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鬼子到反战斗士
阅读提示：从好战的“鬼子兵”变成“反战斗士”，不仅需要巨大的勇气，而且要忍受家人的不解和国人的歧视，甚至随时准备应对日本人的追杀。
记者｜应 琛
侵华日军，在人们的印象里，素来以暴虐和凶残著称。
作为军人，从小受到“与其活着受囚俘的耻辱，不如死去当护国之鬼”的教育，日本士兵在战场上的抵抗也是极为顽固而残忍的。不单是在中国战场，任何一个对日作战的战场上，要想活捉日本俘虏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在当年的抗日大军中，有一支鲜为人知的特殊队伍：一批觉悟了的日本俘虏和士兵。他们毅然加入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行列，成为了抗日先锋。
抗战初期，八路军总司令部发布了优待俘虏的6项命令，规定对俘虏实行不杀害、不侮辱和优待的政策。后来又特别增加了对日俘的具体政策：“对待日俘须以兄弟待之”，“愿与家族或友人通信之日本士兵，应尽可能给予方便”等，对转变立场的日军俘虏，一律以“国际友人”待之，享有与抗日军民同等的政治权利。
从好战的“鬼子兵”变成“反战斗士”，不仅需要巨大的勇气，而且要忍受家人的不解和国人的歧视，甚至随时准备应对日本人的追杀。
这是一段尘封多年的历史，是关于抗日战争时期一群日本鬼子变成“日本八路”的故事。这些人后来有的牺牲在战场上，有的留在了中国，有的战后回到了日本。
第一个日籍八路军
命运之手如此无常，连杉本一夫自己都惊讶身份的转变——小学徒、铁路职员、八路。
1916年出生于日本的杉本一夫，原名前田光繁，是一个本分善良的人。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他带着淘金的梦想到中国寻求机会。1938年初，应满洲铁路所属土建公司的招募，成为军属满铁职员。同年7月底，赴河北省邢台市京汉铁路双庙车站工作。几天后，在八路军一二九师袭击双庙村时，在激烈的反抗以后，他做了俘虏。
杉本一夫刚做俘虏时，被安排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临时驻地———河北涉县王堡村。时任一二九师政治部敌工科科长张香山负责对他的政治教育工作，并和他在一个炕上睡觉。
当时，杉本一夫满脑子都是“是死是活”的问题，给他讲“共产党不杀俘虏”的政策，他根本听不进去，给他看朱德和彭德怀签发的优待俘虏命令，他还是不相信。后来，当他真正相信了之后，反而大失所望。
“不杀那就糟了。”杉本一夫心情沉重地对张香山说，在日本人所受的教育中，国民是为天皇而活，当俘虏是最大的耻辱，“与其当俘虏受侮辱，毋宁自杀殉国”，“你们不杀，那就得自杀，这不是更残酷吗？”
“那好办，反正都是死。我建议你先了解一下八路军，体会一下我们的生活有什么不好，日本不是有句俗活说‘舍命最愚蠢’吗？”张香山开导他。
“这样也好。”杉本一夫想。但接下来的，是激烈的无休止的争论。杉本一夫认真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皇军绝对不像你们所说的那样坏”，“皇军到中国来不是侵略，而是帮助中国人摆脱欧洲人的统治”，“中国军队抵抗皇军简直是莫名其妙”……
然而，随着杉本一夫在八路军中滞留的时日一天天增多。他提问题的语气越来越底气不足，争论的劲头也一点点消减了下去。
在王堡村，杉本一夫受到了八路军极好的照顾。当时八路军的月津贴为士兵1.5元、排级2元、连级3元，他和张香山一样，享受八路军连级军官待遇，吃的是当时在华北很少见的大米饭、面食和猪肉，而八路军却只能吃到小米。
这时候，八路军又辅导杉本一夫学习了促使他思想转变的两本书：一本是日本共产党员河上肇写的《贫穷的故事》，一本是早川二郎写的《唯物辩证法》。杉本一夫知道这是两本“红色的书”，在日本国内，读这样的书就会被捕下狱。
杉本一夫逐渐意识到了日军侵华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而八路军严明的纪律和艰苦作风，以及根据地军民的鱼水关系，又给他以很大的触动。终于，他开始配合八路军干部到前线巡回宣传。这期间，他看到一个个村庄被日军烧毁，一片片庄稼被日军砍掉。在一个村子，他亲眼看到一家五口人被杀害并暴尸街头。而当村里人知道他是日本人时，对他投来的憎恨目光，让杉本一夫永远也忘不了。
杉本一夫终于明白，所谓的“圣战”不过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他决定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反对这场野蛮的战争。
1939年1月2日下午，在山西省东南部的武乡县王家峪村，在由八路军前线司令部召开的庆祝元旦集会上，3名日军俘虏杉本一夫、小林武夫、冈田义雄走上舞台，感谢八路军使他们获得了新生，当场要求参加八路军，坚决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侵华战争。
