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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改革,这次能否真正翻篇

日期:2015-12-02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数:0
阅读提示:足协与政府机构纠缠在一起,拥有行政事业编制等,已渐渐跟不上中国当下的足球发展形势。
记者|姜浩峰
 
        “年内与政府彻底脱钩。”这是11月25日广州市足协会议上传出的消息。由此,广州市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撤销,原本的“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架构终结。这是中国各地方足协回归民间社团组织属性的开端。
  此前,8月17日,国家体育总局举行的足球改革发展工作会议宣布,实现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以下简称足球中心)由事业单位向社团常设办事机构(协会秘书处)的转变,改变中国足协与足球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组织架构。转变完成后,适时撤销足球中心并按规定核销相关事业编制。
  该次会议堪称1992年“红山口会议”之后,中国足球改革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可以看出,“红山口会议”召开之时,正是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时;今年的足球改革工作会议,也正逢“十三五”改革全面提速,事业单位改革成为重点之时。
  在国足又一次被逼上死角——几乎连续第三次无缘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决赛圈之际,当有人继续慨叹十几亿中国人竟然找不出11个优秀球员之时,恒大却再夺亚冠,郑智再次角逐亚洲足球先生,而校园足球也是如火如荼……
  是的,中国足球就是如此让人纠结,它又能否通过“足改”甩掉“阿斗”的标签?
 
