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轶回顾非典十年： 最怕“好了伤疤忘了痛”
感染者是不幸的，但于整个社会，SARS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正面和积极的。医学界、科学界要警惕随时可能出现的新传染病，而社会管理者，则应该吸取疫情初期决策上的教训，在信息公开面前更加自信。
记者｜黄 祺
与管轶教授见面的地方，是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的一处办公室，挂着“香港大学新发传染病国家重点实验室深圳分室”的牌子，这里是管轶在内地的第二处科研基地，也是十年前SARS留下的遗产之一。
回顾十年前的SARS疫情，管轶是一个难以绕开的人物。在遭遇SARS之前，从美国到香港，他一直执著于禽流感的研究。当年身处SARS重灾区香港，加上在动物源传染病分子生物学研究上多年的积累，管轶在那个特殊的时间点上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了寻找SARS病源和病毒宿主的重任。
SARS疫情是人类医学发展到分子层面后遇到的最严重的传染病疫情，在这之前，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大规模传染病，往往是以牺牲上万或者数十万感染者为代价。但如今，人们期待科学家可以扼住传染病的咽喉。
同时，由于全球城市化和人员的世界性流动，SARS很快变成了公共卫生事件，一度影响到城市、国家甚至整个国际社会的正常运转。这个时候，像管轶这样利用生物技术破解传染病“密码”的科学家们，前所未有地受到社会的关注，他们的工作，决定了疫情的走向。
2003年到2004年，管轶因非典而生活在风口浪尖，最终，他以两项最重要的成果为疫情的控制做出了贡献。一项成果是参与寻找到SARS的病原——SARS冠状病毒，另一项是证明了果子狸是SARS病毒从动物传染到人的重要桥梁。他向政府疾呼关闭广州野生动物交易市场，在2004年1月，广州清剿了市场上的果子狸并将所有野生动物市场彻底关闭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一例由动物传染的SARS病例，后来出现的新病人，都是从实验室感染的。
由于在控制SARS中的出色表现，管轶不仅赢得学术界的尊重，也变成了公众眼中的科学明星，数度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报道对象。也因为与SARS的遭遇，管轶此后的科研道路，从禽流感扩展到动物疫源疾病，对新发传染病的监控和研究成为他的责任。
由于这样特殊的经历和身份，《新民周刊》选择管轶作为“非典十年”回顾的主人公，循着这位科学家的回忆，我们试图重新审视非典疫情给中国公共卫生系统、信息公开制度直至政府执政方式的带来的改变。
感染者是不幸的，但于整个社会，SARS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正面和积极的。管轶说，最大的危险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因此，梳理非典“遗产”，并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医学界、科学界要警惕随时可能出现的新传染病，而社会管理者，则应该吸取疫情初期决策上的教训，在信息公开面前更加自信。
那一场“遭遇战”
如今回头看十年前的初春，很多普通人会有这样的感觉：就像黑夜里撞上一堵墙，危险来得太快，惶恐中连疼痛都来不及体会。中国内地大多数人，直到2003年的2月，才从新闻里得知中国南方出现一种传染病，这种病可能致人死亡。最初，信息只有这些，究竟是什么病，有多少人感染，多少人死亡，均没有确切的答案。
2003年春节，刚刚从江西老家回到香港的管轶，对新传染病的了解并不比普通人多多少。但凭借当过临床医生的经历和多年监控禽流感的经验，管轶比别人多知道的一点是，流行病疫情有可能变得更严峻，他最初的猜想是大流感爆发。
这个猜测与管轶的专业有关，更与SARS的临床症状极似禽流感有关。2001年和2002年香港都曾出现过禽流感疫情，而2003年2月香港又有2例输入性禽流感病例。因此，根据新感染者大多出现在华南，而症状又是高热、重症肺炎等禽流感病人的典型症状，管轶很容易作出这样的假设。
