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野到上海
阅读提示:去菜场买菜,用上海话说“便宜一点”和用普通话讨价还价,得到的效果还不一样。
长野-东京-上海
闸北区延长路一栋6层楼的老式公房里,每天清晨5点多,五楼的一处窗户就会亮起灯,有时还会飘出炒菜的香味。日本女孩北泽祐子在这座城市已经住了8年多,早上起来准备晚餐是常有的事。
北泽祐子的工作单位位于上海西面的青浦工业园区,上班时间是朝八晚五,因为住得远,她每天不得不6:40就出门。日本人占上海外籍人员的比例最大,达到了1/5,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居住在虹桥地区。北泽说:“在世界其他城市也有日本人聚集地,但唯独上海让日本人可以自成一派——这些日本人不用会说中文,也可以在上海过得很自在。”
北泽祐子和其他日本人不同,她来上海的初衷就是为了学习中文。18岁时,北泽从家乡长野考入东京的一所专科学校学习英语,当时的第二外语就是汉语。毕业后,北泽留在东京的丰田展厅工作,英语得到很大长进,但汉语一直停留在阅读水平,很难开口交流。在东京工作了6年后,有了一点积蓄的北泽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去中国!
2003年8月,北泽祐子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进入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攻读汉语言专业本科。“当时我是国际班里年龄最大的学生,和其他低龄同学会有代沟,所以跟老师相处更亲密一些。现在每逢过节,我会给老师发短信问候,他们也很开心:‘啊,原来你没忘记我!’还有一个退休的老师还把我当女儿来看。”北泽说,她在上海交的第一批朋友就是中国老师。
因为有东京生活的经验,上海的高物价、快节奏、交通拥挤等国际大都市通病并没有让北泽祐子有所抱怨。但上海的房价涨势还是让这个日本女孩有些看不懂。“我2003年来中国后就一直在五角场租房,那里离我上课的复旦很近。全配的老式公房,一室一厅的房子还算宽敞,月租是1400元。以后每隔一两年,房东就会提价一两百。我2010年搬走时是2000元。”
2007年从复旦毕业后,北泽在一家专做挖掘机轴承的日资企业找到了总经理助理的工作。但是公司在青浦,她不得不每天清晨5:40就从家里出发,到虹口足球场搭公司的班车。晚上回到家也常常是七八点了。
北泽是一个念旧的人,她已经习惯了杨浦区的生活——去菜场买菜,用上海话说“便宜一点”和用普通话讨价还价,得到的效果还不一样;她喜欢去复旦附近的书店买书,爱看鲁迅、张爱玲和钱钟书的书;更重要的是,她想和自己的中国朋友住得近一些。
2010年世博会刚开始那会儿,上海房东对北泽说:“中介告诉我,我现在租给你的房子挂牌是2500-2600元。看在那么多年的朋友份上,我这次就只提价300,你以后每月交房租2300元,怎么样?”在北泽看来,这个房租价格已经超出了她的预算。“我知道五角场的房价在我来上海后翻了一番,但我实在觉得难以承受。”就这样,北泽不得不搬到现在的住处,还是一室一厅全配,只不过面积要小一些,房租2000元。
流连忘返
对于很多生活在上海的中国人来说,保持北泽的这种生活方式并不轻松。但她很乐观:“搬到延长路的一大好处是,我离公司的班车司机住得很近。这样我可以比平时晚1小时出门,直接搭他的车去青浦就行了。”和很多中国租客不同,北泽看到邻居总会主动打招呼。“有时候如果出差,我会之前和邻居去说一下,拜托他们帮我留意一下。”北泽说,从她个人感受来说,上海人对老外都很不错,但是对外地人的态度就差一些。
因为公司离家太远,每天17点的下班时间也往往形同虚设,她常早上起来准备晚餐。“我比较拿手的是咖喱饭,冬天可以一次烧一周的量,每晚拿出一部分热一下就行。”北泽说,周末的时候,她最主要的活动就是打扫房间,体现了日本人爱干净的传统。不过,在中国那么多年的北泽也感叹道:“我现在回日本都有些受不了,那里太干净了。我觉得太干净反而让日本人免疫力差,容易生病。”
还有一点让北泽受不了的是日本人的“论资排辈”。“如果在我家乡,每说一句话都要考虑长辈、前辈等其他人的感受,所以不敢提出自己真实的意见。在中国,至少在上海,我觉得每个人都能真实地表达自己,无论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
北泽是那种不爱逛街购物的女孩,她喜欢和朋友约在地铁沿线的咖啡馆聊天,或者去襄阳公园散散步,有时也会去电影院选一部中国朋友推荐的电影看看。有时,北泽还要招待来自日本的亲朋好友,她的妹妹就是其中之一。北泽说,妹妹大学毕业后进入长野的图书馆工作,一两年就会来上海看姐姐。而在长野生活的妹妹,特别喜欢上海。这也许是长野更像乡村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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