足协应该回归本位
 
  “所有印尼的俱乐部,以及各级国家队,都将禁止参加任何亚足联、国际足联举办的赛事,处罚即刻生效。在世预赛F组,所有涉及到印尼的比赛全部取消,包括6月11日对阵中国台北,16日对阵伊拉克的世预赛。”今年6月,亚足联官网上的一则消息,惹来不少中国球迷的议论。
  印尼足球之所以被亚足联禁赛,是因为该国政府干涉足球事务,甚至因为利益纷争而冒出来两个“印尼足协”,搞出了两套联赛、两支国家队。
  而不少中国球迷则认为,中国足协也受到政府干预,其证据就是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不仅还是中国羽毛球协会、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更是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而现任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张剑,亦是一位司局级的政府官员——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党委副书记兼主任。
  由政府官员兼任中国足协领导,不是从蔡振华而起。早先的袁伟民、阎世铎乃至后来遭受“牢狱之灾”的谢亚龙、南勇等,都是政府官员身兼足协官员。
  2014年7月,国际足联取消尼日利亚会员资格,并对其国家队和各级俱乐部全球禁赛,理由是尼政府干预足球;2013年7月4日,由于喀麦隆政府对喀麦隆足协主席伊耶采取调查,国际足联因此做出对喀麦隆暂时禁赛的处罚;2009年11月,国际足联宣布对伊拉克采取全球无限期禁赛的处罚,事情的起因是伊拉克奥委会解散了伊拉克足协,而足协之前的办公地点也被军队占领……
  亚非诸国遭到国际足联处罚,可举的例子颇多。而中国足协竟然长期“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属于政府部门的足管中心人员是这些,属于足协的人员还是他们。为何如此状况,竟然没有遭受国际足联禁赛呢?
  有解释认为,中国足协是经过合法登记的社会团体组织,它并非是一个政府机构。中国足协是在主管机关的指导下展开具体工作,这并非是通常理解的所谓政府干预。中国政府从未曾解散甚至取缔中国足协,足协一直到现在仍然是独立进行工作的,这一点和很多受处罚国家足协不同。
  亦有观点认为,任何体育运动都不可能不被政府监管。而国际足联以往制裁的都是政府进行直接干预,解散乃至取缔足协的行为,这一点和中国的情况不一样。
  尽管如此,足协与政府机构纠缠在一起,拥有行政事业编制等,已渐渐跟不上中国当下的足球发展形势。
  2011年4月初,中国确定了一张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时间表,共涉及超过126万个机构,4000余万人。该表预计到2015年,中国将在清理规范基础上完成事业单位分类;到2020年,中国将形成新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十三五”改革全面提速,事业单位改革成为重点。这就是大势。
  今年1月26日,国务院审议通过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并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进行审议。2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之。该方案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其中的远期目标是要使中国成功申办世界杯足球赛,男足打进世界杯、进入奥运会。
  回看这一远期目标,甚至看不到具体在哪一年成功申办、成功进入世界杯和奥运会正赛。相比,早年足球工作会议都有具体目标,虽然大多未能全部实现,却对足球工作有实实在在的压力。比如1993年棒棰岛会议提出“国家队在1998年打进世界杯,2002年进入世界杯16强”;又比如2005年制定的2008年奥运足球与世界杯预选赛目标“奥运会女足进前四、男足进前八,世界杯国家队出线”,这些目标均未实现。
   “男足打进世界杯、进入奥运会”,其实,早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1988年汉城奥运会乃至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男足就尝过鲜了,但也仅限于此,而从1992年左右在国家队水平上开始超越中国的日本,从1998年法国世界杯开始,已连续五届闯入世界杯正赛,真正实现了当年中国人对中国队的期望——“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至于中国举办世界杯,早在1980年代就有呼声。比如1987年6月,全国重点地区足球工作会议举行。议题为——“2002年第17届世界杯足球赛可能在中国举行……争取在16年内组建一支有国际水平的国家队。”很遗憾,对中国一直寄予厚望的时任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最终没能见到中国申办。而没有明文规定却大致按照各洲轮流举办的世界杯,其2002年的主办权最终花落韩日。
  由于卡塔尔成功申办了2022年世界杯,未来亚洲国家如无特殊情况,再想举办世界杯,恐怕要等到2030年以后。
  足改发展总体方案的中期目标,看起来目前较有明确操作性。比如要实现青少年足球人口大幅增加,职业联赛组织和竞赛水平达到亚洲一流,国家男足跻身亚洲前列,女足重返世界一流强队行列等。
  至于足球改革这次是否能真正翻篇,还是要看近在眼前的足改近期目标。“近期目标是要理顺足球管理体制,制定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创新中国特色足球管理模式。”
  管办分离,无疑中国足协已经开始改革了。甚至蔡振华都摆出姿态号称自己要去竞选下一届足协主席。然而,管办分离任重道远。
  9月下旬,足协人事调整开始。林卫国、陆煜、苏小春、郭辉、付玉培和李晓旭等六位足协官员被调往体育系统内其他部门工作。苏小春、郭辉和付玉培三人本希望能够留在中国足协,三人自称比较热爱足球运动,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级联席会议办公室所下发的红头文件,也明确写着“足球中心在编在岗人员,可根据个人意愿一次性选择去留”。然而,已撤牌的足管中心却“诈尸还魂”发来红头文件要他们到其他部门报到。
  各级足协该如何回归本位,仍有待观察。
 
