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如公所愿

　　1975年“二次复出”，1977年“三次复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领导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邓小平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起飞，迈向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今日中国之发展成就，正如邓公所愿。

上图：市民在深圳市深南大道旁的邓小平画像前广场上休闲。

铁路整顿焕新运输面貌

　　1975年1月召开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后，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开始对全国进行全面整顿，推动经济建设正常化。

　　从哪儿开始是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工作面临的首要问题。俗话说，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当时导致全国经济混乱局面的因素有很多，不同人的看法也不尽相同。邓小平认为，交通运输问题是影响全局的薄弱环节，因此全面整顿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好交通运输这个瓶颈。

　　当时中国的交通运输是以铁路为主，而许多铁路部门都在进行政治运动，派性斗争十分激烈，引发混乱。徐州、南京、南昌等铁路局发生了运输堵塞现象，严重阻碍了津浦、京广、陇海、浙赣四条大干线，积压的货物堆积如山，旅客列车经常晚点。铁路运输存在的问题集中表现为：生产下降、事故惊人、纪律松弛、堵塞严重。全国各地的铁路大多已经连续几个月都没有完成运输任务。

　　邓小平决心抓住铁路这个影响大局的全国经济薄弱环节进行整顿。为此邓小平经请示毛泽东同意，于1975年2月25日至3月8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业书记会议，邓小平在会议上发表《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讲话，指出：“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定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根据邓小平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中央出台9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铁道部部长万里率领工作组，从问题最为严重和运输最为重要的徐州铁路局开始，先后去徐州、太原、郑州、长沙等地，着手整顿全国铁路系统。

　　经过短短两个多月的整顿，全国铁路系统面貌就焕然一新。过去严重堵塞的铁路全部疏通，全国20个路局有19个超额完成了国家的计划，全国铁路平均日装车数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列车正点率大为提高，带动了全国工业生产的好转。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时，乘坐新干线列车从东京到京都。日方工作人员问邓小平有什么感受，他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这是中国高铁的逻辑起点。邓小平乘坐新干线的画面在中国的电视节目里播出，意外地成了高铁概念在中国的一次大普及。就在邓小平访问回国不久，中国铁路人进行了一次永载史册的高速试验，获得巨大成功，最高时速165公里。

　　如今，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铁不仅跑得快，还实现了在世界范围的“领跑”，除了驰骋在祖国的大地，还走出了国门。截至2023年底，全国铁路运营里程达15.9万公里，其中高铁里程达4.5万公里。

武汉动车段高铁动车组有陆上航母之称。

上图：1978年秋，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访问日本。图为邓小平乘坐新干线。

钢铁整顿提振工业生产

　　铁路运输问题和煤炭供应问题解决后，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钢铁的生产问题。1975年，邓小平继续推进整顿，把目光投放在了钢铁工业上。

　　当时，全国钢铁企业欠产严重，许多企业因派性斗争激烈，秩序很乱。有的钢铁企业的领导班子软弱涣散，生产搞不起来。钢铁生产是整个工业生产的“龙头”，钢铁企业欠产，严重影响了全国的工业生产。1975年1月至4月，钢产量与计划要求相比，累计欠产195万吨。因此必须先对钢铁企业进行整顿，才能牵动经济大局向好的方向发展。

　　1975年5月，邓小平批转冶金部给毛泽东的报告，并请示毛泽东同意后，召开了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这次会议有17个省市自治区和11个大钢厂及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邓小平先让万里介绍了铁路整顿的经验，实际上是通过总结推广铁路部门和徐州的经验，以“铁”促“钢”，对冶金部门进行全面整顿，特别是要着手大力解决严重欠产的钢铁工业问题。

　　5月21日，邓小平在国务院会议上就整顿钢铁工业发表了重要意见。5月29日，他又到钢铁工业座谈会上作了《当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在会议的讲话中，他首次提出了著名的“三项指示为纲”。同时，他还初步总结了整顿工作的经验，明确提出了整顿钢铁工业的四条方针：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二、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三、必须认真落实政策。四、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

　　邓小平整顿钢铁生产仍然是从抓大开始，把重点放在钢产量占全国一半的八大钢铁厂（鞍钢、武钢、包钢、太钢和本钢、首钢、攀钢、马钢），因为八大钢厂的钢产量占全国百分之五十，铁产量占全国百分之六十五。特别是四家最大的钢铁厂——鞍钢、武钢、太钢和包钢，它们都没有完成指标，欠产约占全国欠产量的一半。会上，这四家大型钢厂受到严厉批评。

　　运用整顿徐州铁路局的经验，邓小平很快成功地解决了鞍钢的问题，然后又相继解决了其他钢厂的问题。6月底，经过近一个月的整顿，钢铁生产的形势有了好转。全国钢的平均日产量超过了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开始补还欠账。7月，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3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

