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里桥遗址：探索夏王朝秘密的新线索

　　9月13日，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会上公布了河南八里桥遗址的最新考古发现，从聚落布局、出土遗物、遗址价值等方面讲述这一豫西南地区面积最大的二里头文化中心聚落。同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项目取得重大进展。八里桥遗址文化面貌与夏代晚期都城二里头遗址高度一致，填补了夏王朝次级中心聚落研究的空白。

抢救性发掘

　　八里桥遗址位于南阳盆地东北隅的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而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两地之间的直线距离大约为200公里。

　　1983年，八里桥遗址所属券桥乡在此建砖窑厂，使该遗址遭到了严重的破坏。1993年秋，当时还是北京大学考古学博士研究生的李维明（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受考古学家邹衡指派，在南阳调查收集夏商周时期考古材料，观摩了采自方城县16处遗址的先秦陶器标本，其中采自八里桥遗址的饰箍状堆纹鼎、大口尊、夹砂深腹罐、肩饰贯耳敛口瓮、菌状纽器盖等陶器标本引起了他的注意。标本显示八里桥是一处较为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李维明随即向南阳文物部门汇报了此次考古调查情况，主管部门决定对八里桥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

　　1994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南阳文物保护所、南阳文物研究所对八里桥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灰坑17个，出土陶器石器和兽骨等。所出陶器中夹砂陶明显多于泥质陶,陶色以灰陶为多、黑陶次之，并有一定数量的褐陶；纹饰以绳纹居多，另见附加堆纹、弦纹、压窝纹、鸡冠耳、花边口、刻槽等装饰。以鼎、夹砂深腹罐、大口尊、小圆腹罐、花边口沿、刻槽小罐、豆、爵、盆、瓮、缸等构成典型器物群，这些文化特征表明遗址时代属二里头文化三期。2005年，再次进行钻探，发现卜骨、陶器（部分有刻划符号）、石钺、石斧、玉斧、白陶爵等遗物，由此说明八里桥遗址是二里头文化时期一个等级较高的聚落。

　　2021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先秦史学会原副会长、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蔡运章、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乔保同、方城县文物局局长李迎年，在对八里桥古缯国遗址出土的3件陶器、1件卜骨上的4个“刻划符号”进行研究释读时，有石破天惊的重大发现：4个“刻划符号”是文字，夏代已进入有文字记录的信史时代！在这里发现的陶盆残片、陶且（祖）和卜骨上的“刻划符号”，是目前所知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内容最丰富、也最为重要的文字资料。

八里桥遗址与二里头遗址的关系

　　最新考古发现探明，遗址内有多条沟类遗迹将遗址南部划分为5个区域，呈现出与二里头遗址相似的“多网格”布局。

　　八里桥遗址现存面积135万平方米，是豫南地区已发现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二里头文化聚落。2022年以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南阳文物保护研究院在该遗址开展系统考古工作，目前已发掘1800平方米面积。

　　遗址内探明有沟类遗存11条，将遗址南部划分为相对完整的5个区域，目前主要对大型夯土建筑区和手工业遗存区进行了发掘。其中，大型夯土建筑区面积约4.8万平方米，1号基址位于一处长方形夯土台基中部，坐北朝南、四周有廊、前有庭院。主体建筑南北进深12米、东西宽31米，面积372平方米；南侧有2处门道，宽1.5米，门道处用碎石子铺垫。周围发现有祭祀坑，出土有陶器、玉器、绿松石器等遗物。

　　2号基址与1号基址东西并列，形制相似，目前仅揭露出西南角。手工业遗存区发现有墙垣和冶铜相关遗存。墙垣经多次修筑，底部有人祭现象，南墙保存较好，目前探明长度约190米；中部发现有大面积灰黑土堆积，出土有铜炼渣与炉壁等冶铜遗存，为寻找冶铜手工业作坊提供了线索。

　　八里桥遗址在聚落布局、功能区划、陶器组合和器物形态以及精神生活方面与二里头遗址保持高度一致。这表明八里桥遗址是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南渐过程中的重要区域性中心聚落。

　　八里桥遗址的发掘还表明，这是一个等级较高的聚落。这些发现为研究豫西南地区夏商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李维明研究员认为：“二里头文化陶字符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偃师高崖、洛阳皂角树、郑州大师姑、临汝煤山、方城八里桥、陕县西崖等遗址均有发现，基本字符形不少于64种。这些字符多见象形，也见会意，存有文辞。具有属地、数量、日期、祭祀等寓意。”

　　八里桥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探索夏文化地方城邑聚落形态、社会结构提供了新线索，是夏文化考古工作的重要突破。该遗址的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中，未来的研究将进一步揭示更多关于夏文化的信息。参考资料：《“考古中国”发布重大项目进展：夏王朝南方核心聚落在此》《河南方城八里桥遗址是夏王朝南方核心聚落》《河南南阳发现夏王朝区域中心城邑 与二里头遗址高度一致》《二里头发掘60年｜李维明：二里头文化甲骨文推进夏文化探索》等。记者｜何映宇

链接：陶器上的刻划符号

　　八里桥遗址4件内容较为丰富且具有“自证性文书资料”的发现，证明史书和春秋金文所说姒姓曾国的始祖号“曲烈”，从而说明这处遗址正是姒姓曾国的始封地，进而证明夏代已进入有文字记录的信史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