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八十年的较量
南京大屠杀审判从未终止
80年前的12月13日，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沦陷。
侵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和奸淫、放火、抢劫等血腥暴行，在南京大屠杀中，大量平民及战俘被日军杀害，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超过30万。
80年后的今天，在又一个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回首这过去的80年间，人类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从未停息。
1937年日寇侵华，制造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当时即有世界舆论报道、指责，通过媒体的力量揭露其恶行。
日军有组织的对平民的杀戮、性犯罪、洗劫等，非从南京大屠杀始，非自南京大屠杀终。而如今，一些粉饰日军当年暴行的行径，在日本大有市场，这跨越80年的较量，仍在继续……（姜浩峰）
跨越八十年的较量
记者｜姜浩峰 特约记者｜刘建春
在12月13日第四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到来之前，12月9日凌晨2点，最年长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管光镜老人与世长辞，享年100岁。在此之前，同为幸存者、长期在大屠杀纪念馆义务讲解的佘子清老先生于11月15日去世。目前，登记在册幸存者已不足百人。
12月7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陈桂香和他的亲属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悼念遇难亲人。当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家庭祭告活动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遇难者名单墙前举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路洪才、陈桂香等通过上香、献花、跪拜、诵读祭文等多种形式，祭奠在80年前的那场浩劫中遇难的亲人。
作为幸存者，无论刚刚去世的管光镜，还是仍在世那不足百名同胞，他们是历史证人。时光流逝，幸存者逐渐老去，但是历史会永存！
重塑世界共识
南京大屠杀是什么？是中国的国难、国殇，难道不是日本的国耻吗？又难道不是人类共同的大不幸吗？
在南京大屠杀80周年之际，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在纪念，在反思。
当地时间12月10日上午9点半，美国洛杉矶蒙特利尔公园市市政厅外二战纪念碑前，一场南京大屠杀及珍珠港事件死难者公祭日悼念活动正在举行。
“在2014年，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日’。我们洛杉矶华人华侨支持和拥护这一决定，在当年的12月就在洛杉矶举办了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公祭。之后两年的12月都举办了公祭典礼。今年是日本制造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80周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76周年，也是我们第四次举办公祭典礼。老侨、新侨、台湾同胞、民选官员、退伍军人及纪念碑捐赠人等都来到了现场。”作为本次公祭仪式的主持人，美国政治法律学者张军先生通过微信语音连线，如此告诉《新民周刊》记者。
12月5日，位处加拿大多伦多的安大略省议会，华裔省议员黄素梅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将于南京大屠杀80周年纪念日当天在学校、社区与省议会等不同场所举办多场纪念活动，让当地民众了解这一历史事件。今年10月26日，安大略省议会经过辩论和投票，通过了黄素梅议员提出的将每年12月13日设立为安大略省“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之动议。这是西方国家中第一个由省议会通过的有关设立“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动议的地区。
可以说，在西方民众视野里，侵华日军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至今并未能像纳粹德国之暴行那般广为人知。但只要有人接触到南京大屠杀真相，必定会对受难者致以同情之心，对暴行制造者持以批判之意。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陷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和奸淫、放火、抢劫等血腥暴行，在南京大屠杀中，大量平民及战俘被日军杀害，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超过30万。