足球要从娃娃抓起
 
  2011年7月4日,习近平在会见韩国民主党党首、国会议员孙鹤圭一行时,曾表达了对中国足球的三大愿望:世界杯出线、举办世界杯比赛以及获得世界杯冠军。
  足改发展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增加青少年足球人口。有关青少年足球问题,早在1978年邓小平在观看伊朗足球队访华比赛后就提出“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延宕至今,专业体育时代的少体校模式早已荒废,而各职业队里青训抓得比较紧的也就鲁能和之后的恒大等少数队伍。如今中国职业球员身价畸高,与人才匮乏息息相关。联赛、国足等问题,根基也都在青少年足球。
  中国足协提出——到2017年将在全国扶持2万所左右中小学足球特色学校,以及200所高校高水平足球队。但校园体育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恐怕主要不在提高足球竞技水平。
  11月28日,在上海体育学院召开的“全国体育院校德育工作研究会成立十周年暨2015年年会”上,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作了主题报告。翁铁慧说:“体育,在于育人。有种观点认为如今的青少年学生过分注重自我,过分张扬个性。”而足球运动,场上11人对11人,是世界上同场参与人数最多的运动,在这样的集体项目上要想获胜,必须注重配合,注重集体荣誉感与忠诚度。足球和大多数体育运动,都是人类的共同语言。“体育运动不分国家、地区、宗教、文化,在场上大家坦诚相待,必须遵守规则。校园体育,对青少年学生来说,是塑造全面人格的方式,是在拼搏中展现生命完美的过程。”翁铁慧说。
  职业体育与校园足球并非一码事。在美国,大学篮球联赛NCAA和职业篮球联赛NBA有交集却又大致双轨运行;在英国,各级职业足球联赛与大学生联赛泾渭分明;韩国日本的大学足球联赛与职业联赛则有一定衔接。总之,各国国情不同,不能一概而论。至于中国,随着今年北理工足球队从中甲降级,职业联赛系统已无大学球队的痕迹。
  早在2011年,国际足联就曾公布各国足球人口,前三名是中国、美国、印度。但中国所谓职业球队的规模与足球发达国家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中国是否有国际足联公布的那许多足球人口——26166335人,是值得商榷的。且看今年英超,冒出来一位新晋射手王——莱斯特城队的瓦尔迪。此君五年前还效力第八级联赛斯托克斯布里奇公园钢厂队。在北伦敦一个叫做“哈克泥沼泽”的地方,此类球队多如牛毛,每周日有上百场业余联赛在此举行。
  而中国即便足球城大连,如今也罕有大规模的业余比赛。校园足球者,对提高职业足球竞技水平是否见效,还有待时日观察。
 
