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亚，中国孩子为什么要去？
阅读提示：“这是任何一本旅行指南上都无法告诉你的真实肯尼亚”，孩子们的肯尼亚之旅，完成的是任何一次私人旅行都无法达成的使命。
记者｜刘 琳
不管大人们自己还有没有梦想，整个社会一直都很关切孩子们在追逐什么样的“梦”，因为谁都知道，他们是未来。那么，在当今普遍认为的考试重压和世俗风气下，中国孩子有什么样的人生理想？
刚刚过去的10月，全国公布了两份有关“青少年梦想”的调研报告。南京针对900多名中小学生的“梦想教育”调研结果显示，现在孩子们的梦想还是从前的“老三样”——教师、医生和科学家。而长沙在2100名“小、初、高”学生中展开的“中国梦”主题调研，得到了中国青少年们更丰富的理想，除了“老三样”，男孩子们喜欢警察，女孩子们向往舞蹈家，让人眼睛一亮的还有园林设计师、野生动物学家，更有联合国秘书长和第一位女总统。最引人注目的一项数据是，近七成的中小学生“希望长大后和父母完全不一样”。有位初中生对媒体道出了其中缘由：并不是不爱父母，只是不愿意将来的生活如同父母亲现在的状态，“我爸爸是医生，每天忙碌到很晚回家，也没什么爱好，出去旅行也没什么兴致；我妈妈就是一个家庭主妇，整天除了唠叨，也没别的事情。”这位14岁少年眼中的父母“没有梦想”、“没有乐趣”、“没有爱好”，“我妈妈从不去电影院看电影，嫌太贵”。分析报告指出，孩子不希望学“父母样”，最主要的是想从事和父母完全不一样的职业；另外，中国父母不懂得如何在孩子面前展现人格魅力，也让孩子总觉得自己父母是个乏味的人，不想去效仿。
面对这两份调查，全球知名的公益机构Me to We中国区总裁张婕说，她从中看到了中国孩子许多积极的变化：中国青少年的梦想越来越具象，因为他们的见识更广，经历更丰富，从他们的梦想中一眼就可以看出兴趣点所在；他们开始懂得审视上一代人的生活，进而形成自己的价值观，选择自己的人生路。也正因为如此，新时代00后的孩子们，给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社会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张婕说，她相信英语里的那句话：“Education is not the filling of a pail，but the lighting of a fire.（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
筑梦之行
今年暑假，21位14-16岁的中国中学生，在肯尼亚广阔的非洲平原上度过了人生中难忘的12天。作为Me to We肯尼亚青少年国际志愿者项目的志愿者，他们在这短短不到两周里都经历了一次“改变”——自己的改变，以及通过自己的努力对别人的改变。
从朝夕相处的繁华大都市上海，到充满异域风情又透着七八十年代中国经济腾飞前生活气息的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再一路尘土一路风沙最后钻进丛林深处的简陋帐篷，13小时的飞行旅程和近2个小时的荒路颠簸，仿佛是一次时空穿越。当来自上海华育中学、上海复旦附中、上海建平中学、上海平和双语学校、上海师范大学国际剑桥中心等十多所中学的初、高中生们，终于在肯尼亚北部马赛马拉地区的营地里安顿下来时，他们很快就发现，这里没有电脑，没有Wi-Fi，甚至没有手机信号，在这片原始恬静的大自然中，要么与身边的小伙伴们对话，要么与自己的心灵对话，当然还可以是Morning call的鸟儿和一不小心就会偶遇的猫鼬（在《狮子王》里它叫“丁满”）。.jpg)
事实上，在这充实的12天里，无法用网络互联的世界是如此精彩，不再囿于社交APP的交流是如此广阔。小志愿者们用自己的双手一块砖叠着一块砖、一车泥接着一车泥地和肯尼亚当地人一起平地建起乡村校舍；他们在当地社区与孩子们一起踢足球、玩游戏，放声欢笑；他们在肯尼亚妈妈家中学会了她们赖以养家糊口的首饰制作技术。夜晚，在星光点点的夜幕下，围坐在噼啪作响的篝火旁，听着马赛武士讲述悠远的传统和传说；清晨，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迎接磅礴而出的太阳，跟着马赛武士练习古老武器的制作和使用；当孩子们在全球最著名的动物迁徙地Safari，与成群的狮子、羚羊、斑马、大象、犀牛、长颈鹿等草原野生动物为伴时，他们说“从心灵深处感受到了大自然中各种生命的绝美”。
令少年们最难忘的还是“伏水之旅”。这天，孩子们来到马赛马拉当地妈妈们的家中，与妈妈们一起步行7公里，前往最近的马拉河取水，再共同背回家用于煮饭打扫。“河水居然是巧克力色的！”来自上海师范大学国际剑桥中心的小姗，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这竟然就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河流。对一个从来生活在“自来水哗哗流”世界的14岁女孩来说，这是她之前从没想象过的现实。而就在她小小发愣时，她身边的妈妈和女孩们早已经在河堤边麻利地忙碌起来，她们一边洗衣服，一边打水，劳动着的当地女孩中好几个只不过才10岁。
