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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缘起:唤起尊师重教之风

日期:2024-09-04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数:0
阅读提示:听闻同学道一声“先生”,感怀的是一个尊师重教的时代的到来。而回看我国历史上,其实“尊师重教”本是传统,也是在历史长河中历久弥新、总体而言保持着的中华民族之美德。
主笔|姜浩峰

  “如果生活在两千五百多年之前的孔子穿越到当代,他唯一认识的恐怕还是当今的课堂。”8月26日下午,在上海师范大学徐汇校区西一教室,该校分析测试与超算中心王龚主任如此说道。

  在第40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在上海师大建校70周年之际,启动了国内首个应用在师范生人才培养上的教师教育大模型。《新民周刊》记者在现场所见,师范生在大模型上讲授课堂知识,而模型中的数字人“同学”起立回答问题。师范生如同在小学教室内一样进行课堂解惑、分析。按照王龚的说法,如此一来,就能够使得师范生在跨越求学与就业这一阶段的时候,亦即在实习期间,尽可能减小对中小学学子求学的影响。可见,这一大模型是在时代前行、科技进步的情况下应运而生,不变的却是师范院校在师范生培养上的初心,由大模型来培养更多时代所需的大先生。

  上海师大校长袁雯表示,教师教育是学校发展的根基,学校借助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契机,不仅能解决师范生培养过程中的核心议题——师德教育的可操作性,更能打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壁垒,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回看中国的教师节之设立,之演变,之最终落实于每年的9月10日,其实也是在随时代变迁,不断摸索如何提倡尊师重教之风,颂扬教育家精神之实!

  尊师重教的时代映射

  8月28日,北京师范大学海淀校园西二门经过暑期修缮,恢复开放。这意味着新学期就要到来了。师生津津乐道于校门焕然一新之际,也略有遗憾地表示,这两年新入校的学弟、学妹,无缘见到师大一道风景了。

  如今来校报到的新生不禁产生疑问,什么风景令北师大的师长如此念想?原来,是中科院院士、该校老校长王梓坤!就在四年前,每每在校园里还能看到一位面容清癯、神态谦和的长者骑着自行车,遇到熟人打招呼,还会下车站定,郑重还礼。这就如同一个为人师者的范例,令人看着欣欣然又肃然起敬。然而,4年前,年逾九旬的王梓坤老校长和老伴一起搬到了郊区居住,北师大的校园里就似乎缺了点儿什么。

  不过,大家仍能记起1984年12月10日的那份《北京晚报》,头版刊登了一篇题为《王梓坤校长建议开展尊师重教月活动》的简讯,其中写道:“我们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尊师重教月的活动,该月的一日即定为全国教师节。”王校长认为,尊师重教月可定在每年二三月或八九月份。王梓坤曾回忆那篇简讯的出炉。“那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讨论应该如何更加重视教师的地位,我也在不断思考。12月9日那天清晨,在从家去办公室一段几百米的校园小路上,我突然想起相识的北京晚报记者黄天祥。” 王梓坤说,自己想着“设立教师节不应该只是我们教师、知识分子圈儿讨论的事情,应该让全社会都加入进来,让大家都关注”,也就走到了办公室,于是立即拨通黄天祥的电话。通话之后,第二天的北京晚报头版简讯,实际上将王梓坤校长所说,传递到北京的社会层面,成为机关干部、市民群众等等的热议。

  王梓坤当年在教学。

  黄天祥则称,自己在当记者前,曾经当过中学老师,因此在电话里听到王校长那番激情澎湃之言,自己深有共鸣。因此,他在挂了电话后,马上整理采访笔记写稿,接着送编辑修改,次日就刊发了。这采编上版速度,在1984年来说,已经是非常快的了。