杉本一夫作为代表当众宣誓：“现在日本军部和政府，以及大多数不明真相的日本国民，可能骂我们是叛徒、卖国贼，并轻视和憎恨我们，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也是我们的光荣。因为我们所走的道路，是真正正义的道路，是符合日本国家和民族利益的。”
会上，由敌军工作部科长漆克昌给他们做翻译。听了他们的讲话，顿时掌声四起，还有人站起来喊口号。这时，坐在前排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走上台，和他们紧紧握手。
“我代表全军，欢迎三位日本青年参军。这三位日本青年参加我军，证明了我军俘虏政策的正确。今天只有三个人，明天便会有几十人，几百人。”朱德发表讲话，强调八路军全体指战员要严格认真地执行中国共产党的俘虏政策。
就这样，杉本一夫等3人成了中国抗日战场上最早的“日本八路”。加入八路军之后，杉本一夫担任敌工部的干部。他们半天学习，半天工作。工作其实很繁忙：书写对日军宣传的传单；管理和教育新来的日本俘虏；作为日语教员，帮助敌工部干部学日语。由于他们的工作，使八路军对日军的宣传，在质量上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不久，被俘的日军士兵吉田太郎、高木敏雄和一位理发师出身的日军士兵，在经过杉本一夫的教育之后，也参加了八路军。
杉本一夫在实际工作中深深地体会到，为了增强宣传的号召力，加强反战工作，不仅需要由日本人来进行，而且最好能形成一个日本人组成的团体。就这样，1939年11月7日，在山西省辽县（现为左权县）麻田镇八路军总部，由杉本一夫等7人成立了觉醒联盟，这是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成立的第一个日本人反战组织。
变俘虏为战友
而后的发展印证了朱德总司令当年的预言。
从日本八路自己写的文章来看，改变他们思想感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俘虏在前线看到日军到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他们的心里萌生疑问：难道这就是日本军部所宣传的“大东亚共荣圈”，这就是“东亚新秩序”？
纺织工人出身的渡边三郎看到八路军战士吃了一点倭瓜，便把钱留给当时不在家的主人。这样，日本军部所散布有关“匪贼”的造谣中伤也就不攻自破了。
还有不少战俘从日常生活中体验到了八路军战士对他们的亲切关怀。
大山光义的文章说，一名姓荆的年轻勤务员看护他，怕他吃生东西不好，因此连梨也煮熟了以后给他吃。新婚后仅一个星期即被征兵的山田医生的文章则写道，八路军的干部知道日本人喜欢洗澡，因此设法给他们做了澡盆，倒上热水让他们洗。杨勇司令员还特地看望他们，送给他们在当时十分难得的白糖。
在百团大战中受伤被俘的渡边俊夫住在晋西北的医院内治疗，他说，和他同住的一二○师战士十分和气，这位战士自己是病人，还会在半夜照顾渡边的起居。渡边在文章中说，从日本出发时，和家人分手都不曾流过眼泪的他，在和这位战士分别时，不禁掉了眼泪。渡边还说，当他知道，替他从延安城买来黄酱的是八路军的一位旅长时，感到十分不安。当他向这位旅长赔礼道歉时，旅长拍拍他的肩膀说：“没有关系，八路军和日本军不一样。” 这样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俘虏政策，是在华日本人的反战同盟得以出现的前提。
除了抗战一开始，八路军总司令部发布的优待俘虏的6项命令外，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又进一步指出对日本俘虏不加侮辱、不施责骂的重要性，“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是年年初，朱德在《论抗日游击战争》中，提出联合日本人民、宣传瓦解敌人、促进日本人民和日本士兵实行“革命的败北主义”。
1939年7月7日，以朱德、彭德怀的名义发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司令部命令》和《关于建立日军士兵墓标的指示》。这两个文件基本包含了中国共产党对日俘政策的全部内容。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
还有一些日本兵投入中国抗日战争，是受了日本共产党的影响。
事实上，“社会主义”一词最早来自日语。日本是最早引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及建立共产主义政党的亚洲国家之一。明治三十年（1897）日本出现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工会组织“铁工工会”，创办了早期工运刊物《劳动世界》。发起人是日本共产主义运动先行者片山潜。
