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环保意识 在污染公害中觉醒

　　1939年11月，在日本神奈川县某脑科医院，一名神志不清的男子发病，起初从原因不明地面部浮肿，到视力减退、不言不语，最终在极度痛苦中，心力衰竭死亡。紧接着，与死者同村的人接连出现了15名同样症状的患者。事发后，日本相关部门经过详细调查，发现他们的死均与某商店周围的一口水井有关，死因断定为重金属中毒。

　　在对水井调查过程中，调查人员发现，在距1号井5米内的地方挖出了380节已腐烂的废电池。追根溯源，最后弄清这380节废电池是该商店在卖出新电池后，把顾客丢下的废电池集中埋在了后院，废电池在土壤中慢慢被腐蚀，重金属溢出，致使周围土壤和水源污染，从而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

　　事实上，全球环境污染由来已久。日本废电池污染事件只是发达国家环境污染史上的一个缩影。早在14世纪初，英国就注意到了煤烟污染；17世纪伦敦煤烟污染加重时，也有人提出过改善大气品质的方案。不过那时，污染只在少数地方存在，污染物也较少，依靠大自然的自净能力，尚不至于造成重大危害。

　　环境污染真正演变成一种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危机，则始于18世纪末兴起的工业革命。那时的英国、欧美及日本等国相继实现了工业革命，伴随着煤炭、冶金、化学等重工业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烟雾中毒、河流污染等事件愈发增多。

环境污染背后的危机

　　随着工业化的扩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西方国家煤的产量和消耗量逐年上升。据估算，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世界范围内工业生产和家庭燃烧所释放的二氧化硫每年高达几千万吨，其中2/3是由燃煤产生的，由此酿成多起严重的燃煤大气污染公害事件。

　　英国作为最早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其煤烟污染最为严重。

　　1952年12月4日，伦敦上空受高压系统控制，大量工厂生产和居民燃煤取暖排出的废气难以扩散，积聚在城市上空。当时，伦敦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持续上升，伦敦市中心空气中的烟雾量几乎增加了10倍。许多人出现胸闷、窒息等不适感，支气管炎、气喘和其他影响肺部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急剧增加。在大雾持续的5天时间里，据英国官方的统计，丧生者达5000多人，在大雾过去之后的两个月内有8000多人相继死亡。

　　除英国外，还有比利时的马斯河谷事件和美国的多诺拉事件，后者甚至影响了当年哈里·杜鲁门和托马斯·杜威之间的总统竞选激战。当时美国汽车拥有量早在1938年时就达到了2944.3万辆。1943年，洛杉矶首次发生光化学烟雾事件，造成家畜犯病，植物枯萎，人头痛、呼吸困难甚至死亡，恰恰印证了汽车内燃机所排放气体造成的污染与危害的严重性。

　　20世纪50年代起，随着世界经济由战后恢复转入发展时期。西方大国竞相发展经济，背后隐藏的环境污染危机越发难以控制。有工业生产的化学物质污染水体的“日本水俣病事件”，也有有毒化学物质和致病生物等污染食品的“日本米糠油事件”，更有污染和破坏海洋生态甚至放射性污染出现的“美国三英里岛事件”。不可否认，这时的环境污染已成为发达国家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控制与治理的紧迫性

　　发达国家在环境污染发生初期，采取过一些限制性措施，颁布了一些环境保护法规。如英国1863年颁布的《碱业法》、1876年颁布的《河流防污法》；日本大阪府1877年颁布的《工厂管理条例》等。此后美国、法国等也陆续颁布了防治大气、水、放射性物质、食品等污染的法规。但由于人们尚未搞清楚污染及公害的原因和机理，采取这些限制性的措施或者颁布某些保护性法规，收效甚微，也并未能阻止环境污染蔓延的势头。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西方国家相继成立环境保护专门机构，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当时的环境污染只被看作工业污染，所采取的措施仅限于给工厂企业补助资金，帮助它们建立净化设施，并通过征收排污费或实行“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解决污染治理费用。

　　到了1956年，英国政府颁布了《清洁空气法案》，通过大规模改造城市居民传统炉灶，减少煤炭用量，这些法案针对各种废弃排放进行了严格约束。但这类被归结为“尾部治理”的措施，从根本上说是被动的，因而收效并不显著。

　　鉴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污染事件频繁发生，公众终于从公害的痛苦中觉醒。在学者们和广大公众的强烈要求下，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这次会议冲破了以环境论环境的狭隘观点，把环境与人口、资源和发展联系在一起，解决方案也从单项治理发展到综合防治。

　　七八十年代，发达国家诸如美国、日本在治理污染上不断增加投入，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到了1975年，伦敦的“雾日”已经减少到了每年只有15天，1980年降到5天。到了80年代，西方国家基本上控制了污染。1981年，英国城市上空烟尘的年平均浓度只有20年前的1/8，因污染严重而绝迹多年的100多种小鸟，重新飞翔在伦敦的天空。

　　1992年6月，全世界183个国家的首脑、各界人士和环境工作者聚集里约热内卢，就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共商对策，里约峰会正式否定了工业革命以来的那种“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标志着世界环境保护工作迈上了“环境与发展”的新征途。

　　2000年以后，发达国家开始关注空气中PM2.5的问题，措施包括针对汽车尾气排放的限制，限制私家车进入市区，投放灰尘粘合剂吸附微尘等，甚至还研制出了不少环保新技术。但环保不是单纯的发展问题，而是关系到全世界未来的发展。

　　根据最乐观预测，到2050年全球气候变暖对北极造成的直接损失至少将达到264亿美元。科学家们相信，提高人们对地球气候变化的认知，未来一定能制定出应对全球变暖的最佳方案。(撰稿 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