让职业足球职业起来
 
  再看职业足球层面,足改发展总体方案号称要打造亚洲一流联赛。恒大两次夺取亚冠冠军,当然代表了中国的国家荣誉,但并不代表中国职业联赛整体水平已亚洲一流。事实上,在俱乐部层面,中国足球早在专业体育时代的1990年4月,即已有辽宁队勇夺亚俱杯,那时候中国球队还没有外援呢。
  亚俱杯正是亚冠前身。世纪之交的大连万达也曾在亚俱杯上取得过好成绩。但中国足球的俱乐部,从职业体育的恒量标准看,离职业标准其实相差还远,即便如今千万级欧元大腕外援纷至沓来,又即便在如今电视转播权卖了80亿元人民币的情况下,笑话仍不断涌出。比如恒大亚冠决赛“换胸”,置某汽车品牌的赞助合同于不顾。又比如最近重庆市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发布公告,称陈春龙等29名重庆球员,到重庆市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办理了退役手续。这份名单中,甘锐、黄希扬、夏金、赵和靖等人都是当打之年的现役球员,他们中不乏中超重庆力帆队的主力。那么,这些球员到底属于重庆市足协呢?还是属于力帆足球队?重庆市足协的解释是:“这是正常的编制清理。”
  听来实在莫名其妙,仔细探看,原来黄希扬等人在工作编制上之前仍隶属于重庆足协,那他们在力帆队踢球,是否属于捞外快打工呢?如果是属于重庆市足协管理,那是否要交管理费,就如同1980年代贾秀全、柳海光前往南斯拉夫游击队队踢球,月薪数百美元中,一大部分要上交中国足协,美其名曰出口创汇。
  再看俱乐部硬件,目前中超无一队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球场,每每在联赛期间遭逢港台歌星演唱会等等,把球场草皮糟蹋得惨不忍睹。想来真为动辄千万欧元身价的外援不值。记得当年马拉多纳为那不勒斯效力期间,那两条腿可是保了高额商业险的,如今欧洲大俱乐部的球星也莫不如此。而中超球队不管是否为球员的大腿买保险,光那球场草皮坑坑洼洼就令人胆寒。
  新近,中国足协为了联赛更职业化,叫停“流浪者”球队。换言之,从前某些球队在某地混不下去,转移到其他省的做法,以后玩不了了。从2016年赛季结束开始,不再批准中超、中甲俱乐部跨省转移。之前诸如上海中远远走陕西,改名浐灞,又改名人和,又“流浪”到贵州的做法,未来恐怕行不通了。这当然是足协倒逼球队职业化的一个手段。
  还有就是俱乐部名称问题。未来,各俱乐部采用中性化名称股份制经营的可能性,是否渐行渐近呢?回看1993年日本J联赛开始之前,日本的各类足球俱乐部无非各大公司的产业队,比如日产队、松下队云云,其外在形式与号称职业化的中超所谓鲁能、恒大淘宝之类无异。职业化后,日本的俱乐部,产业队痕迹不复存在。可中国从专业体工队改制而来的俱乐部们,城头变幻大王旗久矣。
  对于职业球队来说,是否拥有自己的梯队,才是硬性指标之一。因为职业球队又是给国家队提供大量球员的“蓄水池”,其梯队比校园足球对一国足球水平更重要。日前,中国足协宣布,从2016赛季开始的三年内,中超、中甲必须拥有标准训练基地,必须拥有自己的梯队。可千万别为这些“必须”提前喝彩。早在2003年郎效农设计中超联赛时,这些规定就大抵存在,就如同1993年开始的甲A联赛,早就规定各球队球衣背后应该印有球员名字,可从甲A到中超,二十余年过去,无论当年的范志毅、郝海东还是来华前寂寂无名的外援瓦洛佳、萨沙,乃至如今的武磊、张琳芃、曾当选亚洲足球先生的郑智,或者千万欧元身价的高拉特、登·巴巴,除非亮相亚冠,在亚足联的硬性规定下,各队才会在球衣背后为球员印上名字。比如,看国内联赛,难免把冯潇霆看成赵旭日。
  连名字都不舍得在球衣上推广下,这么一个对球员并不尊重的联赛,又如何有可能真正成为优质的联赛呢?由此看来,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职业化率尚低,前路漫长,而一个阶段的资金喷涌,或可看做一些人别有意味的豪赌。
  真正的改革,真正的翻篇,何时开始呢?
  
  链接:中国足球八大节点
   
1992年在北京原八一体工大队所在地红山口召开的中国足协工作会议。史称“红山口会议”。该次会议确立了中国足球要走职业化道路的改革方向,之后甲A八支球队在广东各城市进行了模拟主客场赛制的联赛。
 
2 1993年的大连棒棰岛会议。确定1994年甲A联赛成为职业联赛。联赛与国际接轨,允许引进外援和外教,实行主客场赛制。会议还讨论和修改了《中国足球十年发展规划》,提出国家队在1998年打进世界杯,2002年进入世界杯16强。最终这些目标只部分实现。
 
2002年,天津塘沽足协工作会议第一次确定联赛取消升降级,全面为国足征战世界杯让路,职业联赛开始进入低潮。
 
2003年,足代会抛出《中国足球十年规划》,提出了关于职业联赛的一系列指标。但截至2012年,关于中甲、中乙以及业余联赛、足协杯等所有指标,无一实现。
 
2004年,中超委员会在上海成立,职业联赛进入中超时代。
 
2005年2月,召开中国足协特别代表大会,针对2008年的奥运足球与世界杯预选赛,提出“女足进前四、男足进前八、国家队出线”等一系列目标。但最终国奥小组出局,女足止步八强,国足甚至连亚洲区十强赛都未闯入,从此至今,国足从未在世界杯亚洲区十强赛出线。
 
2014年12月28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透露,总局即将开启一系列改革,职业化程度最高的足球将成为试点。另外,根据国务院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文件和中央巡视组巡视意见,体育赛事的审批手续将进一步简化,乱收费问题将得到遏止。
 
2015年2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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