1922年7月15日，日本共产党在东京涩谷区尹达町的民宅中成立，推选界利彦为委员长，以《赤旗》为机关刊物。1927年，片山潜制定了日共的《1927年政治纲领》，明确提出：“日本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其中主要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建立工农联盟，党是领导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日共也借左翼的“劳动农民党”进入众议院。1928年，日共领袖德田球一被逮捕，另一领袖渡边政之辅在日占台湾的基隆遭到枪杀。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由保守的自由主义文人内阁转为法西斯军人内阁。日共转入地下，积极号召本国人民反对战争。正是因为有日本共产党的活动和对社会主义的宣传，许多人改变了原来的思维方式和信仰，热情加入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活动和组织在华日本人进行反战运动中。
其中，在日共中央代表野坂参三直接领导下成立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实际上起到了整个敌后战场日人反战组织总部的作用。
由于当时敌后战场上日人反战组织的名称、形式还不统一，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与杉本一夫的觉醒联盟分别发展着自己的组织。
随着抗战发展，八路军俘虏的日军官兵逐渐增加。冀中军区在1938年以后的3年时间里，俘获日军60多人。 1941年“百团大战”，八路军俘获日军281人。1942年在田家会战斗中，八路军一二O师俘获日军100多人。
同时，向八路军、新四军投诚的日军也从无到有，逐年增多。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战期间，至少有千余日军被俘和投诚人员后来还成为了“日本八路”。
1940年春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从苏联回到延安，长期在国外活动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也同时抵达延安。在此情况下，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开设一所对日本俘虏进行系统教育的专门学校。这在战争历史上是一个创举，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办到。
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并将这所学校定名为“日本工农学校”。经过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敌军工作部部长王学文的领导和努力，1941年5月15日，在延安文化沟八路军大礼堂，日本工农学校正式开学了。中央机关及延安各学校、团体的2000余人参加祝贺。毛泽东亲笔为大会题词：“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败类!”
日籍反战者“基层策反”
日本工农学校培养的都是日军战俘中和投诚者中的优秀者，他们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各个抗日战场自愿而来。工农学校根据日本学员的文化程度、思想状况和政治表现，分别编为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学校的教师是经过王稼祥选择的，野坂参三也亲自为学员上课。学校的课程有政治常识、政治经济学、时事问题、社会发展史等，全部用日语讲解。对于高级班，野坂还给他们上日本问题、联共党史等课。
工农学校的经费和学员的一切生活费用全部由八路军供给。他们的生活标准高于八路军官兵，文化体育生活也丰富多彩。
据统计，这所学校总共培养了约500名学员。其中36名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现在在延安工农学校的旧址上还可以看到他们的纪念碑。
该校位于延安著名的地标宝塔山南坡。记得当初筹备人员找到这个地方准备做校址时，有人反对，认为它在延安的中心，靠近宝塔山，容易成为日本飞机轰炸的目标。王稼祥经过再三考虑，还是决定把学校设在这里。事实上，日军在多次轰炸延安城时，正是把宝塔作为搜寻延安的唯一标志性目标而保留下来，危险最大的地方反而成了最安全的地方了。
当年的学员们对在延安学习和生活印象深刻。在他们的回忆中，谈到阅读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时候，很多人“对毛泽东精辟的分析感到吃惊，像挨了雷击似的受到震动”。印象特别深的还有延安整风运动。当整风运动吹进了工农学校时，学员们开展了适合自身的整风做法。那段时间，他们之间互相交谈经历，交流思想。“结果，同学之间更加亲密了。不仅如此，还发现了几个日本军部派到工农学校的特务。”有的特务是自己坦白的，并交代了各自的任务和训练内容。这几个特务中既有最终参加反战同盟的，也有在逃跑后又被抓回学校的。