讲到这一点，管轶至今感到遗憾，与管轶一样，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对这种从未遇到过的疾病一筹莫展，尽管已经掌握了分子生物技术这一“武器”，但破解病原之谜也还是需要时间。
与此同时，不断有新的感染者出现，死亡人数也急速上升，从当年3月开始，恐慌从广州、香港、北京向全中国弥漫。
直到当年4月20日，公众才从中国卫生部得到较为准确的感染者人数和死亡人数。因为没有如实公布非典疫情，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被免职，官方的理由是“防治非典不力”。
可是，官员的辞职并不能换回感染者的生命，截至2003年8月16日10时，中国内地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5327例，治愈出院4959例，死亡349例。
幸运生还的人，也未能完全恢复健康。疫情初期，在尚不清楚病原的情况下，医院对SARS感染者的治疗只能对症治疗，主要的方法是使用大量的激素来对抗重症肺炎。激素的过量使用在多年后显示出副作用，大多数非典患者患上了股骨头坏死的后遗症，导致残疾。
恐慌直到2003年6月才逐渐消散，从3月到6月，整个社会因为SARS几乎停止运转。为了控制病毒传播，所有的集体活动被取消，一些学校
停课，一些单位停止上班。城市看上去就像是空城，记者2003年6月看到的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只有三五行人，长安街上车辆稀少。
在那一段特殊的时期，医院是最受关注的地方，特别是广州、北京等出现死亡病例的城市里，总有各种关于医院的悲情故事在民间传播。北京某中心医院一名医生家属告诉记者，SARS期间这家医院派出一辆救护车到居民家中接患者，后来此人被确诊为非典病人，接送的家属和救护车上的医护人员、司机均被感染，其中大多数死亡。后来，这辆救护车一直停在医院大院里好几个月，救护车周围空空荡荡，没有人敢接近。
当时，人们对医院的感情首先是恐惧，然后是对医务人员的崇敬，在感染者中医务人员占了很大比重。
寻找病原“真凶”
面对每日更新的死亡数字，科学家更加焦急。
2月11日，管轶与同事一起到广州，准备参与对疫情的研究，在通报内地疫情的新闻发布会后，管轶见到了钟南山院士。钟南山表示愿意与管轶在香港大学的实验室合作，一起寻找病原。第二天，管轶开始在钟南山的帮助下，到广州的医院里从患者身上取标本，他将这些标本用专业的方法密封隔离，然后带回港大的实验室进行研究。此后管轶又多次在广州取得标本。
“我是在香港最早启动病原调查的人。”后来有媒体把管轶称为“最早找到SARS病毒的人”，对此他并不认可，他强调，当时全世界很多实验室几乎同步发现冠状病毒。
“在国内，最早分离出病原的是军事科学院的人，他们分离了出来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进入3月，香港也出现了患者，港大的实验室开始在香港患者身上取得标本。
3月23日早上，管轶和另外三名同事接到实验室工作人员的通知，称可能找到了病毒，要他们到实验室去确认。四个人反复看了病毒的电子显微镜照片，最终确认这是SARS冠状病毒。尽管美国CDC几乎在同一时间宣布得到同样的结论，但在专利确认时，香港大学的实验室以领先数小时的优势，被认定为最先找到SARS病原。
当天，香港大学召开发布会宣布寻找到SARS冠状病毒，同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正式确认SARS冠状病毒就是引起非典疫情的病原体。
如今看来，从科学家介入病原调查到最终确认病原体，时间只有两个月，并不算长，但在这两个月里，各国实验室和科学家之间的科研赛跑，却异常激烈。SARS冠状病毒确认之前，曾经出现了各种病原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学首席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在2003年2月宣布非典可能是由衣原体引起的，因为这个错误的判断，洪涛一度受到非议。
香港中文大学也曾宣布非典病原为副黏液病毒，还有国外科学家曾认为疫情是一种流感病毒引起。
正在各种说法莫衷一是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发挥了组织和协调的作用，成立国际间的研究网络，9个国家13个实验室参与其中。网络成立以后，一旦某个实验室有新的发现，立即可以得到其他实验室的验证，这让SARS病毒“显形”的速度大大加快。