更为艰辛的是漫长的回程，妈妈们把装满水的差不多20公斤重的水罐子用绳子绑在头上，顶着太阳，急急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孩子们都试着帮忙，但他们只能三个人解决一桶水，“水罐重重地压在颈部，身体不但要承重，还要保持平衡，因此比想象的更沉重”。少年们后来这样描述背水的经历，但他们已经知道，在这片缺水的大地上，水是极为珍贵的，他们小心翼翼不敢有任何闪失，因为“一旦打翻，流失的不光是水，而是一家人的生存资源”。聪明的少年们更明白一件事：“伏水之行”，对他们来说，是一次别样的“体验”，但对于妈妈们来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让孩子们感到无比开心的是，和他们一起背过水的当地女孩子们，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身穿美丽的校服，坐在他们亲手建起的学校教室里，学习物理、生物、微积分、世界历史，再也不必像她们的母亲那样只能在乡间放牛、背水然后早早嫁为人妇，她们也可以像志愿者们之前参观过的Free The Children援建的科沙如尼女子高中里的女生们一样，怀揣着做一名教师、做一名工程师、做一名生物学家的理想继续升学。“女孩们命运的改变，有我的参与和付出”，孩子们为此激动着。
从“我”到“我们”
张婕说，“这是任何一本旅行指南上都无法告诉你的真实肯尼亚”，孩子们的肯尼亚之旅，完成的是任何一次私人旅行都无法达成的使命。Me to We所做的就是让这12天成为“一把火”，让孩子们温暖地打开心灵，去叩问地球、叩问生命、叩问社会、叩问文化。“肯尼亚，对孩子们来说，其实就是一次筑梦之行”。今年，已经有超过350名来自中国各地的中学生参加了Me to We的肯尼亚国际志愿者项目和中国河北等地志愿者项目，“结束活动，重新回到现实生活中的他们，所有的家长都发现了他们的变化，他们——改变了，变得谦虚，变得自信，变得有行动力；当他们对着你说话时，你会感受到他们身上焕发着热情，仿佛有一种光亮在辐射，这是我在中国孩子身上很少看到的。”张婕说。
她希望中国有更多的青少年加入到Me to We在中国和全球的志愿者队伍里来，这才是将来过上“和父母完全不一样”生活的起点。
张婕告诉《新民周刊》，作为全球最大、最有影响力的青少年国际素质教育和志愿者项目组织机构，Me to We致力于培养有能力和有社会责任的国际公民。张婕的儿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二年级生张天宇，也许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
张天宇刚满12岁时就报名参加了Me to We在中国的项目。第一次来到中国农村的天宇见识到了泥泞不堪的土地和没有窗子的教室。他在营地里结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志同道合的同龄人。即便小小的年纪，但不妨碍他们在一起探讨世界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案。他们在甘肃的农村参加志愿者活动，为当地孩子教英文、建学校。回到城市后的他，带着晒黑的皮肤和发自内心的快乐——“原来孩子做的事也可以改变别人的生活”。
以后的每一年暑假，张天宇都加入到Me to We志愿活动中。在学校，初中时他带领同学们为癌症基金会筹款，高中时，他考入了美国最好的学校：菲利普斯安多福，又发起了“游泳马拉松”的公益项目，为印度孩子筹款建校。在申请大学的那个暑假，天宇没有选择一遍又一遍地写申请论文，刷SAT分数，而是再次前往肯尼亚，为非洲孩子修建教室，那是他的第三次肯尼亚之旅。
如今，在哥伦比亚大学，张天宇不仅将课业安排得井井有条，拿着全A的傲人成绩，更是哥伦比亚大学校报的新闻主编，他管理着团队，用哥大学子们最尖锐独特的眼光和大家分享观点。谦虚踏实而又自信的他，被纽约每日新闻聘为实习记者，他正在准备出发去西班牙有机农场做志愿者，感受不同国家人们的生活。 刚刚成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新生的曹怡然，也是Me to We的一员，有着4年青少年国际志愿者的经历，曾经在肯尼亚参与过3所Free The Children援建学校的建设。如今的她对慈善有自己见解，“捐款或捐物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贫穷，学生形式上的献爱心，没感动自己，更无法帮到别人”，她以自己切身的体会告诉她的同龄人，帮助别人，改变世界，必须立即行动起来，亲身投入其中。
