簪花钟馗的端午节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节日，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历来是集拜神祭祖、祈福辟邪、欢庆娱乐和饮食为一体的民俗大节。据考证，端午节源自天象崇拜，由上古时代祭龙演变而来。仲夏端午，苍龙七宿飞升至正南中央，正如《易经》九五爻：“飞龙在天”。古人在“飞龙在天”吉日拜祭龙祖，举办一些喜庆的活动，特别是与“龙”相应的活动元素，如划龙舟，或是借此吉日做一些祈福辟邪的活动。

　　可以说，端午是“龙的节日”，龙及龙舟文化贯穿在端午节的历史传承中。因此，在这一天有许多精彩有趣的民俗活动，除了划龙舟，还要祭龙、采草药、赶药市、挂艾草与菖蒲、打午时水、洗草药水、贴午时符、拜神祭祖、浸龙舟水、吃龙舟饭、食粽子、熏苍术、放纸鸢、拴五色丝线、佩香囊等等。作为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不仅清晰地记录着先民丰富而多彩的社会生活文化内容，也积淀着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内涵。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所有的传统节日中，也属端午的别称最多，常见的有：端阳节、重午节、正阳节、天中节、夏节、蒲节、浴兰节、龙舟节等。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关于端午的一个风俗或起源，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源流中的一条脉络，世代流传不息。

钟馗由来

　　春秋以降，端午节与伟大诗人屈原联系在了一起。相传自屈原投汨罗江殉国后，每逢屈原的祭日，人们便把米饭包成尖角的样子投入江中祭奠遣怀，久而久之，就成为了如今端午包角粽的习俗。

　　而自宋元时起，端午节又与民间传说中降妖除魔的钟馗联系在了一起，源自北宋的“跳钟馗”，是古徽州遗存下来的一种传统民俗表演，有《出巡》《嫁妹》《除五毒》等多种内容，体现了民众崇尚钟馗的刚正不阿和祈盼除害降福的美好愿望。在民间，“钟馗”是辟邪扶正的象征，端午跳钟馗，寓意为消除五毒，四季平安，人寿年丰。到了明清时期，江南苏浙一带的居民大都在农历五月于大门或堂中挂钟馗图一月，以期驱邪除害、祛凶引福。

　　钟馗的形象狰狞、刚正不阿，悬其画像，是用以祛病驱邪，镇宅纳福。钟馗这一形象起源于唐代，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唐明皇开元年间，自骊山讲武回宫，疟疾大发，梦见二鬼，一大一小，小鬼穿大红无裆裤，偷杨贵妃之香囊和明皇的玉笛，绕殿而跑。大鬼则穿蓝袍戴帽，捉住小鬼，挖掉其眼睛，一口吞下；明皇喝问，大鬼奏曰：臣姓钟馗，即武举不第，愿为陛下除妖魔。明皇醒后，疟疾痊愈，于是令画工吴道子，照梦中所见画成钟馗捉鬼之画像，通令天下于端午时，一律张贴，以驱邪魔。

　　人物画发展过程中，一个必不可缺的历程就是鬼神形象的相伴相随，尤其是像钟馗这种集“鬼、神、人”于一体的具有代表性的形象。作为民间信奉的神祇，钟馗这一艺术形象是唐明皇与画圣吴道子共同创造出来的。因此，后世历代丹青大家都喜欢画钟馗，并赋予这一镇宅驱邪的神灵许多人性化的表现。五代时黄筌、周文矩、石恪等人都画过钟馗。钟馗或者是自带寓意吉祥、趋吉避凶的形象，或者是郁郁不得志、反映失意文人的化身，抑或是威吓群鬼、一派正气……在不同时代、不同画家的笔下，钟馗的形象自然也各不相同。在众多描绘钟馗的艺术佳作中，明代大家陈洪绶描绘的《蒲剑钟馗图》最为著名。

簪花进士

　　明代以前，画上钟馗的形象多与蝙蝠、蜘蛛、如意等带有吉祥寓意的符号结合，从而产生了一种对吉祥如意的追求。但陈洪绶笔下的钟馗却并非如此，而是位戴着幞头的佝偻老者形象，他左手执铜爵，爵中盛着端午节饮用的雄黄酒，爵上还有端午节家家户户悬挂家中的艾叶蒲草，右手持剑，双目凝视远方，脸上似笑非笑，作仄行却立之状……全图人物细节皆以游丝描法勾勒，衣褶勾法则类铁线描，行笔凝重方折，有金石意味。不同于出现较多的钟馗形象，陈洪绶笔下的钟馗没有胡须飞扬，没有金刚怒目，却增加了怪异的符号——头上簪花。

　　男子簪花，古已有之，起源于唐朝，宋代更为普遍。根据《梦粱录》记载，皇帝祝寿御筵结束的时候，会赐鲜花给大臣百官，连宫女侍卫都有份，每人一朵。而且按照地位高低，赐予不同品种的簪花，这样的形象至今还能在传世宋画中略见一二。同样是沈括，在《梦溪笔谈·补笔谈》中，曾记载“四相簪花”的故事——北宋时期有一种奇特的芍药，花瓣上下呈红色，一圈金黄蕊围在中间，称为“金缠腰”。饮酒赏花风雅时刻，时任扬州太守的韩琦，剪下四枝金缠腰，插在了他宴请的三位宾客头上，当然不忘给自己也插了一朵。后来这四个人像是吉星高照，先后都做了宰相。从此之后，男子簪花有了吉祥的寓意。

　　在陈洪绶的《蒲剑钟馗图》中，驱鬼的钟馗怒目望向远方，形虽衰老，却有一种威风，一种刚强，一种凛然。最令人难忘的，还是那头上的簪花。阳刚的“终南进士”与妩媚的簪花交织在一起，反差极大，对比鲜明，这究竟是一种“后现代主义”解构，还是另含深意？

　　或许，本就性格怪诞、特立独行的陈洪绶通过给钟馗簪花，告诉世人——钟馗也是苦命人，硬汉背后也有七情六欲，也有丰富的内心。陈老莲用自己的画笔赋予钟馗“神性”之外的一丝“人性”。长久以来，钟馗总是以金刚怒目的捉鬼者形象出现，而在陈洪绶的画里，却有了一丝柔情、接了一点地气。

　　正如明代王鏊诗中所写的那样：“人生得失无穷事，笑折黄花插满头。”陈洪绶笔下的钟馗，更具普通老百姓的形象，少了驱鬼者的神性，多了人间烟火味。这不仅体现了不同时代、不同画家审美趣味上的差别，也向观者展示了中国画中同一题材能够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内涵。记者｜王悦阳

链接：画坛怪杰陈洪绶

　　陈洪绶，字章侯，号老莲，明代浙江绍兴府诸暨县枫桥镇陈家村（今诸暨市）人，著名书画家、诗人，与王冕、杨维桢并称“诸暨三贤”。一生以画见长，尤工人物画，与崔子忠合称“南陈北崔”。鲁迅先生钟爱其人物画，称“老莲的画，一代绝作”。

　　在明清画坛上，陈洪绶是一个怪杰。他性格怪僻，作品更是荒诞而深情，无论人物、花鸟、山水，皆能突破前人成规，自创独特面目，尤其是人物画，更是大放异彩，深刻地影响着后世。明代《国朝画征录》称其“力量气局，超拔磊落，在仇（英）、唐（寅）之上，盖三百年无此笔墨”。当代国际学者推尊他为“代表十七世纪出现许多有彻底的个人独特风格艺术家之中的第一人”。其艺术作品对后世人物画发展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