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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战争与和平

日期:2015-02-12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数:0
阅读提示:从她家走出去的人,即便是佣人的孩子,也都向善、向上、走正路。
撰稿|宋路霞 徐景灿
 
大派对、中派对、小派对
 
  2014年9月28日原本不是什么节日,但是对住在纽约市中心的一些资深老华侨来说,却是一个节日,因为他们的老朋友,抑或他们父母辈的老朋友、顾维钧先生的夫人严幼韵女士已经109岁了。自老人家90岁生日起,她的后代们每年为老人精心操办生日大派对,地点设在纽约最著名的大酒店,不是华尔道夫、皮埃尔大酒店,就是洛克菲勒中心顶层的彩虹厅。到时候亲戚朋友们像过年一样衣冠华彩、喜气洋洋地前来,前呼后拥,非常热闹,每年都有二百多人。这时候女眷们最忙碌,她们早就在精心准备出席这个派对的服装和首饰了,不少人从上海或香港专门定做了礼服,每次都不同样,因为这是纽约华人最大的家族派对,被邀请者无不感到非常荣幸。岁月如流水,严幼韵的生日大派对不知不觉已持续了19年。严幼韵老人看上去没有太大变化,依旧胖乎乎笑眯眯的弥陀相,还能站起来,在满头白发的女婿唐骝千先生陪伴下,在众人的簇拥下,到舞池中央跳上一两支曲子,而且踩点相当精准。但是前来祝寿的老朋友们基本上已经换了一代人,眼前的老华侨大多已“奔八”、“奔九”,他们的上一代都是顾维钧、严幼韵夫妇的老朋友,如宋子文、张乐怡夫妇;荣鸿三、孙凤蕙夫妇;贝祖贻、蒋士云夫妇;唐星海、温金美夫妇;外交官胡世泽夫妇;上海银行老总朱如堂夫妇;郭标的后代郭华德、潘振坤夫妇,还有他们年轻时代就认识的上海名媛唐瑛、徐志摩的元配夫人张幼仪、张幼仪的妹妹张嘉蕊、谭延闿的女儿谭端、“海上阿叔”的妈妈王定珍、张静江的侄媳妇徐懋倩等,都是老上海的一代名门闺秀。现在,老一代人大多逐年凋谢,有的即便还在世但已不能出门,就由他们的儿女辈甚至孙子孙女辈作代表,前来出席这一年一度的盛大派对。
  前几年坐在主桌她身边的还有孔祥熙、宋霭龄的大女儿孔令仪、黄雄盛夫妇,她青年时代的好朋友、贝祖贻先生的夫人蒋士云女士、贝祖贻的大儿子贝聿铭夫妇。今年在她身边入座的则是宋子文的大女儿宋琼颐、蒋纬国的夫人蒋邱如雪、朱如堂的女儿朱蕴琼、蒋士云的女儿贝洽、蒋士云大姐蒋织云的儿子唐汉堡夫妇,还有纽约著名的扬州楼饭店老板汤英揆先生。之所以扬州楼饭店的老板也能上主桌,这也有道理。因为严幼韵历来喜欢吃中国南方菜肴(上海菜、淮扬菜),是扬州楼的常客,每次老人家“驾到”,汤老板深以为荣,总是忙不迭地前来亲自布置一切,他们早就是老朋友了。
  老人家长寿,德高望重,她的生日派对成了纽约华人的一道亮丽风景,有时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总领事也携夫人赶来参加。
  每年她生日大派对的前一天,还有一个“中派对”,也有百十号人参加,内容比大派对简单,没有乐队、舞会和表演节目,主要是聚餐祝寿,是顾维钧先生的子女儿孙为老人家举办的。
  大约从老人家一百岁生日起,她的生日派对无形中成了一个系列,有大、中、小“一套”。大派对是指老人家的女儿女婿杨蕾孟、杨雪兰、唐骝千为老人举行的生日派对,亲朋故旧和孩子总有二百多人参加,除了宴请,还有酒会,孙辈、重孙辈表演节目,向老人家献花,全体人员合影,最后还有舞会。到舞会的高潮时,老人和孩子们都可以尽情地“疯”到极点。因为这个派对规模很大而俗称“大派对”。中派对俗称“顾家派对”,由顾维钧先生的外孙女钱英英、孙子顾植义、孙媳何萍清具体组织操办。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小派对。
