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缘起：唤起尊师重教之风

　　“如果生活在两千五百多年之前的孔子穿越到当代，他唯一认识的恐怕还是当今的课堂。”8月26日下午，在上海师范大学徐汇校区西一教室，该校分析测试与超算中心王龚主任如此说道。

　　在第40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在上海师大建校70周年之际，启动了国内首个应用在师范生人才培养上的教师教育大模型。《新民周刊》记者在现场所见，师范生在大模型上讲授课堂知识，而模型中的数字人“同学”起立回答问题。师范生如同在小学教室内一样进行课堂解惑、分析。按照王龚的说法，如此一来，就能够使得师范生在跨越求学与就业这一阶段的时候，亦即在实习期间，尽可能减小对中小学学子求学的影响。可见，这一大模型是在时代前行、科技进步的情况下应运而生，不变的却是师范院校在师范生培养上的初心，由大模型来培养更多时代所需的大先生。

　　上海师大校长袁雯表示，教师教育是学校发展的根基，学校借助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契机，不仅能解决师范生培养过程中的核心议题——师德教育的可操作性，更能打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壁垒，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回看中国的教师节之设立，之演变，之最终落实于每年的9月10日，其实也是在随时代变迁，不断摸索如何提倡尊师重教之风，颂扬教育家精神之实！

　　尊师重教的时代映射

　　8月28日，北京师范大学海淀校园西二门经过暑期修缮，恢复开放。这意味着新学期就要到来了。师生津津乐道于校门焕然一新之际，也略有遗憾地表示，这两年新入校的学弟、学妹，无缘见到师大一道风景了。

　　如今来校报到的新生不禁产生疑问，什么风景令北师大的师长如此念想？原来，是中科院院士、该校老校长王梓坤！就在四年前，每每在校园里还能看到一位面容清癯、神态谦和的长者骑着自行车，遇到熟人打招呼，还会下车站定，郑重还礼。这就如同一个为人师者的范例，令人看着欣欣然又肃然起敬。然而，4年前，年逾九旬的王梓坤老校长和老伴一起搬到了郊区居住，北师大的校园里就似乎缺了点儿什么。

　　不过，大家仍能记起1984年12月10日的那份《北京晚报》，头版刊登了一篇题为《王梓坤校长建议开展尊师重教月活动》的简讯，其中写道：“我们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尊师重教月的活动，该月的一日即定为全国教师节。”王校长认为，尊师重教月可定在每年二三月或八九月份。王梓坤曾回忆那篇简讯的出炉。“那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讨论应该如何更加重视教师的地位，我也在不断思考。12月9日那天清晨，在从家去办公室一段几百米的校园小路上，我突然想起相识的北京晚报记者黄天祥。” 王梓坤说，自己想着“设立教师节不应该只是我们教师、知识分子圈儿讨论的事情，应该让全社会都加入进来，让大家都关注”，也就走到了办公室，于是立即拨通黄天祥的电话。通话之后，第二天的北京晚报头版简讯，实际上将王梓坤校长所说，传递到北京的社会层面，成为机关干部、市民群众等等的热议。

　　王梓坤当年在教学。

　　黄天祥则称，自己在当记者前，曾经当过中学老师，因此在电话里听到王校长那番激情澎湃之言，自己深有共鸣。因此，他在挂了电话后，马上整理采访笔记写稿，接着送编辑修改，次日就刊发了。这采编上版速度，在1984年来说，已经是非常快的了。

　　其时，王梓坤向媒体发出的呼吁，本也是一种社会呼声的叠浪。在“文革”结束之后，一方面，“文革”里一些遗毒之风还存在着，比如教师社会地位不高，中小学教师遭到歧视乃至被殴打的事件屡屡发生；另一方面，全社会层面也对重新唤起尊师重教之风有许多呼声。1981年3月，全国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中国民主促进会的17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确定全国教师节日期及活动内容案》。提案写道：“教师担负着培养四化建设人才的重任，应当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1983年3月，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又有十多位政协委员联名再次提出《为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造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建议恢复教师节案》。

