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则仕”的“新常态”化
阅读提示：“新常态”下的学者从政的渠道变得越加清晰，只有学识及行政经验都一流的学者才有可能获得这样重要的岗位，这使得高校领导岗位上的个别学者们才可能有机会走上这样的岗位，减少了学者中盲目从政热。
减少了学者中盲目从政热。
撰稿｜和静钧
2015年新一轮高层次人事调动中，多名大学校长步入仕途，“学而优则仕”重回舆论中心而备受关注。
这其中有北大校长王恩哥，履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2015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表决任命为环境保护部部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怀进鹏，2015年2月起担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侯建国，被任命为科技部副部长。北京工业大学校长郭广生，2015年1月出任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属正局级干部。曲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原院长，2014年底被任命为驻比利时王国特命全权大使。
“专业对口”
这一批从“学界”跃升入“仕途”的知识精英们，给人们的第一印象是，他们都步入了对口专业领域的领导岗位。
如王恩哥身为著名物理学家，履职中科院领导工作，应如鱼得水。生态科学家陈吉宁赴任环保部部长，顺理成章，强化了环保部的专业决策能力。著名计算机软件专家、中科院院士怀进鹏，担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正好可以发挥其专长。著名化学家、中科院院士侯建国被任命为科技部副部长，也没有偏离其专业特长。一直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曲星，改任驻外大使，更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任人唯贤之佳例。
新一轮人事任命所体现出来的“专业性”是无与伦比的。在过去，也不乏高层次的“学而优则仕”之诸例，但“专业对口”并非是优先议程，有的甚至升任为与其之前知识背景完全不同的领导岗位。
“专业对口”化，归功于中共中央办公厅2014年11月印发的《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纲要》首次明确提出要从高校及科研院所等单位里，培养和选拔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其中指导思想就是“优化领导班子知识专业经历结构”原则。
“优化领导班子知识专业经历结构”这一原则，使学界中顶尖专业人才吸纳入专业对口的高级领导岗位成为可能，而“优化经历背景”，也使具有高校或科研院所行政领导经验与经历的高级专业人才走上“仕途”成为可能。
笔者注意到，2015年新一轮人事任命中走入仕途的学者们，无一不是已经拥有了充分的行政领导工作经验，这一经历，使其能快速对接新领导岗位。
“学－仕”的演变
“学而优则仕”一语来源于古代贤哲孔子的学生子夏一句名言中的后半句话，完整的话应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意思是“学好了，还有余力，就不妨当官、行公职”。
现在，再没有人关心“学而优则仕”的原义，这一词语已经定格在“学习优秀者当官”的教条主义原则里。
在孔子时代，并无“科举”这样入仕渠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高第”是常态，普通学人能否入仕，全凭“学好后又无余力”，若有余力，可向贵族及门阀自荐。
而隋唐以来沿袭下来的“科举”，社会体系生成了这样一个给普通人“入仕”的便捷及公平渠道，它不再依仗于人身依附与人际关系，只要在学问考核中击败竞争对手，就有可能高第，“学优者入仕”，天经地义。
农耕文明的一大特点，就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对社会真有价值，是问其是否步入仕途为官，以官阶等级为标准。至今中国社会仍然有这样的传统观念，它有其社会适宜性，并不全是负面的。一个对公职岗位漠然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工业化文明程度最高的西方国家，每隔一两年掀起的轰轰烈烈的选战，触及全社会各阶层，本质就是“入仕战”。
现代社会向热心于公职工作的有志人士提供了入职渠道，“公考”就是现代社会几乎所有国家都普遍采用的选拔方式。公务员考试中，学优者及分高者胜出是铁定的游戏规则，这保证了竞争的公平公正。
然而，“公考”胜出者，领到的只是“准入证”，而非是“委任状”，绝大部分竞争者除了知识、年龄上有优势之外，公职服务所需的专业经验、社会经验、政治经验都相当缺乏，“公考”胜出者并不能使其快速胜任领导岗位。
而在古代，“公考”胜出者，都会委以七品芝麻官及以上的官位，一日及第，立即光宗耀祖。
现代社会分工细化下，公务员也被分类为事务公务员、技术公务员、政务公务员。进入事务公务员及技术专业公务员序列的，甚至都不会让进入者有“入仕”的感觉。在行政官僚体系下从最低层一步步升迁到处级以上的官，一般都要经过十年。往往社会经验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其专业知识能力却随着时间原因变得生疏，专业水平也下降。