  小派对与大派对和中派对要隔开几天,设在严幼韵家里,是由“历朝历代”为她服务过的管家和佣人们为她举办的。有的佣人现在已经当外婆了,早已离开严幼韵家许多年了,有的已经去大公司工作,事业发达,家庭幸福,但是每到严幼韵过生日,她们总是不约而同地赶过来,大家一起涌进厨房,卷起袖子烧饭烧菜,钞票也一起分摊,为老人家举杯祝寿。小派对的宾客通常是严幼韵的子女和几十位常来打麻将的至亲好友,菜肴是佣人们拿手的顾府私房菜,龙虾色拉、陈皮牛肉、苔条小黄鱼、素什锦……敬酒、吃菜、点蜡烛、吹蜡烛、切蛋糕、大家齐唱生日快乐歌……程序一样都不少。
  12年前老人家身体有所不适,这些佣人们也是“集体出动”,她们会自动组织起来,轮番陪夜值班,奔前忙后,直至老人家康复。他们都是亲身体验过严幼韵式的“体贴他人”、“助人为乐”精神的。他们初到顾府时,往往都是一家两口或三口全体入住,囊中羞涩,英语也不会说。严幼韵总是主动承担起他们孩子的学费,帮助他们入读理想中的学校,甚至为之买电脑,鼓励他们发奋成才,到了生日还给他们过生日。艾米夫妇的女儿丽莎是在顾府出生的,严幼韵、顾维钧夫妇像宝贝自己的孙女一样宝贝她,一旦艾米夫妇外出,严幼韵就很高兴地当上孩子的“保姆”……
  笔者亲历了2014年严幼韵109岁“全套”的生日派对,深感老人家的“气场”十分大,空气中似乎充满了热能,令人无比温暖和振奋。严幼韵——这位当年上海滩的“84”小姐(汽车号码为84),贵为上海总商会首任会长严筱舫之孙女;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先生之妻;著名实业家、社会活动家杨雪兰女士的母亲;自己又是从战争硝烟中走过来的、联合国初创时的礼宾司官员……一百年的风风雨雨,什么世面没见过?各国总统也不知接待过几何!但是她对待总统与身边的佣人是同样尊重的,对待朋友是一视同仁的。她永远在想方设法给别人以温暖和帮助。凡是在她家服务过的佣人都有回到自己家的感觉,都自然而然地把她当作自己的长辈。所以从她家走出去的人,即便是佣人的孩子,也都向善、向上、走正路。
  这样的生日派对,她的确配享“全套”。 
 
黑暗年代的温暖大家庭
 
  最能说明严幼韵的勇敢和慈爱之心的,莫过于她抗战期间在菲律宾马尼拉的非凡经历。
  1938年年底,中国政府为在南洋华侨中募集更多的军费支持抗战,派严幼韵的前夫杨光泩先生出任驻菲律宾马尼拉总领事。当时他正在欧洲外交事务任上,严幼韵正怀着他们最小的女儿杨茜恩,即将临产。由于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一再催促,他们来不及回国一趟,杨光泩就独自先行赴任,严幼韵生下小女儿后带着三个孩子也乘船直奔马尼拉。
  杨光泩先生的爱国热情和出众的才干,使他很快成了马尼拉十余万华侨的主心骨。在当地华侨的大力支持下,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领事馆共募集到1200万比索,按当时的汇率相当于500万美元,汇往国内支援抗战(抗战初期孔祥熙本人在美国与银行界达成的借款协议,也是500万美元)。严幼韵则成了当地妇女界抗战救国运动的领袖,她被推选为中国妇女慰劳抗战将士会菲律宾分会名誉主席,率领当地华侨妇女为前线将士捐献急救医药包和棉衣、棉被。她们共制作了100万个医疗急救包,还为抗战募捐开辟新的途径——募集黄金首饰。她带头参加各种义卖活动,在复活节带领会员们做了很多纸花前去义卖,还组织妇女们深入工厂、商店、街道劝募。他们的努力非常成功——从1940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们募集的款项是以往募捐总额的10倍。此外,严幼韵还发起一项专项募捐,组织妇女为前线士兵的冬衣及药品专门募集了23000比索,汇往国内。在此之前,严幼韵除了协助丈夫招待外国友人,从未正式工作过,如今一出手就是一片华彩。