每期学员们毕业后，绝大多数都奔赴各个抗日根据地，开展对敌斗争。他们利用日军士兵的思乡情，宣传八路军“不杀俘虏”政策，鼓励弃战投诚；鼓励日军基层士兵反抗长官，激化官兵内部矛盾；唤醒日本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使其认识到侵略战争反动性。他们的主要方法是阵前喊话、散发传单、寄送慰问袋和信件。这些学员熟悉日军内部情况，在战场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当时朱德就说过：“日寇在华北最怕两样东西：一为日本反战同盟，一为朝鲜青年抗日义勇队。”战后有日本方面的研究称，在抗战中后期，日籍反战者的“基层策反”对日军士气造成有效打击。
日本反战同盟的统一
在延安还有一些事情是值得纪念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法西斯把亚太地区的东方各民族拖入战争的深渊，同时，也把自己拖进了失败的坟墓。为解决扩大侵略带来的人、财、物力的严重不足，日本法西斯加紧了对国内人民的压迫和压榨，进一步牺牲本国人民的利益，使得国内各种矛盾冲突逐渐加剧，进而导致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达到高潮。另一方面，在日军当中，厌战反战、逃亡甚至自杀事件，像瘟疫一样，到处蔓延。
至1942年8月，日人反战团体的反战活动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缺乏统一领导，没有统一机构，隶属关系不同意，工作协调不够等不足，制约着反战运动的发展。因而由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发起召开了全华北反战团体代表大会。
在这次会议上，觉醒同盟和反战同盟合并成为“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不仅在组织上统一了反战团体，同时也加强了反战活动，要和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并肩战斗，已达到粉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目的，取得最后的胜利。
大会制定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工作方针》则对反战同盟的中心任务做了新的明确的规定：同盟的第一个任务是对华北日本军队内的士兵进行政治宣传，挫伤他们的战斗意志，削弱他们的战斗力，从而加速日本军队的瓦解。另一个任务是开展对日本侨民和居留民的宣传争取工作，对于进一步扰乱敌人后方，削弱日本军阀在华北的统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次大会也标志着在华日人的反战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与这次大会同时闭幕的，还有另一个意义重大，盛况空前的大会，即“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该大会和它所制定的《日本士兵要求书》被称为使敌军工作走向成功的钥匙。
据了解，会议代表为原日军士兵、下士官、下级军官，共53人，包括了华北侵华日军将近20个部队。
在会议中，放下武器的日本士兵代表不仅揭露了侵略军对我国人民的种种暴行，也揭露了日本军队内部长官虐待、压迫士兵的骇人听闻的罪行。他们根据日本士兵的切身要求，提出一些有关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口号。例如：“不要虐待士兵”，“不准打耳光”，“让我们吃饱饭”等等，这些要求看来平淡无奇，但是在当时却是很有针对性，是可以鼓励日本士兵起来斗争、削弱日军士气和战斗力的。
《日本士兵要求书》不仅为日兵提出228条合理要求，还教给他们斗争的方法，这是以前没有做到的新举措。
1942年8月至1944年1月，统一反战组织以后的两年，工作成绩十分显著，在新的运动方针的指引下，反战同盟组织不断扩大，盟员人数成倍地增加；在广泛开展工作方面，收到了巨大的成效。
从代表大会后，主动投降八路军的日军人数逐年增多。1940年主动投降人数占投降总人数的7%，4年后，增加了40多个百分点。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所规定的各项条件，无条件投降。延安各界于8月30日为工农学校学员举行了欢送大会。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和许多延安党政军干部以及国际友人出席了大会。在9月10日野坂参三和森健等离开延安前，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为他们举行了欢送宴会。
这些人回到日本后，几乎全部都为中日友好事业贡献了余生。(本文部分内容源于《在华日人反战纪实》、《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从鬼子兵到反战斗士》，并对其进行了梳理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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