这使传统的“学而优则仕”这一通道，在“公考”体制下并不能充分地体现出来，社会上出现了“学优者不能入仕”的通道堵塞之压抑感。
在“公考”体系之外，开辟新的入仕绿色通道，显得异常重要。
在西方，政务高级公务员多半是随着政府组阁而产生，又随着政府内阁届满或倒台而离去，不是终身制。组阁中常启用学界中名声显赫的人物，也是常态。
如曾在小布什时期担任总统安全顾问及国务卿的赖斯，从政之前是知名苏联问题专家、斯坦福大学教务长。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是前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奥巴马的能源部长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顶尖专业人士的加盟，大大提升了领导团队的决策科学性及专业性。
在当下日新月异的科技变革与知识经济驱动的治理环境下，“学而优则仕”不仅不过时，反而更加重要。
“旋转门”作用
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智库”体系，智库推出思想产品，政府采购。
当前政府采购智库思想产品的佳例不多，其中重要一点就是智库思想产品尚不能达到令决策者信服的地步。
制约智库产出质量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智库研究人员基本上清一色为单一背景的学者，他们多是“书斋思维”，缺乏实用性。
笔者注意到，甚至一些国内算一流水平的智库中，担任主研任务的学者，大多没有从政经历，即使有，也只是担任过低级职位或事务性职位。
西方智库往往罗织了一大批曾经“学而优则仕”的高级官员，这些退休或离职下来的高级官员，仍然具备超级科研专业能力和专业水平。他们熟知学界、政界、商界，他们的从政经历正好提供了“旋转门”作用，使其在智库中更能创造出影响决策者的研究成果。
中国未来新型智库建设中，就需要借鉴西方“旋转门”制度，其中多选拔专业人士担任重要领导职位，就是一个必须的措施。
以往的经验是，通过“挂职”的方式让优秀学者参政。然而，实践表明，一眼就看到结果的“挂职”并没有令“挂职者”获得深刻的职业体验，为期一年半载的“挂职锻炼”并没有令“学而优则仕”落地生根。
为了有效发挥“旋转门”效应，应鼓励“学而优而仕”渠道获得重要领导岗位的学者们，在服务公职五年之后进入智库，这样更能发挥其特长。然后，如有条件，可以随时召回担任相应的重要领导岗位。
防止过度“行政化”
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教授杨亚达在参加代表团会议时，提出大学老师许多都想着当官，她曾见到一个副处长职位，有20个博士、副教授去争，教育行政化色彩现在越来越浓了，教育去行政化迫在眉睫。
报道中指出，在教育领域，很多“正统”学者都把做官入仕作为最终的选择与归宿，而把学术当做阶梯和手段，对行政职位趋之若鹜。
也有人指出，高校学者热衷于当官，其中一个原因是级别待遇差异促使。调查显示，担任或兼任行政职务的教授其年工资收入比不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高18%，担任或兼任行政职务的副教授比不担任行政职务的副教授高25%。
高校中的行政岗位也存在级别差异，比如院长、校长都是由国家或者省上任命，相对应的有部级、副部级、厅级、副厅级等级别差异，再往下同样也是，比如处长、副处长等。
学者在高校及科研院所中谋得内部一个行政领导岗位，这应不算本文中所称的“入仕”，因为它毕竟不是公职岗位，非公务员序列。然而，学校及科研院所都有一个对应的行政级别，这一行政级别与政府行政部门的行政级别是平行的，这使担任学校里的行政职务，使学者也会产生“入仕”的幻觉。
合理和适度的行政化及行政级别化是现代高校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高校不可能完全去行政化，不可能重返古希腊苏格拉底式的广场教育模式。相应的行政级别制，使具备一定行政经验的高校学者能快速地平行过渡到相应的政府行政部门内任职。
可以想象，若清华大学没有部级高校级别，清华大学校长很难直接表决任命为环保部部长。我国干部选拔规则里明确了逐级晋升及晋升间隔年限制，高校行政级别制，保证了现有条件下令高校优秀学者从政。
然而，过度行政化毕竟有悖于高校的伦理，一个高校可以以其毕业生的从政率为荣，如美国常青藤联盟高校中一半以上的毕业生都成为了政商界精英，但很少有美国高校会以其盛产政治家教授为荣，教授忙于行政级别，肯定不是学术之福和学生之幸。
学者从政的新常态
随着高学历公务员队伍的逐渐庞大，干部队伍的运动式“知识化”已经没有必要，大规模地从高校教师中抽调人员填补政府行政部门干部队伍的必要性已经丧失，学者从政将进入“新常态”。
“新常态”下的学者从政的渠道变得越加清晰，只有学识及行政经验都一流的学者才有可能获得这样重要的岗位，这使得高校领导岗位上的个别学者们才可能有机会走上这样的岗位，减少了学者中盲目从政热。
“新常态”也减少了学者从政中“晕轮效应”。以往知名学者凭借其卓著的社会声望，快速步入重要领导岗位，但事后人们发现其并不适合这样的岗位。强调专业性及经历，使学者从政之前有了相当足够时间磨砺，更容易评估其真实品质。
维持“新常态”的力量，应来源于社会的一定流动性。当前社会流动性差，“从一而终”的现象相当普遍，包括高校教师的流动性也相当低。海外的经验表明，只有个别学者会获得“终身教授”之职，很多学者还得不断找新的高校谋职，这一流动性稀释了学者盲目的从政热，会令学者回到学术本位。当然，最大的学术本位回归的力量，就是薪酬待遇的吸引力。（作者系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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