  1941年12月8日早晨,严幼韵正在卧室里梳头,丈夫杨光泩突然冲了进来:“日本人轰炸了珍珠港,这意味着日本人向美国宣战了!”从那一刻起,他们的生活彻底改变了——第二天日本飞机开始轰炸马尼拉,不到一个月,日本人攻占了马尼拉。在此之前,美国驻远东部队的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对杨光泩说,他们准备撤离了,建议杨光泩一家跟他们一起撤离到澳大利亚避难。杨光泩认为自己在此代表着国家,肩负保护十余万华侨的神圣使命,大敌当前,不能撤退。他谢绝了麦克阿瑟的好意,率领领事馆全体官员留下来,与华侨们同呼吸、共命运。
  当然,等待留守者的不可能是好消息。1942年1月4日,杨光泩与其他7位领事馆官员被日本人带走,三个月后惨遭日本人杀害。日本人明知杀害外交官是违背国际公法的,所以一直严密封锁消息。他们的家被日本人贴上封条,不许进入或转移物品。严幼韵带着三个孩子不得不另觅住处。她们在朋友的帮助下,住进原先一家美国人的住宅,因美国人都被关进了集中营,包括严幼韵从法国带来的一个曾经帮助带孩子的女佣多萝西,她刚刚嫁给在马尼拉的一个美国人,也被当作美国人关进设在圣托马斯大学的集中营。当时严幼韵还不知道丈夫遇害的消息,还来不及细想事态的发展和日后的生活,而新的使命已经摆在了她的面前。
  领事馆8个官员的家庭,顿时都陷入没有成年男人、没有经济来源、没有住处、群龙无首的境地,各家的太太、孩子、佣人、厨师,还有几个他们的亲戚,总共二三十人,一时惊恐万分,不知怎么办,也不知向何处去,就不约而同地走向了严幼韵。萧太太、莫太太、姚太太、张太太、孙太太,还有一位才结婚几天的新娘子邵秀兰,丈夫王恭玮是老外交家王正廷的儿子。王恭玮是以实习生的身份前来驻马尼拉领事馆实习的,想不到结婚才几天就被日本人抓走,牺牲时才22岁。王正廷是杨光泩与严幼韵结婚时的证婚人,而杨光泩又是王正廷的儿子王恭玮与邵秀兰的证婚人,想不到仅仅几天之后,严幼韵竟成了王恭玮夫人邵秀兰的保护人。
  严幼韵从一个五口之家的家庭主妇,一下子变成二三十口人的大家庭的大家长!她过去在家是一块手绢都不用洗的,现在却要率领这支家眷队伍去种菜、种豆、养鸡、养鸭、养猪、挖水井、腌咸菜、学习做肥皂……没有电、煤气、汽油和自来水,一切都像回到了原始状态,有一次她们接连在防空洞里藏了三天。更要命的是,战争中她们被迫不断地搬家、逃难。生活的动荡和拮据影响了孩子们的健康,她的三个孩子总有一个卧床不起,莫太太的儿子还不幸患了肺结核。
  老上海人常以“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来形容贤惠女性,而此时的她们,随时要面临下地狱的。
  这支家眷队伍中还有一对可怜的母子,即雅斋和她11岁的儿子孙崇毅。雅斋是严幼韵早年在上海时的朋友,她带着儿子本来乘坐“哈里森总统”号前往美国,是去与丈夫会合的。但是该船在马尼拉靠岸时接到上级命令,要返回上海接最后一批美国公民,就让船上的乘客都在马尼拉下了船。但是那艘邮轮没能如期返回,而是在途中被日本人炸沉了。这么一来,雅斋母子没有了方向,严幼韵尽管自己已经困难重重,经济也渐渐到了崩溃的边缘,还是毅然收留了他们母子。整个战争期间他们都相伴左右,直至抗战胜利。
  几乎与杨光泩先生同时遇害的领事馆官员中,有一位中国驻婆罗洲山打根领事卓还来先生,是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的外孙。他的哥哥卓牟来是上海交通银行派往马尼拉筹建分行的经理,精明能干、乐于助人。他是福建人,而当地华侨很多是当年从福建移民过去的,所以他很容易与他们沟通,获得华侨们的支援。在几次最危急的关头,是他想方设法帮助了严幼韵,使他们转危为安,以至于后来的几十年间,只要提起卓牟来,严幼韵就说:“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严幼韵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惦记着被监禁的女佣人多萝西,一旦有机会总去探望她,给她带去一些食品。1945年3月,当美国军队打下了马尼拉,监禁美国人的集中营被打开时,严幼韵和孩子又出现在多萝西的面前!