　　王梓坤的提议见诸媒体以后第五天，1984年12月15日，他与北京师大钟敬文、启功、陶大镛、朱智贤、黄济、赵擎寰等诸先生采取“联名上书”的方式，再次提议设立教师节。记者也了解到，当年呼吁设立教师节的，并不止北京师大乃至北京教育界的诸多人士。上海交大附中退休高级教师蒋敏然告诉记者，她是上海师大1980级政教系政教专业毕业，取得法学学士学位，于1984年7月参加工作的。当时，她这一届毕业生中，就有人提议设立教师节。亦即从专门进行教师教育的院校校长，到尚未跨出校门的、即将成为人民教师的年轻人，都在纷纷呼吁设立教师节。众多人士的呼吁获得了国家的高度重视。

　　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决议，将每年的9月10日定为“教师节”。“我没想到这么快就宣布设立教师节，第一个反应是非常非常高兴，并立即开始着手准备第一个教师节的庆祝工作。”王梓坤说。

　　道一声“先生”感怀时代

　　蒋敏然到交大附中任教以后，从高中一年级教起。刚大学毕业的她比这些高中生大不了几岁，可学子们都管她叫“蒋先生”。“同学们与我特别投缘。”蒋敏然说，“刚毕业的时候，我平时周一到周五都住在学校教师宿舍，相当于没有离开学校。学生遇到困惑也常常在下午下课后到办公室找我聊天，关系很好。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有些班级的男生看我是年轻女教师，还特别想保护我。”总之，初为人师的蒋敏然，并没有感觉到交大附中当年的学子有不尊重老师的行为。“我刚踏入工作岗位不久，就遇到国家确定9月10日为教师节。校长组织教师们开了庆祝会，说老师们有了自己的节日。当时就感到很开心，毕竟多了一个庆祝的节点。”蒋敏然道。

　　蒋敏然记得，在入职教师以前，她确实听闻社会上有“教师是老九”的说法——尽管她本人没有遇到社会上有人看低她这个年轻教师的情况，反正自1985年9月10日首届教师节以后，尊师重教确实成了社会上的主流看法。1985年9月10日，在北师大操场上举行第一个教师节庆祝大会的时候，4位北师大教育系的男生悄悄将4卷“白纸”带进了会场。大会进行到高潮部分时，这4位男生突然展开“白纸”高举过头，“教师万岁”四个大字格外醒目。

　　在上海的蒋敏然，也从新闻报道中看到了这一镜头。这更坚定了她想要成为一名优秀人民教师的想法。“其实，我刚入职的时候，收入不高。”蒋敏然回忆道，“我记得自己的中学同学，有不少没考大学的。她们有人被招工进了纺织厂，每个月工资加奖金，比我的收入高许多。一般技校毕业的同龄人，收入都比当时的我高。不过我那时的想法就是——交给我妈妈45元后，可以留给自己更多的钱，每年旅游费用多一点了。”蒋敏然还似乎记得，1985年首届教师节以后，她每月多了5元钱的奖金。“这个记忆不一定准确了，毕竟时间过去四十年了。当时对我而言，最大的乐趣就是把学生培养好。这比发多少钱都重要。”也正因此，1985年首届教师节前后的另一件事，才是如今蒋敏然记忆犹新的。“这件事对我很重要。我指导学生顾建妹写的哲学小论文获得了上海市一等奖。我在1985年暑假的8月份收到她寄来的文章，很快就做了逻辑梳理和修改，另外增加了最后结尾，提升了哲学思辨性和启发性。此文后续还获得了华东地区的论文奖。我第一次参加了上海市教育局召开的颁奖典礼。”蒋敏然说，“要知道，那时候的我还是个青年教师，能够收获这样的成果，我从心底里为自己感到骄傲，也切身感受到教师这一职业的光荣与使命。这是在学校求学期间，哪怕知道日后会担任教师，也无法感受到的快乐。”