在大屠杀持续的日子里，一些在南京的西方人记录下了日军罪行。比较著名的有——《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最初将南京大屠杀报道出去的，则是《纽约时报》记者都亭（Frank Tillman Durdin）于1937年底在该报发表的连续报道，以及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田伯烈（Harold Timperley）1938年初撰写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而让大屠杀事件更广为人知的，则是美国牧师约翰·马吉(John G. Magee)。马吉用老式16毫米摄影机，拍摄记录了迄今唯一的南京大屠杀影像，共四盘放映长度达105分钟的电影胶片。这些影像资料，通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费区（George Ashmore Fitch）偷运到上海柯达公司，制作并带到美国各地放映。费区还在美国《读者文摘》上揭露日军违反国际战争法的暴行：“日本人从我们的宿营地抓人时，把手上有老茧和剃光头的，都当作当兵的证据，认为务必判以死刑。他们想要枪杀谁，就把谁拉出去。……”
然而，随着二战结束，国际格局的改变，特别是朝鲜战争以后，冷战时代的到来——南京大屠杀逐渐被西方主流社会选择性遗忘。
直到1990年代，出生在新泽西的第二代美国华裔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一书，迅速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使得当时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再一次广为人知。
“记得那还是1998年，妻子刚刚怀孕，跑去看产科医生。医生是位白人女性。一见面，知道妻子是个读日本文学博士的中国人，马上就开始讨论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又谈起许多人类历史中的邪恶，乃至诊断过程拖得很长。回来妻子还感慨，说这么一位忙得四脚朝天的医生，貌似把书看完了，而且读得很细致。”旅美学者薛涌回忆道。
之后，随着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等等事件接踵而至，包括在欧洲的恐怖袭击等等，使得发生在中国的日军暴行南京大屠杀逐渐再次被遗忘——登不上主流媒体的版面了。
然而，这并不表明南京大屠杀不值得人类再去纪念了。
2014年2月27日，中国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议，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决议的通过，使得对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纪念上升为国家层面。2014年12月13日，国家举行了首个公祭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出席，南京全城默哀。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5年10月9日发布消息称，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被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在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现代文明的春风渐已吹拂之际，两次世界大战，杀得天昏地暗。具体到日本侵华来说，南京大屠杀完全不像是一个走入现代文明的国家所为。为何日本军队会这么做？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云女士说：“日本第一次面向近代化的挑战是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没能使得日本一步到位地演变为现代国家。二战之前，尽管有了类似今日联合国的国联，但国际秩序依旧讲丛林法则。”在陈云看来，人类历史长河中，和平的岁月短于战争的时光。而战争时期，不乏屠戮与暴行。包括中国古代，亦有外族入侵或者改朝换代时的大规模杀戮。但日军在南京进行屠杀的背景，则是人类社会已经抵近现代文明。“当时国际社会已经有了‘游戏规则’，有了法律底线，然而，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突破法律底线，使用化学武器，对平民施加暴行。”陈云说，“以当代的目光审视历史，对所有时代的暴行都要有旗帜鲜明的态度。但对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我们必须看清其当时已经有了国际社会的概念——日军的行动无疑是突破底线的。”
上世纪90年代，陈云在广岛留学期间，曾发现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馆地下一层有个摄影展览，展示的大约是旧日本军队的一些战绩，以及当年日本民众对日军的支持，还有普通日本人军事训练的内容。当时，她就去问馆长，缘何在原子弹爆炸纪念馆展出如此有违和感的东西？
这些东西被放在地下室偷偷展出，无疑，亦能显露出日本人本身认为——旧日本军人的“功业”是不值得宣扬的。
不畏浮云遮望眼，南京大屠杀是日军暴行，这是世界共识。这一共识，正在进一步重塑。
翻案者无非鸵鸟
然而，正是1990年代以来，在日本国内，“大屠杀派”与“虚构派”之间的攻守之势发生易位。2000年，“虚构派”成立了旨在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南京学会”。该学会的会员学者近年来在日本的各大媒体上频繁抛头露面，向日本民众宣传南京大屠杀的“非真实性”。而与之相比，曾经居于强势地位的“大屠杀派”却逐渐走向式微。尤其是老一代研究者去世后，该派别近年来甚至陷入了没有旗手的困局。
日本学界、舆论界的这种急速转变，不能说没有政治干预的影子。1990年代之前，执政的自民党政治家很少参加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在日本长期执政的自民党，近年来虽然表面上并未逾矩，但却积极与“虚构派”互通声气，其成立的“南京问题委员会”及参众两院超党派“检证南京事件的真实之会”，都致力于吸纳“虚构派”或“中间派”的学者，“大屠杀派”在日本逐渐被边缘化。
