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

　　贵州遵义，这座黔北重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但遵义之所以成为无数国人向往的圣地，是因为中共中央于长征途中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党的两个“历史决议”都高度评价了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其中，《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所谓“生死攸关”，是因为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有8.6万多人，过前三道封锁线损失了2.2万人。湘江战役异常惨烈，又损失了3万多人。这是人民军队自创建以后受创最重、牺牲人数最多的一次战役。广大指战员无不对红军的前途和命运担忧。

　　然而，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中国革命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也因此被称为“转折之城”。

胜利的春天

　　从1931年9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成立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左”倾路线时期，其最大恶果就是排挤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样一来，原来胜利发展的革命形势遭到全面破坏，革命事业受到严重损失。中央红军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完全照搬苏联红军的正规战，把过去苏区反“围剿”的经验抛得干干净净，最终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中央红军主力退出中央根据地，被迫长征。

　　在历史危急关头，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屋外天寒地冻，屋内热火朝天。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记载：“会议一共开了三天，气氛紧张激烈，发言的声音很高，每天总是开到半夜才休会。”

　　会上，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毛泽东作长篇发言，分析和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王稼祥、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都作了发言，支持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

　　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明确地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改变了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些成果，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

　　1935年的春天，是个胜利的春天。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

　　如今，遵义市子尹路的贵州旧军阀柏辉章公馆，两层的青瓦小楼高墙壁立、朱门厚重。挤过熙熙攘攘的参观者，踩着木楼梯来到二楼东头的一个房间，地面铺着红木地板，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煤油灯，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藤条木椅围成一圈。讲解员介绍，这里就是当时的会议室，当年有20位参会人。

　　没错，这里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址。

　　当时，柏辉章公馆在遵义城内无人不晓，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确认这栋楼和这间会议室颇费周折。据介绍，会议召开极为保密，遵义本地没有知情人，当地曾将红军召开群众代表大会的天主教堂误认为是遵义会议会址。

　　确认会议的房间更是一波三折。1935年红军离开遵义后，柏辉章家族的一名亲戚较早进入公馆。他记得：“在厢房楼上一间屋内，桌凳摆设的情形有开过会的模样，墙壁上还有一张大胡子外国人的像。”

　　几经查证，遵义会议会址和会议室最终确认。墙上的那张大胡子外国人像，就是马克思的画像。

　　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调研时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论述，为进一步深化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

　　历史证明，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内生动力”，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记者 应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