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挤压：社会转型之殇
阅读提示：随着80后逐渐步入而立之年，近几年“剩男”、“剩女”话题频见各大媒体、夺人眼球。但热烈讨论的背后，很少触及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也就难以解决问题。事实上，困扰80后一代的婚姻问题，恰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中难以避免的尴尬和无奈。
撰稿｜陈 丹
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由此开始经历一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后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转型的巨变时期。
这一时期的中国，一方面是经济增长的飞速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极大改善；另一方面是从城市到农村，国民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交错其中的是各种复杂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文化和教育的差距，由此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
而整整一代80后正是在这样一个复杂时代下出生、成长。随着80后逐渐步入而立之年，近几年“剩男”、“剩女”话题频见各大媒体、夺人眼球。但热烈讨论的背后，很少触及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也就难以解决问题。
事实上，困扰80后一代的婚姻问题，恰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中难以避免的尴尬和无奈。
婚配的结构性失衡
联合国界定，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值域范围在102到107之间，超出这个值域的都被视为异常。
早在2004年，《光棍：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性别比失衡与社会稳定有着显著关系。此书一出，在英美学术界立刻引起轰动并被广泛关注。随着人口普查次数的增加以及更多数据结果的公布，国内也开始正视中国的性别比问题。关于当前中国性别比是否失衡，存在两派观点。
一派认为，中国性别比已出现严重失衡。根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依次为：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是108.47，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上升到111，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跃至119，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为118.06。从中国的普查数据上看，尽管2010年与2000年数据相当，但在世界范围内依然是出生性别比偏高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基于上述数据，有学者按照男大女平均两岁婚龄差婚配进行推算，从2010年起，我国婚姻挤压现象开始显现，到2020年我国将会有3000万至4000万适婚男性无妻可娶。
另一派观点则认为，中国性别比并没那么严重。近期最新研究发现，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很多超生家庭存在瞒报女孩户口的现象，一般是拖延到孩子入学以后才上户口。因此，此前以“出生”性别比口径进行统计的人口普查数据，即是以0-1岁出生的孩子统计，存在误差。也因此，研究者发现，当年出生时性别比失衡的那批同龄人，20年后反而男女比趋于平衡了。
不论是否存在男女出生性别比失调，当前中国婚姻市场上“剩男”、“剩女”现象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但问题的关键似乎不是这种统计学表面上的“绝对数量”剩余，关键是城乡人口婚配的结构性失衡。
一方面是农村大量剩男无妻可娶，另一方面是由于传统的嫁高娶低的梯度婚配模式也滋生了一大批城市“剩女”。与农村剩男不同的是，这些城市剩女大多数拥有较好的学历、职业和能力，往往经济独立、思维活跃，属于高学历的“白骨精”（白领、骨干和女性精英）。
更准确地描述，这种现象是一种“婚姻挤压”。所谓婚姻挤压，指的是由于男女比例失调，同龄适婚女性短缺，剩男就从低龄女性中择偶，挤压低龄男性的婚姻市场。简单地说，就是由于婚龄男女人口出现较大落差，有可能导致大批一种性别的人找不到配偶。
因此，我国目前的婚姻梯度挤压显著表现为一种婚配的结构性失衡，即大量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与大量城市未婚高知女青年无法找到合适的配偶。究其原因，正是中国30多年的社会转型、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束缚以及传统观念没有及时随着社会变迁而改观导致的。
制度和观念的共谋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对制度变迁的定义，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其中一般的法律法规属于正式制度，其变迁往往是时效短、见效快，如计划生育政策、城乡二元体制；而思想观念的变迁，属于非正式制度，其变迁的特点是周期长、见效慢，属于渐进式变迁，如传统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而当前婚配结构性失衡的结果正是由于不恰当的政策制度和社会转型中滞后的思想观念交织所导致的。
从政策制度的角度看，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和城乡二元体制导致如今婚姻市场的尴尬。