这种通过国际合作在极短的时间内攻克难题的科研方式，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种方式也一定会在未来其他紧急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作用。
不过，亲身参与了科研赛跑的管轶，也深深体会到人性之惑。香港大学实验室最初的非典样本，全部来自广州，钟南山院士为管轶取得标本提供了最大的帮助，当时双方协商在找到病原体后先向卫生部报告然后再对外宣布。但港大实验室在确认SARS冠状病毒后，港大微生物学系的同事很快对外发布了消息，在相关的重要论文上，也没有提及钟南山的贡献。
他们的解释是，病毒是从香港病人身上取得的标本分离到的。“我一直耿耿于怀，这个病毒虽是直接从香港病人中分离的，但如果没有前期广州标本积累的经验，怎么可能这样快确定病毒的种类 ？”
采访中，管轶处处表现出对钟南山院士的敬意，也时时提到对他的歉意。而从近期钟南山院士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谈话看，钟南山已经对十年前的波折释怀：“回头看，我觉得这种粤港合作对重大传染病攻关是必需的，也是意义重大的。”
因为跟踪病毒的演化，管轶常有充满哲学性的人生感悟。“我通过病毒世界看到生命的演化过程，病毒记录了生命的历程，生命的有限性，任何人在历史中都不过是一瞬间，最重要的是能给后人留点知识，别的都是假的。”因为SARS研究，管轶遇见了人性自私的一面，但也更珍惜人生价值中永恒的一面。
非典结束不“神秘”
常有人描述，2003年的非典莫名其妙地来，然后莫名其妙地消失。但管轶知道，非典疫情最终在2004年彻底结束，绝对不是“运气”。通过比对病毒基因的亲缘关系，管轶事后确认，导致2003年非典疫情的病毒，最大的可能性是来自中国华南地区的野生动物，因此，当时彻底清除市场上的野生动物，是控制疫情最关键的举措。
因为常年的调查，管轶知道，野生动物市场是病毒的“温床”，在广州的大型野生动物市场上，“野生动物堆山似海”，有狼、猪獾、果子狸，野生动物笼子层层叠叠堆在一起。管轶解释说，野生动物在自然界中的活动范围很大，当它们被密集地关养在一起，就会有各种异常的反应。
“动物有一种自然的应激反应，比如在遇到敌人的时候，心跳加速，血液循环加快。”除了密集关养，动物市场里，动物还会目睹同类被屠杀，这种恐惧带来的生理变化，有的是可以被发现的，有的可能至今无法证实。管轶分析说，在这些生理变化中，动物携带的病毒是不是会发生变异，病毒是不是会从不感染人变得感染人，目前虽然无法证实，但在推测中是有可能发生的。
管轶举了一个例子，他到广西的果子狸养殖场去取标本，果子狸皮很厚，取血液需要扎心脏。在给果子狸做心脏穿刺的时候，管轶发现有几个寄生虫从果子狸身上跳了出来。管轶对旁边的人说，这只果子狸已经死了，旁边的人不信，说果子狸还有温度，怎么知道它已经死亡？管轶解释说，寄生虫非常敏感，很早就能感觉到宿主体温、循环的改变，它们知道这里已经不能生存了。管轶据此推测，病毒是不是也能在特殊的环境中获得信息，比如在宿主目睹同类被屠杀时，病毒就产生了从宿主身上逃脱的能力，让自己转移到新的宿主身上继续生存。“我不知道（病毒是不是有这个能力），但寄生虫可以做到。”
2003年5月开始，管轶多次到深圳的市场上去采集野生动物标本，虽然取标本的对象是好几种动物，但管轶已经把重点放在果子狸身上。5月18日，实验室证明果子狸身上的病毒与人感染的SARS病毒99.8%同源，根据高同源性，管轶认定果子狸等野生哺乳动物就是SARS从动物传染到人的最重要的宿主。
这一重要的结论发布后，地方政府开始禁售果子狸，同时，SARS感染者越来越少，疫情基本平息。被恐惧笼罩的城市，开始逐渐恢复生机，政府急于让社会生活恢复正常，果子狸的售卖也开始重现。
平静没有持续太久，半年后，2003年平安夜，广州发现一例新SARS病例，管轶至今仍坚定地认为，新病人的出现，还是野生动物惹的祸。2003年10月22日后，管轶多次到深圳、广州的市场上取野生动物标本，从中都检测到SARS病毒。“这证明SARS又回来了。”
就像拼图游戏，非典病人重现与管轶在病毒中的发现，严密相扣。新出现的5名病人，都有接触野生动物的经历，但没有感染其他人。而在管轶的实验室里，研究人员发现2003年年底的病毒，与年初已经不同。
