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团，登上历史舞台

　　1925年1月26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决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提出青年团的无产阶级化、群众化、青年化的问题。张太雷任团中央总书记，同年5月后由任弼时继任。

　　这次大会为动员广大团员积极投身第一次大革命斗争做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上海里弄走出首个青年团

　　20世纪初，青年承担起了“救国使命”的特殊使命。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敬告青年》中，陈独秀明确宣示：“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

　　在党的历史上，上海老渔阳里2号，因为孕育了党的诞生，地位重要、影响深远。陈独秀住进这里后，因其在思想、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巨大影响力，吸引了许多朝气蓬勃、富有理想、满怀报国之志的年轻人。相隔仅有数十米的新渔阳里6号，也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初期活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新渔阳里6号，原为戴季陶寓所，后来为中俄通讯社社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为了更好地在青年中进行社会改造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团结和教育聚集于上海的大批优秀青年，同时也为了从中培养和挑选预备党员，陈独秀指派俞秀松等人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这里正式成立，俞秀松担任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这也是全国第一个青年团组织。

　　1920年9月，新渔阳里6号挂出了“外国语学社”的招牌，对外称：“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其实，这是党开办的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用学外国语掩护革命活动，学生都由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推荐，包括刘少奇、萧劲光、任弼时等。

　　在这所特殊学校里，新文化运动者和早期共产主义者的代表陈望道亲自讲授《共产党宣言》，结合时局，回答那个时代实践中提出的重大问题。现在去新渔阳里6号，我们仍能感受当时的场景：一楼厢房排着长凳和课桌，挂着黑板，十来平方米的教室内，最多时要挤进50余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党建带动团建，才有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向各地分发团章和信件，要求建立团的组织，并经常与各地互通情况，交流经验，实际上起到了发动和组织成立中国青年团的作用。那时，上海团作为团的临时中央机关，代理行使团中央权力。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建刚介绍，青年团当年发展团员的速度比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还要快，后者至“一大”召开一年内发展了50多名党员，而团员数量一年间就从创始时的8人发展到几百人。

　　“当时共产党是秘密的，青年团是半公开的。共产党很多事都是通过青年团完成的。而之后的外国语学社虽然成立时间不足一年。但最后有几十位觉悟青年赴苏俄学习。对后来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起到很大作用。”长期关注渔阳里的资深专家、俞秀松继子俞敏曾对渔阳里的重要性如此评价。

星星之火燎原

　　百余年前，五四运动如同一道闪电照亮了历史的星空，宣告中国青年作为一支新生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团是五四运动精神最忠诚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

　　作为中国共产党亲自缔造的青年组织，中国共青团与党同根同源，中国共青团始终围绕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为新中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时，全国5.5亿人口中有4亿多都是文盲，文盲率高达80%。进入1955年以后，随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对人民的文化和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个时候，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团支部的6个年轻团干部带着村里的年轻人办起了“记工学习班”，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高家柳沟村的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

　　之后，青年团中央做出了《关于在七年内扫除全国农村青年文盲的决定》，决定指出：青年团是党在扫除文盲工作中的助手，对扫除文盲负有特殊重大的责任。数据显示，仅1955年秋后的一年时间里，全国农村就扫除文盲六七百万人，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工作年度。

　　"党有号召，团有行动"一直是共青团遵循的根本的政治原则。新时代下，“对口援疆援藏”“三下乡”“博士服务团”“春晖行动”“西部计划”“青年文明号”“创青春”……在共青团搭建的青春舞台上，千千万万的青年在奋斗中实现了人生价值、家国情怀。

　　疫情暴发后，青年更以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篇章。由团组织发动的各类青年突击队、青年志愿者队伍，在医疗、科研、社区、道口、海关、心理援助和社会支持等战线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正确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必须从青年抓起。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一代的理想信念、精神状态、综合素质，是一个国家发展活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记者 周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