  如今109岁的严幼韵偶尔跟外甥女徐景灿谈及当年在马尼拉的岁月,恐怖的景象仍旧历历在目:“一听到外面日本人的皮靴声或是军车开来的声音,我的心就吊到了喉咙口,紧张得快要窒息……家中女人多啊,要赶紧躲避啊……”
   
联合国初创时期的礼宾官
 
  1945年3月美军光复马尼拉后不久,受美军麦克阿瑟将军邀请,严幼韵带着三个孩子随美军乘船前往美国。她们在旧金山稍作停留后前往纽约,当时顾维钧等中国外交官也在旧金山,参加筹建联合国。在她们下榻的旅馆里,中国政府派来的官员正式向她证实了,杨光泩等烈士遇害的消息。严幼韵这位成功地率领大家熬过战争的坚强女子,第一次伤心地哭了出来。
  在纽约基本安定下来之后,她要养家、孩子们要上学,她必须有一份工作。当时联合国刚刚成立,随着成员国的不断增加,接待任务日益繁重,礼宾司很需要人。严幼韵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英语很好,又是外交官夫人,对于外事工作不陌生的,她觉得自己能够胜任,于是请在联合国任职的老朋友胡世泽先生为之介绍,但是胡世泽先生半开玩笑地说:“幼韵你怎么能工作?联合国每天早晨九点钟就得上班的。”可是严幼韵不认为按时上班是件多么困难的事情。玩笑之后,胡世泽给联合国秘书长助理打电话,请他安排严幼韵与礼宾司司长见面。严幼韵非常从容地向他介绍了作为外交官夫人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尤其是如何把握外交场合的礼仪。结果礼宾司司长立即聘任了她,并问:“你可以星期一就上班吗?”由此她成为联合国礼宾司初创时期的五位成员之一,除了司长、副司长,核心成员包括她只有三个人。严幼韵把孩子们读书生活安顿好,家务事交给从上海带出来的老保姆吴妈,自己从一个外交官夫人华丽转身,变成一位正式的、整天奔忙于各国使节间的联合国官员。
  联合国的礼宾司是非常忙碌的,要负责联合国所有的官方礼仪事宜——接待刚刚赴任的大使、安排他们递交国书等。如果有国家元首到访,礼宾司还必须通知相关部门的官员,安排元首到达机场或码头时的迎接仪式、还要帮助办理海关手续、安排酒店以及摩托车护卫队等等。遇到联合国年度音乐会这样的大型的官方活动,礼宾司还要负责起草受邀宾客的名单、准备请柬和安排座次。
  她参与接待的第一位国家元首是哈里·杜鲁门总统。
  既然国不分大小,在联合国里都是平等的,那么每次聚会安排座次就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礼宾司几乎每天都要协助举办聚会的各国代表团安排合适的聚会座次,还须照顾到不同国家的宗教规矩和饮食禁忌等。好在联合国最后决定沿用国联时期的做法,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哪个国家的代表团就座在主席台对面第一排第一个座位,其他国家则按第一席位国名的字母开始顺序就座。这个办法避免了总是阿尔巴尼亚占据第一席位,而赞比亚总是在最后的席位。这个联合国大会座次难题的解决,使严幼韵等礼宾官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礼宾司不久就被重新命名为礼宾与联络办公室,“联络”很快成为严幼韵的主要工作。各国代表团的每个人,包括他们的所有家属,到达纽约后都需要来此登记。而且几乎所有代表都是第一次来到纽约,因此严幼韵的办公室,就成了解决他们在异国他乡安顿下来、面临各种各样问题的求助地。她甚至要帮助各国代表及家属找公寓,为他们的孩子联系合适的学校,不断地与其他部门打交道,解决随从人员的移民等问题。每年一次的联合国大会,更是一年工作的高潮,特别是联合国大会召开之前众多国家元首和高官纷纷抵达的时候,这时办公室里充斥着使用各种语言的紧张场面,都需要高明的外交手腕去处理。比如当伊丽莎白女王和菲利普亲王抵达美国前夕,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代表们争相索要入场券、抱怨座位不理想、请求谒见等等。严幼韵总有办法指挥若定,包括安抚那些为自己国家争取最佳席位的代表们。她有时不得不把还在读书的女儿杨雪兰带来帮忙,做些帮助打印地址簿等具体事务。
