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大革命浪潮席卷神州
1926年5月20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叶挺独立团受命出师北伐,拉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打倒列强,除军阀!”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关键推动,北伐战争迅速推进,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国民大革命的浪潮席卷中国。
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日益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千百万工农群众开始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成为后来革命的火种。
共产党人担任北伐中坚
当时,北洋军阀已统治中国14年多,中国人民没有看到国家富强、生活安定的希望,仍在忍受帝国主义侵略以及连年军阀割据混战带来的痛苦。“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中国广大阶层的共同呼声。
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行动就是北伐。孙中山生前多次呼吁以广东为根据地北伐,但未获成功。这一历史任务,由第一次国共合作之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国民党人共同继承。
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认为:在英、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北洋军阀已建立“反赤”的联合战线向南进攻,这对广东革命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当时是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头。“党在现在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
虽然当时的北洋军阀势力强大,但已尽失人心,且内部矛盾重重;广东革命根据地经过东征和南征得到了统一和巩固,由五卅运动掀起的全国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也为北伐奠定了基础。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和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书记周恩来的指导下,1925年11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在广东肇庆组建,由共产党员叶挺担任团长,该团也被称为“叶挺独立团”。
这支部队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规军队,全团官兵2000多人,连以上干部多是共产党员,部队建立了党支部,支部下设立党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设立的第一个基层党组织。叶挺以苏联红军的模式要求部队,并开展“反贪污、反打骂、反报假”的“三反”运动,将建团初期的军阀习气一扫而光。
1926年5月20日,叶挺独立团受命出师北伐,这是最早踏上北伐征程的一支部队。叶挺独立团在后来的短短半年时间内转战湘、鄂、赣三省,行军数千里,屡建奇功。民众给予这支部队“铁军”的美誉。
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随后,国民革命军连克长沙、平江、岳阳等地,8月底取得两湖战场上关键的汀泗桥、贺胜桥战役的胜利。10月,北伐军进抵武汉,先后占领武昌、汉阳、汉口,全歼吴佩孚部队主力。
两湖、江西很快为北伐军占领,革命风暴由珠江流域迅速推进到长江流域。1927年3月下旬,北伐军先后攻占安庆、南京。3月21日,为配合北伐军进军上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取得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占领上海。至此,长江以南地区完全为北伐军控制。
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北伐军从广州打到武汉、上海、南京,打垮两大军阀,歼敌数十万,一场规模空前的国民大革命席卷了大半个中国。
北伐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开展了大量关键的军队政治工作。北伐军总政治部实际上是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政治工作机关。一大批共产党员担任各级党代表或政治处长或者基层指挥员、战斗员,他们在战斗中以身作则,以自身的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全体官兵。
工农运动风起云涌
北伐战争成功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工农运动因之兴起,同时为之提供了重要支援。
在广东,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3000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北上,韶关等地的农民也积极支援北伐军。在湖南,共产党人积极发动群众,参加带路、送信、侦察、运输、扫雷、担架、救护、慰劳、扰乱敌人后方等任务,还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加战斗。
1927年1月出版的《中国农民问题》对此作了记载:“北伐军入湘而后,平江、浏阳诸役,皆得农民为向导与协助,使我军不至陷于逆敌伏军及地雷之险。平江之役,农民引导我军,从间道抄平江北门,敌军几疑我军从天而降,敌将陆法因势穷自杀,农民因此而牺牲者亦数十人。凡我军所到,农民必担茶担水,以相慰劳,跋涉险阻,以为向导。常有手持木棍,截击敌兵,夺其枪械,以为我军效力。”
北伐战争中,全国工会会员由之前的100万人迅速增加到近200万人。其中,湖南、湖北、江西的工人运动发展尤为迅速。例如:1926年10月,湖北全省总工会在汉口成立,到1927年春,全省共计成立工会约500个,会员达四五十万人;不仅大、中城市建立了统一的工会,而且大部分县也陆续成立了县工会。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省的农民运动在北伐中也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1926年11月底,湖南54个县已成立农民协会,会员达107万人;次年1月,全省农民协会的会员迅速增加到了200万人。从1926年7月到10月,湖北全省的农民协会会员由3万多人猛增到20万人左右。江西农民协会会员在很短的时间内从600多人发展到5万多人。
现实让中国共产党愈发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1926年5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召开的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专门作出《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决议案》,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民革命便是一个农民革命”,“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能否进展和成功,必以农民运动能否进展和成功为转移”。
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迅速扩大了革命在群众中的影响,为此后的土地革命准备了重要条件。
正如1928年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所论述:“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北伐战争播下的革命火种,影响深远。(记者 王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