虽然在承认大屠杀的数字上一再缩水，今日日本主流社会，依然没有退却到敢于否认南京大屠杀本身。遥想1970年代前辈们的良心与勇气，今日日本学者实在已经退步太多。.jpg)
然而，在一片晦暗之中，依然有人性复苏的火花在闪烁。曾经参加侵华战争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老兵东史郎就是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发表演讲，公开自己的战时日记，提供了许多确凿证据，证明大屠杀确实发生，不容否认。198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50周年之际，东史郎专程到南京反省谢罪，这是他在战后第一次回到中国。他长跪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并对每一个见到的中国人鞠躬谢罪，表达他的忏悔。
2001年秋天，记者曾经采访过东京审判中国检察组首席顾问倪征（日奥）。倪征（日奥）说东京审判适用的是英美法，非常注重证据。东京审判时有一次开庭，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到庭作证，说日军“到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被斥为空言无据，几乎被轰下证人台。而倪征（日奥）通过调查走访和查阅档案，找到了侵华元凶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的犯罪铁证，最终，两名战犯被送上绞刑架。倪征（日奥）说日本一小撮人否认南京大屠杀，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只要一步一个脚印，用铁的证据还原事实，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开放后，研究者们感觉有了自己的家，有了互相交流的地方，也凝聚了世界范围内的专家学者，新的证据不断被发掘出来。其中，《拉贝日记》的发现与出版，意义更非同寻常。大屠杀的证据来自同为轴心国的德国，拉贝当时的身份是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贸易代表，拉贝日记详实真切记录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记者还多次采访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佘子清。佘子清退休后，一直坚持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做义工，给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讲解。他的讲解和一般讲解员的讲解不同。他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他的存在就是一种铁的证据，他的叙述留给青少年的印象是振聋发聩的。有一次，佘子清给日本爱知县的大学生讲解。看着眼前一片高低不平的土地上，歪斜地躺着一具具白骨，有小孩子的头骨已经和身体分离，有母亲的头颅上有一个阴森森的弹孔，听佘子清讲述那惨绝人寰的经过，日本大学生都哭了，他们跪在佘子清面前连说：“对不起！对不起！向中国人民谢罪……”令人扼腕的是，佘子清老先生于上个月去世，目前尚在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已经不满100位，留存证据就显得特别重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直在为此努力，近年来，他们在馆内用一堵花岗岩的墙壁刻上了遇难者姓名，目前已刻上了一万多个名字，每一个姓名都经过反复核实，是已经确认的遇难同胞的姓名，是研究人员一家一户调查得来的。
近年来，中国公民赴日旅游热情高涨，每年有五六百万游客赴日本旅游观光。今年初，有游客揭露，就在中国人经常下榻的APA连锁酒店，公然摆放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书籍。此种为南京大屠杀翻案者，在张军看来，无非两种人——一种为明知南京大屠杀存在，而忽悠日本民众的政客；还有一种，则是死不承认祖先暴行者，类似鸵鸟逃避现实。
中国的国家公祭，唤醒民众的家国情怀，系统建立证据链，让施暴者无法抵赖，亦让鸵鸟不愿让人看到的一面永远露在外面。
一度认账的日本
中日之间有四个政治文件，就像四根柱子，支撑着中日友好关系的大厦。其中，两根柱子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立下的，那就是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当1983年访日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东京NHK大厅对四千多名日本青年说邀请3000名日本青少年到中国访问时，在场的人都惊呆了。时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以为听错了，以为是三百人，结果是三千人，真是大吃一惊，这真不愧为中国宏大的气魄。”而且，访问的时间，是“秋高气爽时节”，也颇有深意，因为从7月初开始，好几个日期，对中日来说，都是很敏感的，所以中国有意避开了这些日期，彰显了悠悠文明古国的那种胸怀与气度。