  在联合国工作的十三年半中,严幼韵特有的慈善、友爱和协作精神,使她成为同事中最受欢迎的人。当初位于曼哈顿的联合国大厦还没有动工,秘书长办公厅坐落在长岛成功湖,是由原属于斯佩里陀螺仪公司的一家工厂改建的。由于大部分代表团都住在市区,为了方便他们,礼宾司在第五大道610号还设有一个办公处。联合国在市区和成功湖之间安排有工作班车,但是同事们都喜欢搭乘严幼韵的私家车,尽管严幼韵开车快得令她们胆战心惊。严幼韵曾不无得意地说:“我只记得我开着一辆庞大的旧凯迪拉克,载着一车惊恐不安的同事上路,途中她们不断惊叫,‘当心!朱莉安娜!(严幼韵的英文名)’‘你离人行道太近了,朱莉安娜!’”她非常享受快节奏的工作和与各国朋友交往的乐趣,以至于当她退休之后,许多老同事会来信抱怨工作上的种种困难和麻烦,并且肯定地说:“如果你还在办公室,就绝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自然,人脾气太好了,有乐趣也会有点麻烦,加上她家的吴妈烧得一手精致的上海菜,就使得她的家成了另一个活动中心。当她忙完一天紧张的工作,十分疲惫地回到家里,常常发现朋友们已经等在客厅里了,有的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抱怨她为什么下班这么晚。她们要来打麻将,甚至已经提前打电话给吴妈,通知她们要来吃晚饭!跟这些麻将专家打牌严幼韵输过不少钱,因为那时她还只是个新手,而且下班回到家后通常已经比较疲惫了。但是与朋友们在一起的乐趣是无以伦比的,是金钱买不来的,尤其是那些从在上海时就认识了的老朋友。她们在麻将桌上有着广泛的话题,自然也有相同的难题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这就使得她们的麻将总也打不完,从一桌发展到五桌,还被誉为“麻将派对”,久而久之成为生活之必需,甚至到现在还在继续。
  
长达半个世纪的麻将派对
 
  1959年9月3日,严幼韵与中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先生在墨西哥城结婚,主婚人是二战中鼎力帮助犹太人、以“中国的辛德勒”闻名的何凤山先生。此时顾维钧先生在联合国国际法院的法官任上,后来又当选国际法院的副院长,直至1966年退休。但是他没有真正退休,他还肩负着另一项重要工作,即开始于1958年的口述历史,这项工作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口述历史部的计划,因顾维钧参政时间久、经手重大历史事件多而成为一个庞大的学术工程,直至1976年才最后完成,直接成果是煌煌十三卷的《顾维钧回忆录》(中文版)。所以顾维钧成为麻将派对的主角,是他生命最后十年的事情。
  婚后严幼韵回到纽约,参与筹备了1959年的联合国大会,会后即告退休,随丈夫去国际法院所在地荷兰海牙住了几年,实践她那著名的“我非常喜欢全身心地照顾维钧,使他更健康、更舒适、更开心,而且我相信,在我的关心下,维钧活得滋润”的格言。
  顾维钧先生从国际法院副院长任上退休后,他们回到纽约,不久搬进公园大道1185号公寓,从此过着安定、幸福的晚年生活,严幼韵至今仍住在这个地方。顾维钧先生有一个女儿三个儿子,严幼韵有三个女儿,不知不觉他们已经重孙绕膝、儿孙满堂,成了百人大家庭的首领了。
