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色长天，塞上江南

　　南有六盘之险峻，北有贺兰之巍峨，黄河川流不息，灌溉出“塞上江南”——宁夏。

　　抒情过后，请允许刚从宁夏飞回上海的笔者，也在本文的开头部分吐个槽：本指望美滋滋领略一番塞上江南刚中带柔的别样风采，但实在没料到塞上江南和真·江南一样没事就下雨啊！银川下雨，中卫下雨，腾格里沙漠下雨……雨量充沛“殷情”，连负责五湖穿越项目的那位内蒙古向导都有点震惊了：此乃多年不遇之境况，朋友，你的运气，呃，一言难尽哦。

　　下雨就下雨罢。吾乃魔都小青龙，千锤百炼腾云来，怕甚。西夏王陵叹元昊，夜宿大漠孤星冷，河流九曲汇青铜，博物论史见长天，这一趟旅行，还是值得的。

国宝·文化融合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是古代中国对外交往最为频繁的时期。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后，一条始于长安、经河西走廊、穿越天山南北、横跨中亚、直达波斯和罗马的陆上丝绸之路空前繁盛，而作为丝路东段北道上的必经之地，贡使、商贾、僧侣等大都由宁夏入中原，所以此地留存有大量中西交流的遗痕。

　　依附于唐王朝的党项人，在长期掌控夏州地方政权的过程中强大起来。公元1038年，党项首领元昊建国称帝，国号大夏，定都兴庆府（今银川市），中原地区习惯称之为“西夏”。西夏先后与两宋辽金对峙鼎立，共历十主，历时190年。

　　元朝一统，设置“宁夏府路”，是为“宁夏”地名之始。元末明初，回族形成。明清时期，宁夏社会稳定，回族发展壮大。元明清三代，中原农耕文化和边塞草原文化继续碰撞、交流，宁夏享有“塞上江南”的美誉。

　　在西夏王陵境内的西夏博物馆快乐打卡过后，建议游客转赴宁夏博物馆接受“朔色长天——宁夏通史陈列”的再教育，内容丰富，一气呵成，爽。该展览比较全面地展示了宁夏古代文明发展各个阶段的重要历史遗珍，鎏金铜牛、西夏志文支座、唐代石刻胡旋舞墓门则被视为三件镇馆之宝。

　　鎏金铜牛出土于西夏陵的101号陪葬墓，重188公斤，外表鎏金，铜铸空心。这尊铜牛体态健壮，比例匀称，目光炯炯有神，形象栩栩如生，冶炼、塑造、浇铸、抛光和鎏金等环节均“高水准发挥”，代表了我国11至13世纪最绝的铸造工艺水平。以铜牛为随葬品，也反映了彼时畜牧业经济的兴盛和发展。话说宁夏的牛羊肉都好吃，小炒黄牛肉、羊杂汤的喷香热气，为笔者挡住了沙漠的狂风，拨开了山间的迷雾……

　　西夏志文支座同样出土于西夏陵，功能是承驮石碑，碑上刻着帝王的丰功伟绩。历代王朝驮碑物通常多采用龟、兽或是赑屃的造型，唯有西夏采用力士的造型来驮碑，党项民族特征强烈。此类“人像碑座”在西夏陵共出土了14件，仅这一件命名为“志文支座”并被定为国宝级文物，因为碑面左上角阴刻有三行西夏文字，另一面题刻有“砌垒匠高世昌”六个汉字，两种文字出现在同一件文物上，且人像碑座兼具唐代石刻的沉稳和力度、宋陵造像的细腻与严谨，足见文明之融合。

　　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唐代石刻胡旋舞墓门的发现，生动“回放”了千年前胡旋舞者的曼妙舞姿。此墓主人来自西域康国，是昭武九姓中“何”姓的后人，属中亚粟特人。门扇正面凿磨光滑，中间各浅雕一名矫健奔放的舞者，虬髯卷发，深目高鼻，定睛细看，翩翩起舞的是两个壮汉！四周浅浮雕卷云纹，更使舞者袖起长虹，流动如飞。

岩画·生存意志

　　如果进一步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早在四万年前，人类即在宁夏繁衍生息了。

　　狂野年代的粗粝往事或许说不清，但当今人面对那些蛮荒而神秘的岩画时，能感受到一束束灵光划破了大地的沉寂。凝固在石头上的线条，也是岁月史书，记录了先民顽强律动的心跳，无言地诉说着他们百折不挠的生存意志。

　　宁夏地区有大量岩画遗存，广泛分布在境内黄河两岸的贺兰山、卫宁北山、香山、灵武东山等绵延七百余公里的几百个山谷、峡口与丘陵之中，存世总量占全国岩画总量的一半以上，成为我国北方岩画系统的代表。天体、动物、人面像、人形、手印、生殖崇拜、狩猎生产、巫术祭祀……在欣赏过一轮老祖宗多元口味的创作素材、奔放不羁的艺术手法后，身为“晚晚辈”的笔者甘拜下风：你们太会玩了！

　　咱先来瞅瞅太阳神主题的岩画。远古时期，谁能不跪驱散黑暗的太阳呢？贺兰山岩画中，太阳神岩画是最具代表性的岩画之一。神采奕奕的面容，反映了先民自然崇拜、天体崇拜的朴素思想。接下来瞧瞧骑射与狩猎岩画。对于北方游牧民族来说，狩猎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因此狩猎岩画是北系岩画中最普遍的一个题材。狩猎岩画场面宏大，具有叙事性，从不同角度呈现先民的狩猎行动，稍微发挥一下想象力，你会觉得这类岩画蛮像微电影的。而手印岩画可以被解读为“我签名了”，是个体身份的确认。还有许多人面像、人形、巫师跳大神等等比抽象派更抽象、比达达主义更自由的岩画亦令笔者印象深刻——这妥妥的表情包粮仓、鬼畜区宝藏呐。

　　秦皇汉武乘兴巡游，中唐肃宗灵武登基，西夏元昊筑坛称帝，成吉思汗纵马挥鞭……天苍苍，野茫茫，宁夏无限风光，等待诸君探访！记者｜孔冰欣

链接：水洞沟遗址

　　1923年首次发现并发掘，是中国最早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被誉为“中国史前考古发祥地”。

　　水洞沟遗址因其特殊的石器技术，不同时期的人群变化，复杂的环境演化背景，成为中国北方乃至东亚地区最为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对解决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东西方人群交流以及农业起源等一系列国际重大课题有着重要的作用。

　　2021年，入选“中国考古百年百大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