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法庭第一次用中文审案

我国著名法学家李昌道教授，对1995年12月4日这一天念念不忘——当时仍属于港英当局控制的香港，自开埠以来，第一次以中文审理案件。

这是一宗财产纠纷案，涉案双方都不识英文，且都没有聘请律师。双方向法院提交的证供也均为中文。以往，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恐怕法院还得把所有文件翻译成英文，然后对案件进行裁量。可这一回，香港高等法院研究后决定——索性用中文审案。由于在英国人到来之前，清政府治下的香港并无近代化的法院体系，所以这也是香港法院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用中文审案。

12000字中文判书史无前例

1995年12月4日，非常巧合的是——这一天正是1982年宪法施行的纪念日，日后也成了中国的宪法日，香港法庭首次使用中文审理案件。

案件原告是时年90岁高龄的孙女士。她控告3个亲生儿女，要求他们归还一些托管的财产。去旁听的李昌道发现，主审该案的是当时香港为数不多的华人法官，名叫杨振权。由于原被告都不懂英文，案件所涉及的证据初始材料多达400多页，全部都是中文的。“在这种情况下，勉强用英文审讯，一定会事倍功半。所以，杨法官根据1995年7月香港再次修订的《法定语文条例》，使用中文审理本案。”李昌道如此说。

庭审结束6天后宣判。因为此前香港法庭从未发出过中文判决书，杨振权没有先例可循，不得不花费了20小时，写成了12000字的判决书，最后在法庭上用广东话宣读了45分钟。

值得一提的是，在判决书最后，杨振权写下一段后语，希望被告不要因为本案而背弃作为原告的母亲，并引用中国古文“骨肉之情，无绝也”。李昌道认为这篇12000字的判决书不但开创了香港中文判决书的先河，更是一篇于法、于情、于理都属上乘的作品。

1987年开始为回归做准备

李昌道1986年到香港，参与“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制定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对“一国两制”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这期间，作为法学专家，李昌道逢着机会就去旁听香港法庭判案。让他听了皱眉头的是——香港各级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全程采用英文。如果当事人只能说中文，没有英语沟通能力，只能依靠翻译。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一些低级别案件的审理阶段，香港法庭开始出现使用中文的现象，但这种情况并没有香港法律文书作为保障。换言之，在当年的香港，法律语言完全由英文主宰，使用中文并不合法。

除了在二战时期香港沦陷于日本之手三年多以外，英国一直统治着香港。作为统治者，英国自然要求在显示其统治权力的法庭上使用英文。

其次，自从英国侵占香港后，引进了英国的法律体系。这套法律当然是英文的，这也造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香港的法律书籍都是用英语写成，香港法庭开庭审案也是全程使用英文。不仅法官、检察官，即便是律师为了谋生，也必须通晓这些英文的法律书籍。

“洗雪百年国耻，喜迎香港回归”，这是1997年全国各地许多地方都能见到的一幅标语。然而，这“喜迎”的时光，对李昌道等专家来说，绝不是从1997年才开始倒计时的，更非一夕之功。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出台。声明规定，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府机关和法院，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以使用英文。换言之，中文不仅是香港特区的官方语言，更是具有决定性地位的语言。声明还规定，当时的香港各部门、各级法院都必须在1997年回归前做好使用中文的准备。1987年4月开始，一连串的模拟“中文立法”开始了尝试，翻译工作直到1995年才完成。杨振权能于1995年用中文判案，也源于此。

司法融合，还需更多探索

回顾香港法治史，与祖国内地天翻地覆的变化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关系。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香港、澳门被联合国殖民地委员会移出殖民地名单。这标志着世界公认，港澳问题都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有意思的是，港英当局反而于此时大力推进香港的法治进程。原本殖民地色彩浓厚的一些管制措施，逐步为法治所替代。特别是1974年2月17日组建的廉政公署，在反贪、治贪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

随着香港回归的日子越来越近，爱国爱港人士逐步意识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如何让法治领域顺利过渡。

1995年第一次用中文审案后，1997年6月12日，同样是这位香港高等法院的杨振权大法官，在审理一宗偷渡上诉案时，又取得了一项第一——杨法官用汉语普通话宣读判词。事情的直接起因是上诉人既听不懂英文也听不懂广东话。为了帮助这位上诉人直接理解判决书的意思，杨法官毅然选择了普通话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