  自然,这期间麻将派对是无法间断的,因为那不仅已成住在纽约的高等华人圈的一种生活定式,还是顾维钧晚年最喜欢的游戏。顾府的麻将派对即便从顾维钧1966年退休算起,至今也近半个世纪了。现在顾维钧先生逝世已30年了,麻将桌边的客人已经换了一代人。但是,麻将还是麻将,严幼韵还是严幼韵,就像“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只要主帅严幼韵健在,必是“营盘”不倒,“兵”至如归。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坐在他们麻将桌边的是一批民国时期的党政军大腕及其家眷,说它是高级沙龙也“货真价实”,因为来者都是民国时期在上海滩有脸有面的人物。如孔祥熙的大女儿孔令仪、黄雄盛夫妇,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儿子徐积锴(阿欢)夫妇,唐腴庐的夫人谭端,唐腴庐的妹妹唐瑛,广东郭家的郭华德,潘振坤夫妇,中国银行老总贝祖贻,蒋士云夫妇 ,张寿镛的儿子张悦联,卓还来的哥哥卓牟来,哈同的女儿诺拉,银行家徐新六的儿子徐大春,张嘉璈的妹妹张嘉蕊,荣宗敬的儿子荣鸿三夫妇,张静江的侄媳妇徐懋倩,傅筱庵的儿子傅在源,原金陵女大美国校友会会长谢文秋,“海上阿叔”的妈妈王定珍,朱榜生的女儿朱珍珊、朱月珊等等。可以说,这个沙龙基本囊括了在纽约养老的、民国时期的大牌遗老及他们的家属。而现在来她家打麻将的,不少是这些人的后代。
  他们做什么事情都是粗中有细、有章法的,打麻将也是。他们原先时间不很固定,后来固定为周三和周日(遇有事情临时调整)。从下午三点半开始,要战到深夜近十二点钟方罢。到时候先生们西装革履,女士们珠光宝气,个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像是来赴盛宴,因为严幼韵喜欢鲜亮明丽,不喜欢看到邋邋遢遢的样子。三点钟之前,佣人们已经准备好了茶水和点心,大家进门脱下外衣挂好,先进餐厅,坐在大圆桌前喝茶、吃点心,四点多钟步入“战场”。
  在顾维钧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严幼韵发现朋友们越发重要起来。哥伦比亚大学为顾维钧做的口述史项目结束之后,他完全卸下了工作任务而一下子“腾空”了,这位一辈子都在工作、奋斗、思考中的老人,似乎有些无所适从,越来越茫然、健忘,更需要用麻将来填补空白。于是严幼韵安排他们一周玩三四次。有时候只有一桌,赌注也很小,每手三美元左右。有时候宾客众多,甚至有五桌人同时打麻将的阵容。不管人数多少都是遵循同样的惯例,下午三点半左右开始,大家先用些茶水点心,晚上十二点前结束,中间吃晚饭休息一会儿。顾维钧非常期待这些活动,一旦坐到麻将桌前他就恢复了生气,兴致勃勃地跟大家开些小玩笑,甚至他无意中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关照叫人来打麻将的。
  自然,这一切都是严幼韵设计的快乐生活,她好像一个快乐天使,总是希望把快乐带给大家,尤其是她周围的每一个人。
  除了他们夫妇每年的生日派对、平时的麻将派对,他们一年中还有好几次大的家庭聚会,如顾菊珍、杨蕾孟、杨雪兰、唐骝千的生日,或是哪个孙子孙女的生日、婚礼,或是遇到什么节假日,他们总是欢聚一堂。他们的后代或许也遗传了严幼韵的“快乐细胞”,好像天生喜欢“扎堆”式的欢乐聚会,天生惯于用快乐来战胜困扰,一旦有了时间和机会,他们会一窝蜂似的涌向哪个海边、哪个湖边度假村,或是哪座山上的滑雪胜地,老老少少尽情享受天伦之乐。孩子们尽兴,老人们也尽兴。有一年在美国北部的维尔小镇,顾维钧与孩子们滑雪后多喝了几口酒,他认为“没有酒就好比生活中没有阳光”,但是回到卧室便和衣一头倒在床上,竟睡了一天一夜。
  这样的欢乐家庭,不知获得了多少羡慕的眼光。
  
“ 每天都是好日子”
 
  109岁,简直是个天文数字。自然常有人向严幼韵讨教长寿的秘诀。
  2005 年9 月25 日, 在洛克菲勒中心顶层彩虹厅她的百岁寿宴上,应众人的要求,穿着高跟鞋、腰杆笔挺的严幼韵,用清朗的嗓音生平第一次发表了演讲。