蒋敏然（前排中）大二时与同学去南京学习考察。 

　　蒋敏然听闻同学道一声“先生”，感怀的是一个尊师重教的时代的到来。而回看我国历史上，其实“尊师重教”本是传统，也是在历史长河中历久弥新、总体而言保持着的中华民族之美德。回看的话，近代以来，教师节的动议、设置至少有三次，但最终确定为9月10日，看来是符合历史逻辑的。

　　回看三次动议、设置，中国政府网有关“教师节”条目明确记载——

　　第一次，是在1931年。当时教育界知名教授邰爽秋、程其保等，发起联络南京、上海教育界人士，拟定每年6月6日为教师节，并发表《教师节宣言》，提出改善教师待遇、保障教师工作、增进教师修养三项目标。这个“教师节”的诞生不为当时的国民政府所承认，但在全国各地产生了一定影响。从1931年到1938年，民间于公历6月6日纪念教师节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歇。至于中国共产党方面，当年倒是对6月6日教师节采取认可之态的。一份《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纪念“六六”教师节办法的通知》中明确了三个纪念办法。

　　第二次，是上世纪30年代末，国民政府决定将孔子诞辰日8月27日确立为教师节，并颁发了《教师节纪念暂行办法》，但当时未能在全国推行。

　　第三次，是在1951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共同商定，把5月1日国际劳动节作为我国教师节。

　　之所以设定5月1日为教师节，其实在于当时全国教育工会成立后纳入全国总工会，并确立教育工作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在具体实施中，无法体现教师节的自身特点，全国大多数人只知道五一劳动节，而不知道五一也是教师节。

　　王梓坤动议设立9月为尊师重教月，其实考虑到了这个月是新学年开学第一个月的缘故。而后，国家确立9月10日为教师节，“是因为此时正值新生入学，通过庆祝教师节可以为学生们树立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此外，9月份作为一年中全国性节日相对较少的月份，为集中组织教师节庆祝活动提供了便利，有助于全国范围内形成尊师重教的浓厚气氛。

　　教育越普及化以后呢

　　王龚表示，之所以如今要研发教师教育大模型，是因为教育越来越普及化，且愈发追求教育公平的当下，对教师教育的要求也越高，希望师范生尽量不要在中小学生中去“试错”。

　　古代中国，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尚书》中记载：“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说的是上天佑助天下的民众，为百姓选立君主、师长，为民立君以安民，为民立师以教民。而为君为师者，应当协助上天安抚、安定天下百姓。

　　这当然是一种尊师重教之说，但也说明，在周秦时期，教师所收的学生，都是贵族，人数很少。而老百姓，也就是民之子，是几乎不可能接受教育的。就是到了隋唐，科举制实施以后，能够接受教育的人也是全国人口中的少数。“你说一所私塾，哪怕书院这样的学堂能收多少学生呢？有机会参加科举考试的学生，凤毛麟角。”王龚对记者说，“但随着教育的普及化，特别是教育的公平化，也正是在确立9月10日为教师节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不仅要普及小学教育,而且要普及初中教育,把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作为四化建设的一项根本大业。

　　教育部近日发布202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我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49.83万所,学历教育在校生2.91亿人,专任教师1891.78万人。如此庞大的数据，需要我们更好地去做好教师教育工作。”

　　蒋敏然回忆，自己进大学时，上海市政府还专门出台过师范生政策，其实就是把当时较好的苗子输送到师范院校。“当时的口号是科教兴国。我们至今仍然感慨当时的政策，也确实造就了一代教师队伍。”蒋敏然说，“在教育普及化以后，未来，我相信如果孔夫子再穿越到未来，仍然能够认得课堂的样子，而更为关键的是，优秀的教师在教师队伍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托起民族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