上海建平中学的江皓章如今已经是美国杜克大学的一年级生，从河北农村到肯尼亚，江皓章从2012年开始每年暑假参加 Me to We 的国际志愿者活动和领导力课程。“若是在五年前，有人对我说，我有一天会亲身走到那些似乎只存在于电视新闻中的画面中去，为那些人们做出一些十足的改变，我一定会告诉他们不要开玩笑了。我能做些什么呢？”江皓章说，但在结束Me to We 的两次旅行后，他说，“我感受到了，我自己的力量”。
“没错，我做到了我不曾想象过的事情。只有在我真正尝试了之后，才会明白自己能够做什么。回来之后，这样的想法驱使着我，让我有这个勇气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于是，江皓章鼓起勇气为差点放弃的爱好——音乐去努力，他在别的孩子认为学业忙得根本无法分身的高中时代开始写歌作曲，“我开始向新的未知进发”。
美国菲利普斯安多福中学学生的谭焉也是Me to We肯尼亚项目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在刚刚过去的万圣节，他策划和组织了Me to We 在北美开展的“不要糖要罐头”的慈善活动，谭焉和小伙伴们在学校一下子筹集到了600个罐头，他们将分送到援助穷人的食物银行。谭焉的爸爸妈妈看到孩子居然把自己同年龄时敢都不敢想的事做得如此出色，非常开心。
“我们都知道国外大学需要孩子的综合素质报告，一些机构和个人认为这部分作假很容易，只要考好SAT之类考试就行，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没有真实经历的作文是无法打动任何人的。我们的孩子需要经历，需要正确的引导，优秀的履历是孩子自己建造的。”张婕这样告诉《新民周刊》。
链接：ME TO WE 的故事
12岁的克雷格因为《多伦多星报》上的一则新闻《12岁男孩为童工呐喊遭谋杀》开始了 Free The Children（下称： FTC）的孩子帮助孩子的伟大事业。如今，FTC 已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青少年帮助青少年的基金会，在全球45个国家援建了超过650所学校，为5.5万名贫困儿童提供全日制免费教育，120万人受益于干净的饮水系统和医疗服务，种植超过53万棵树，协助3万名妇女就业，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FTC 的筹款65%来自发达国家的青少年，35%来自政府和企业。FTC 项目专款专用，财务公开透明，运营费用常年维持在10%的最低标准。
马克是克雷格的哥哥，本科进入哈佛大学就读国际关系专业，并获得了享有“全球本科毕业生诺贝尔奖”之称的罗德奖学金，到牛津攻读法律。毕业时，他拒绝了各大机构名企的高薪聘请，毅然决然地选择和克雷格一起，在 FTC 从事帮助青少年成长的事业。
“公益机构的最终目的是将捐款人的每一分钱都用于项目”， Me to We 的创始人之一马克如是说。要达到这个理想目标，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是方法之一。为了给 FTC 持续造血，Me to We 应运而生。创新的青少年领导力课程、独特的志愿者旅行、有机时装与生活产品、励志书籍和教材、大型公益盛典等创新项目，让发达国家的青少年对社会服务有了全新的认识，让他们在帮助他人的同时也不断提高自己。
如今，Me to We 是全球最大的、最有影响力的青少年国际素质教育和志愿者项目组织机构，培养有能力和有社会责任的国际公民。
马克·柯伯格
Marc Kielburger
* 2008年创立 Me to We ，是 Free The Children 基金会的重要合作伙伴
* 毕业于哈佛和牛津大学，获得罗德奖学金（一个世界性的奖学金，每年一度，在13个国家选取85名奖励其学术和优秀品格，获得者包括比尔·克林顿等著名领导人）
* 荣获全球年轻领袖奖
* 《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
* 荣获世界经济论坛“明日世界领袖”
克雷格·柯伯格
Craig Kielburger
* 12岁建立 Free The Children 基金会——世界上最大的通过教育青少年而帮助青少年的基金会
* 联合国和平大使
* 获得3次诺贝尔奖提名
* 荣获罗斯福自由勋章
* 荣获加拿大总督功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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