  她说:“我从来没有做过演讲,但在百岁之时至少应该尝试一次。对于我的长寿秘诀,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事实上,答案就在这个房间里。拥有如此众多的朋友和家人,我感到非常幸运,许多人都是克服种种不便来到这里的。我很高兴每年有一次这样的机会,使杨家和顾家子孙从世界各地团聚在这里。其实不止生日,一年中很多年轻朋友尽心照顾我、招待我。几个星期以来,他们一直在庆祝我的生日。我只有一个秘密:乐观。不要纠结于往事,多花些时间思考如何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在我一生中,不管遇到何种困难,我总是认为会有人伸出援手,事实也的确如此。所以我要感谢在座的所有人,我的家人,顾家和杨家子孙以及我的朋友们,你们从世界各地赶来,你们才是我长寿的秘诀。”
  这篇不长的、堪称人生经典美文的演说词,自然获得雷鸣般的掌声。
  她说的句句都是实话,比如“不要纠结于往事”。她一生经历的灾难并不比别人少——丈夫杨光泩烈士英年被害;幼女不幸英年病逝;她最喜欢的珠宝首饰三次被盗……但她真的能做到“化悲痛为力量”,以更大的勇气面对现实。她到马尼拉后不久的一个早上,发现珠宝被盗,立即向警察局报案,但是很快发现这个案子原本就与警察局长有关,因为有人看见她那最珍贵的玉镯,就戴在警察局长夫人的手腕上。当朋友问她为什么这么平静时,她回答说,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她一生非常注重养护自己的牙齿,几乎每个月都要去牙医那里保养一次,但是岁月不饶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的牙齿还是“下岗”了,她花费很多时间去打样、镶牙、磨牙,但是不幸发生了,就在她大功告成、从牙医那里回家的路上,出租车司机一个急刹车,就把她刚刚镶好的牙齿给撞下来了。陪在她身边的女儿杨雪兰为她无限惋惜,毕竟是前功尽弃了。而老人家说“没事、没事,原来这个牙就是自己掉了的,大概它还不想装上去吧”,遂一笑了之。
  对待子女的事也是这样。有一次杨雪兰从飞机上下来后,为赶一位亲戚的生日派对,急急忙忙上了一辆出租车,因心急火燎地赶时间,把一个包忘记在车上了,而那个包里恰恰放着她出席这次宴会的珍贵首饰。见到母亲后,她神情沮丧地告诉了母亲。母亲却说:“只要你人在就比什么都好。我丢过好几次首饰,以后有机会再买就是了。”
  更令人惊奇的是老人家的养生观,她从不人云亦云,而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在她身边生活过好几年的外甥女徐景灿(严幼韵的姐姐严莲韵的女儿),为她总结了几条“经验”,完全与时下风行的养生规律相悖:
  第一, 从来不吃补药。遇到医生关照一定要吃的药,她尽可能少吃,常常只吃半粒。她还有自己的理论:“药又不是什么好东西,要吃那么多干什么?”
  第二, 从来不锻炼身体。丈夫顾维钧很喜欢游泳、滑雪、散步、健身,而她直言“我不喜欢”,但是为了陪丈夫和孩子,也曾穿上厚厚的滑雪服去奥地利走走,但是自从顾维钧滑雪摔倒、手臂负伤以后,他们不会再去了。
  第三,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从不忌讳什么。她很喜欢吃牛油,喜欢龙虾色拉,那就吃就是了。
  第四, 她认为“每天都是好日子”,“要向前看”,所以每天都乐呵呵地生活着,没有什么烦恼会留在她心上。
  离开上海快要70年了,老人家仍旧是大闸蟹的“粉丝”。大闸蟹她一顿独自可以笃悠悠地吃两只(其实还可以多吃,只是管家限制,怕蟹性凉,伤了老人的脾胃)。所以一旦深秋有朋友从上海去纽约,总是琢磨,买一篓大闸蟹带去吧?
  老人家至今还很幽默。2014年9月的“大派对”之前,笔者随徐景灿老师去顾府“沾点老人家的福气”,给她带去一点据说她很喜欢吃的上海蜜饯。当笔者偎在她身边与她合影时,她嘴里正嚼着蜜饯,看见照相机伸过来了,就把手里的蜜饯举起来,叫人家照相。
  ……
  如果现在要评选最佳母亲、最佳妻子、最佳祖母、最佳朋友、最佳女主人……的话,严幼韵理应全都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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