多月，全国红十字会系统接收捐赠款物总价值超过5亿元人民币。

　　而最令中国受益的，则是政府开始重视公共卫生的建设。

　　在疫情暴发之初，公共卫生专家曾光就随卫生部的专家组去广东进行过调查，并在全世界最先发现SARS只有在近距离、出现临床症状的情况下才会传染的特性。但当时大家都忙着寻找和确认病原，没有人关心他的分析。“最初，他们更愿意相信临床治疗，后来又求助于被冠以高科技之名的疫苗、特效药。”曾光说，“等到我们发声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第三波了。”

　　但随着疫情的不断扩大，作为公共卫生专家的曾光开始介入高层的决策。他先后被聘为国务院SARS督导组成员、首都SARS防治指挥部顾问，频繁出席各种会议，为抗击SARS出谋划策。

　　由曾光带领的疾控中心所做的一些重要决策包括以下几条：公开疫情，并向民众公布每日疫情报告；封锁人民医院在内的被严重感染的医院；建立小汤山非典专科医院，将患者集中至郊区等。

　　SARS之前，很少有官员了解公共卫生知识。SARS过后，全国公共卫生系统开始了空前的大规模建设。政府投入117亿元解决国家、省疾控中心的硬件。其中最有成效的，莫过于信息报告系统的建设。

　　这套覆盖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行政机构的信息系统，可以将全国31个省份包括传染病疫情在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通过网络直接报告给中央政府。

　　SARS的遗产里，还有一样至关重要的内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案。2003年4月1日，时任副总理吴仪在视察疾控中心时，对在场的人表示，她此行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推动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整套机制的建立。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应急机制的建设问题。

　　一个月后，国务院公布出台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条例》，被认为是“公共卫生事业的转折点”。

　　2007年8月，国家又出台了《突发事件应对法》。这期间，各部委相继出台了应急预案，除了涉及重大传染病流行、中毒事件、环境污染、核泄露等公共卫生事件外，也涉及了洪涝灾害、地震、台风等各种自然灾害，以及铁路、民航、电力、银行、煤矿等领域的重大事故。

　　当然，对于一个国家公共卫生意识成长而言，单靠一次抗击非典行动的启迪是不可能完成的。“中国公共卫生进步很快，特别是政府为主导的防控，这方面力度非常大。从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以后，从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对健康的指示以后，我相信中国公共卫生最深刻的变化，现在刚刚开始，慢慢来吧。”曾光这样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