管轶的结论是，要想彻底消灭SARS，就要彻底斩断野生动物传播病毒的渠道。1997年，香港发生禽流感疫情，政府扑杀了所有出售及饲养的家禽，使得疫情平息。据此，管轶向钟南山院士建议，广东也必须捕杀市场上所有的野生动物。
2004年1月广东省清剿市场上的野生动物以后，除了因实验室病毒泄漏出现的感染者，再也没有出现新的感染者，历史终于翻过非典疫情这一页。
“经历了非典，如果出现新的流行病疫情，我们是不是更有能力控制？”面对记者的提问，管轶一改激情四射的表述风格，语气变得沉重而谨慎。“这要取决于人，取决于利益。如果要杀鸡，我家的鸡我不愿意杀，如果要杀猪，我家的猪我不愿意杀，怎么办？”管轶的话意味深长，其中的“利益”二字涉及的，远远不限于养鸡、养猪的人。
SARS是否会再现？
时间可以冲淡一切，包括恐惧感。仅仅过了十年，SARS的印记已经不容易发现。但淡忘一场流行病却是危险的，因为病毒不会忘记在“合适”的时候重返人间。
2012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在英国和沙特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患者的症状与SARS很像，也是急性重症呼吸道症状，并伴有肾功能衰竭。到今年3月12日，已经有15人感染这种病毒，并有9人死亡。目前死亡病例集中在沙特、约旦和英国，英国感染的是一个家庭，其中一人曾到过中东和巴基斯坦。
“谁敢保证像SARS这样的疫情不会再来？我的答案是，我不知道会不会再来。”管轶对新发的冠状病毒感染病例非常警惕，英国的感染家庭中，只有一人到过中东和巴基斯坦，其他人都是由这名家庭成员传染的，“这说明这种病毒已经初步具备了人传人的能力”。
直接的教训还是2003年的SARS疫情。在2003年初大爆发之前，2002年年底，就已经有零星的非典患者报告，但因为没有出现“超级传播者”，也没有大规模的感染，这些信息最终被忽视了。管轶据此给自己提出了很多问题：这次的新冠状病毒感染，是最近才感染人还是长期低水平传染？有没有可能出现超级传播者？会不会大规模爆发？
中东出现的冠状病毒不是SARS冠状病毒，但同样危险。非典以后，科学家已经根据基因演化，追查到果子狸携带的SARS冠状病毒来自蝙蝠。2007年管轶大胆提出假说：所有哺乳动物携带的冠状病毒都来自蝙蝠的冠状病毒。“这是一个更重要的突破。”管轶说，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不要总是盯着SARS冠状病毒，而应该上升到冠状病毒理论上去研究传染病。
“动物源性传染病一定会越来越多。”管轶展示了一张图片，从1940年到2000年，全球动物源传染病事件越来越多。2005年人感染禽流感、2009年人感染猪流感都曾一度引起恐慌。
动物源性传染病增加，与全球气候变化，人口增加，养殖动物增加有直接的关系。“中国人口最多、饲养动物最多，动物疫源疾病也一定是最多的。”因此，SARS疫情中获得的经验和教训，不应该只局限在针对SARS的研究，而是应该成为应对未来其他传染病的宝贵经验。
梳理SARS遗产，还有更多科学之外的意义。SARS疫情之后，中国疾病控制系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医疗系统也把传染病防护作为重要的工作，至今还有不少医院保留了“发热门诊”。
更重要的是，从SARS疫情中诞生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如今已经成为中国各个机构应对民意的常规制度，公众对知情权的要求加速了政府信息公开的步伐。
不过，即便在公共卫生领域，信息的公开也还是不够的。今年2月，贵州两名感染禽流感病毒的患者相继死亡。但除了两名患者死亡的信息以外，关于传染源并没有更多的信息透露。“既然人被禽感染，说明禽也携带病毒，禽有没有死亡？我们都不知道。”管轶介绍说，由于家禽在饲养的时候，会注射疫苗，因此家禽感染了病毒，往往不能表现出症状。国外为了应对这个情况，会在养殖的时候放几只没有注射疫苗的家禽与注射疫苗的一起饲养，这样，一旦有感染，就能够通过这些“哨兵”家禽及早发现疫情。而国内几乎没有这种做法，养殖户只关注自己的家禽不要生病。
其实，在围绕经济利益运转的社会中，像管轶这样的独立科学家，在对付SARS等新发传染性疾病中所起到的作用，何尝不就像“哨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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