　　从1949年中国钢产量15.8万吨到1996年突破1亿吨，中国从缺钢少铁的困境攀升至全球第一产钢大国，现在中国年产钢已突破10亿吨，并连续27年稳居钢产量世界冠军的宝座；中国钢铁建成了全球产业链最完备、规模最大的钢铁产业体系；在工艺装备、科技创新、品种质量、绿色智能等方面不断提升和突破。

上图:在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的中国宝武集团（2016年由宝钢集团与武钢集团联合重组，2018年将马钢并入）下属马钢轨交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数字车轮智慧工厂，工人在生产线上工作。

农村改革焕发农业活力

　　1975年9月中旬，国务院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决定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进一步搞好整顿，并且提出“全面整顿”的任务，通过整顿，把生产搞上去，首先是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农业的发展始终被邓小平放在战略地位考虑。

　　1979年3月，国家农委召开七省三县座谈会，座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情况。会议期间，发生“张浩来信”事件，一时间令安徽刚刚启动的“包产到户”改革陷入困境。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邓小平在听取万里汇报安徽实行责任制和他在农村目睹的情况后，果断地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这也是邓小平对安徽试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一次正面表态。

　　邓小平设计的中国改革开放蓝图，农村改革是奠基。对于“三农”问题，邓小平非常清楚，也一直在思考。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肯定和支持安徽农村改革经验，同时指出：“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邓小平对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多次表态和肯定，明确了农村改革的方向。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位确立后，粮食产量稳步增长，农民收入稳步增加。国家对农村、农业的发展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1982年到1986年，连续5个“一号文件”加速了农村的发展。

　　农村改革后，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同时也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一点邓小平也是有思考的，他曾向外宾介绍：“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剩下的劳动力怎么办……经验证明……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这个问题就能解决。“

　　从1984年开始，乡镇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登上了舞台，不仅为农村增收，更是吸纳了数以千万计的农村劳动力人口。1983年9月，邓小平指出，农村的责任制可以用到城市，用到工业。从农村到城市，改革开放迈进了一大步，这一步不可逆转地将中国带上繁荣发展之路。

外交出访向世界开放胸怀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八次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成为为数不多的曾两度当选“年度风云人物”的世界领导人。在邓小平第一次当选"1978年年度风云人物"时，《时代》周刊曾这样解释个中原因：“邓小平把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打开了，让中国走向世界，同时让世界走进中国。

　　1975年5月，身为副总理的邓小平就率团访问法国，成为第一位访问西方大国的新中国领导人。此次访问的重要成果是，两国领导人商定，两国外长不定期就国际重大问题进行磋商，并成立经济贸易混合委员会。这种政治磋商机制和经贸合作形式是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中的首创之举，为双方在多个领域特别是核能、化工、交通等方面的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这次载入中欧史册的访问，为中欧关系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框架下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8年，中欧签署了第一个贸易与经济合作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贸易与经济合作协定》。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成为首位访问日本的我国国家领导人。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28天后，中国的农历大年初一，邓小平启程访美，受到美国政府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在白宫南草坪，邓小平告诉世界：“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世界形势也在经历着新的转折。中美两国是伟大的国家，中美两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必将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邓小平访美成为中国对外开放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之一，此行也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出国访问。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中国能够敞开国门、拥抱世界，不仅在中国国内引起巨大争论，也令世界震动。

　　如今，对外开放是我国“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基本国策。当前我国经济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正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优势。

特区建设引领创新发展

　　邓小平曾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1978年2月至1979年2月一年间，邓小平出访8个国家，了解当今世界的发展情况，清晰看到了中国和世界的差距，也坚定了他要通过对外开放来实现现代化的决心。

　　1979年4月5日，中央在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间歇，邓小平与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谈话时说：“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3月末，国务院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研究并提出了试办特区的一些重要政策，并同意把原拟的“出口特区”名称改为“经济特区”。随后，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4个经济特区兴办。

　　邓小平为经济特区建设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1984年1月至2月，邓小平南下，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并且给三个特区都题了词，给特区的种种争议性问题一锤定音。他说：“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同样由邓小平亲自推动。1990年2月，邓小平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强调：上海是我们的一张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邓小平指出：“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邓小平1991年视察上海时指出，浦东是面向世界的。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根据邓小平上述指示，“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就成为浦东开发开放的工作方针，无论是开发规模、开发规划、开发资金，还是参与开发的智力，都是与世界接轨的。

　　如今的深圳特区，已经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龙头，而浦东新区开发开放三十多年，无论是对外开放、科技创新，还是政府建设、社会治理等，都对长三角各地发挥了极其重要的龙头辐射作用，是各地开放发展的引领、示范，也是各地创新发展的引擎和带动。记者｜刘朝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