1971年，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获准来华，6至7月份连续四十天，先后访问了广州、长沙、北京、沈阳、抚顺、鞍山、唐山、济南、南京、上海等地，寻访日军暴行的旧迹和幸存的受害人。本多胜一将此行的记录以《中国之旅》之名从1971年8月末起至12月在《朝日新闻》连载发表。《中国之旅》对日军的各种暴行进行了揭露批判，尤其是南京大屠杀，在日本国内引起了热烈争论，形成了一波又一波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汹涌浪潮。第一个站出来“批驳”本多胜一的是铃木明。铃木明曾在民营电台工作，后为自由撰稿人。1972年，他在日本右翼杂志《诸君!》4月号发表了《“南京大屠杀”之谜》，主要是对“百人斩”的真实性进行质疑。在1970年代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全面展开之前，此案是最主要的争点。
进入1980年代，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全面展开。1982年6月，日本各大媒体纷纷报道：日本文部省将会把历史教科书中“侵略华北”的表述改为“进出华北”。尽管很快便证实这只是一条假新闻，但当时一下子引起了中、韩两国抗议，中国甚至拒绝日本文部大臣小川平二访华。为了修复破损的外交关系，日本文部省紧急制定《近邻诸国条项》，规定历史教科书的措辞，必须要照顾到中韩等邻国观感。
日本政府是妥协了，但民间右翼分子却骚动起来。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松井石根的秘书田中正明，出版了《松井石根大将的阵中日记》，试图从根本上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但这本书的“结论”很快被推翻。经日本战史研究家板仓由明细心比对，发现田中正明整理出版的这本书，与《阵中日志》原稿相比有至少600多处删改，是一部伪作。
日本掩盖罪行、逃避责任的做法，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在中国人民强烈的呼声中，1983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南京筹建，两年后的1985年8月15日建成开放。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经表决通过，决定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公祭地点就设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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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的“发育不良”
田中正明所要否认的，是怎样一个日本呢？从明治维新到发动二战，日本的近代化，无疑是不彻底的近代化。一方面，明治维新时期恢复了幕府时代被遏制的君权，另一方面，日本在工商业近代化的同时，在国家形态上带有强烈的前近代色彩。
其当年所谓的“新大陆政策”，“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不仅将中国蔑视为支那，更有“逐鹿中原之心”。日军在中国所进行的屠杀，绝非从南京始，亦绝非从南京终。
甲午战争时期，1894年11月，日军攻陷旅顺，对市内居民连续四天三夜进行杀戮，老弱妇孺无一幸免。屠杀过后全市仅剩36人被留下埋葬同胞尸体，超过两万人遇害。这就是日军侵华屠杀中国人的起点。
1928年，当北伐军进入山东时，盘踞当地的日军生怕中国统一必不能任其肆意侵略，于是竭力阻挠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战地政务委员兼外交处主任蔡公时与之交涉，据理力争，痛斥日寇种种暴行，竟被日寇割鼻削耳挖眼残忍杀害。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时期，日军在上海至少进行了四次有规模的屠杀——宝山罗泾，从8月23日日军登陆后，不到100天的时间里，日军在罗泾乡就杀害平民2244人，占当时乡民总数的80%；金山，日军在登陆后的三四天中以枪击、刺杀、砍头、肢解、活埋等残忍手段，杀害无辜百姓达1036人，烧毁房屋5059间；还有青浦、崇明的有规模烧杀甚至持续到1940年。
陈云告诉记者：“日军当年的行径，是对无辜人士最基本的人权——生命权的剥夺。二战后，人类反思的结果，则是对民族国家发动战争的禁止。发动战争，必得基于人道主义的目的，而非国家主权的行为。合法的战争，必得联合国授权。”
陈云认为，今人应该更多地研究日本当年发动战争的缘由，包括战争发生、发展的机理，总结其规律。“这是人类最基本的课题。目前日本国内倒是有很多和平研究所，这确实是二战的产物。国内，我认为一方面要谴责日本当年的暴行，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应该履行大国责任——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这些公共产品中，首先该有的，就是——和平。”
张军亦向记者表露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如今中国国力强大了，有了一定的国际话语权。中国推出国家公祭日，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人自发揭露日军当年的侵华暴行，加之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士共同推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虽然美日是盟友，但美国人并没忘记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时时提防其死灰复燃。”张军说，“铭记历史，不是为了把仇恨千秋万代传下去，而是为了避免历史重演。要让后人知道，和平是多么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