计划生育政策，对农村而言，传统思想观念“养儿防老”使之开始有意的胎儿性别选择——农村家庭在进行生育的时候，会通过B超等方式选择性地对胎儿进行取舍，男孩生产、女孩流产；对城市而言，独生子女政策使单个孩子平均教育投入增加了，这也给女孩带来了福音——女性拥有了更多的教育机会，这使得80后的女性不同于自己的母亲，她们拥有更多的教育和升学机会。
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政策，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大、以及城乡资源分配尤其是教育资源配置不公，据教育统计公报调查，从1997到2010年间，女生占比的变化：小学、初中女生比例是47％左右，普通高中女生比例在2010年达到48％，而全国普通高等院校女生比例从1997年是37％上升到2010年的50.8％，基本上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显而易见，从大学专科开始一直到博士，女生比例持续快速上升，不少高校和专业出现“女儿国”现象。
当然，高等教育中女性多于男性在世界范围内并不稀奇。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赵叶珠则认为，发达国家如欧美主要国家，高等教育中的性别比例都是女性比男性高，如美国本科生中女生比例已接近60%。而英国也有类似情况。
体制和观念的双管齐下
如何解决目前大量的农村剩男和城市剩女现象？解铃还须系铃人，追本溯源，依然要从体制和观念入手。
完善养老体制。重男轻女观念是与传统的“养儿防老”密切相关的。农业社会时期，男性承担着传宗接代以及家中“顶梁柱”的作用，自然而然，生育男孩成为普通家庭的重要使命，一方面有利于以重力、体力为主的家庭农业生产耕作，另一方面是为了传承子嗣、养儿防老的男权社会思想。然而随着农业社会生产方式的瓦解、工业社会以及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以“家庭”为单位的养老模式正在式微，要破除重男轻女观念，根本上要从福利制度着手，完善养老体制尤其是农村养老机制。
消除城乡二元体制，提升农村的人力资本素质。加大对农村的教育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的投入，促进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寒门学子比例越来越少。清华大学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
消解对“剩女”的污名化。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并没有晚婚年龄的规定，只是现行计划生育政策鼓励晚婚，人们约定俗成地将比法定日期晚结婚就认为是晚婚，因此普遍观点是男年满二十五周岁、女年满二十三周岁的初婚即为晚婚。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人均寿命的延长、社会生活的极大变迁以及城镇化，这样的“评价标准”显然失真，而且给人无形的巨大压力感，并且对单身人群构成了污名化，尤其是“剩女”，带有明显扭曲事实的歧视性色彩，似乎不结婚或者没有“早”结婚就被定义为“失败”。这也是为什么如今80后离婚率高居不下——很多步入婚姻的80后迫于家庭和社会压力，以完成“使命感”的方式结婚，这样的动机自然导致一旦出现矛盾或者隔阂，婚姻难以为继。
转变愚昧的择偶观，推崇家庭的男女平等。农业社会时期，劳作更倾向于体力，因此在工作分工上，男性具有优势，也逐渐出现“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但随着社会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成为产业主导，女性逐渐成为社会分工的“新宠”，精细的制造业和顾客第一的服务业，女性比男性更具优势，这也使得越来越多女性步入职场，家庭分工不再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甚至有了“女主外，男主内”的模式。但可悲的是，几千年“男权”思想作祟，导致 “男高女低”的择偶标准——从职业、学历和收入上，男性都要高于女性，才能体现自身在家中的地位——而无视生产力和产业发展导致的男女分工的变化，这也导致了都市中的“白骨精”往往因为太“优秀”而无人问津。而且，越“大男子”主义倾向的男性，越倾向于选择比自己“弱”的女性，以维护自己在家中权威。通过收入多少、职业高低来区别谁强谁弱的愚昧的观念阻碍了婚姻的真谛——婚姻的本质是平等，是寻找志同道合、共进退的人生伴侣。
庆幸的是，情况正在转变。
威斯康辛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克里斯汀·R.施瓦兹（Christine R.Schwartz）分析了从1950年到2009年间结为伴侣的美国异性恋夫妻的教育、婚姻情况。研究显示，2005年到2009年结婚的教育水平不同的夫妻中，超过60%的婚姻都是女性教育水平高于男性，与上世纪50年代早期结婚的夫妻相比，这一数据高出35%。同时发现，2000年到2004年结婚的夫妻当中，拥有同等学历的夫妻的离婚率比丈夫拥有更高学历的夫妻的离婚率低三分之一。
当然，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西方的数据并不能完全复制到中国，施瓦兹教授不置可否地指出：“通常不接受妻子比自己‘强’的都是传统型男性，因为传统的稳定构造是男高女低：男主外女主内。对个体而言，接受这种观念主要与个体成长环境有关，与性格关系不大。如果父母的学历高，可能更倾向于接受女高男低。反过来，如果家庭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或者家庭地位在社会当中比较低，这种人就没法和比他学历高的妻子相处。”
必须认识到，无论男女，都不应是婚姻的奴隶。解决目前婚配市场结构失衡问题，要从制度和观念上双管齐下，才能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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