  其时,王梓坤向媒体发出的呼吁,本也是一种社会呼声的叠浪。在“文革”结束之后,一方面,“文革”里一些遗毒之风还存在着,比如教师社会地位不高,中小学教师遭到歧视乃至被殴打的事件屡屡发生;另一方面,全社会层面也对重新唤起尊师重教之风有许多呼声。1981年3月,全国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中国民主促进会的17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确定全国教师节日期及活动内容案》。提案写道:“教师担负着培养四化建设人才的重任,应当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1983年3月,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又有十多位政协委员联名再次提出《为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造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建议恢复教师节案》。

  王梓坤的提议见诸媒体以后第五天,1984年12月15日,他与北京师大钟敬文、启功、陶大镛、朱智贤、黄济、赵擎寰等诸先生采取“联名上书”的方式,再次提议设立教师节。记者也了解到,当年呼吁设立教师节的,并不止北京师大乃至北京教育界的诸多人士。上海交大附中退休高级教师蒋敏然告诉记者,她是上海师大1980级政教系政教专业毕业,取得法学学士学位,于1984年7月参加工作的。当时,她这一届毕业生中,就有人提议设立教师节。亦即从专门进行教师教育的院校校长,到尚未跨出校门的、即将成为人民教师的年轻人,都在纷纷呼吁设立教师节。众多人士的呼吁获得了国家的高度重视。

  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决议,将每年的9月10日定为“教师节”。“我没想到这么快就宣布设立教师节,第一个反应是非常非常高兴,并立即开始着手准备第一个教师节的庆祝工作。”王梓坤说。

  道一声“先生”感怀时代

  蒋敏然到交大附中任教以后,从高中一年级教起。刚大学毕业的她比这些高中生大不了几岁,可学子们都管她叫“蒋先生”。“同学们与我特别投缘。”蒋敏然说,“刚毕业的时候,我平时周一到周五都住在学校教师宿舍,相当于没有离开学校。学生遇到困惑也常常在下午下课后到办公室找我聊天,关系很好。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有些班级的男生看我是年轻女教师,还特别想保护我。”总之,初为人师的蒋敏然,并没有感觉到交大附中当年的学子有不尊重老师的行为。“我刚踏入工作岗位不久,就遇到国家确定9月10日为教师节。校长组织教师们开了庆祝会,说老师们有了自己的节日。当时就感到很开心,毕竟多了一个庆祝的节点。”蒋敏然道。

  蒋敏然记得,在入职教师以前,她确实听闻社会上有“教师是老九”的说法——尽管她本人没有遇到社会上有人看低她这个年轻教师的情况,反正自1985年9月10日首届教师节以后,尊师重教确实成了社会上的主流看法。1985年9月10日,在北师大操场上举行第一个教师节庆祝大会的时候,4位北师大教育系的男生悄悄将4卷“白纸”带进了会场。大会进行到高潮部分时,这4位男生突然展开“白纸”高举过头,“教师万岁”四个大字格外醒目。

  在上海的蒋敏然,也从新闻报道中看到了这一镜头。这更坚定了她想要成为一名优秀人民教师的想法。“其实,我刚入职的时候,收入不高。”蒋敏然回忆道,“我记得自己的中学同学,有不少没考大学的。她们有人被招工进了纺织厂,每个月工资加奖金,比我的收入高许多。一般技校毕业的同龄人,收入都比当时的我高。不过我那时的想法就是——交给我妈妈45元后,可以留给自己更多的钱,每年旅游费用多一点了。”蒋敏然还似乎记得,1985年首届教师节以后,她每月多了5元钱的奖金。“这个记忆不一定准确了,毕竟时间过去四十年了。当时对我而言,最大的乐趣就是把学生培养好。这比发多少钱都重要。”也正因此,1985年首届教师节前后的另一件事,才是如今蒋敏然记忆犹新的。“这件事对我很重要。我指导学生顾建妹写的哲学小论文获得了上海市一等奖。我在1985年暑假的8月份收到她寄来的文章,很快就做了逻辑梳理和修改,另外增加了最后结尾,提升了哲学思辨性和启发性。此文后续还获得了华东地区的论文奖。我第一次参加了上海市教育局召开的颁奖典礼。”蒋敏然说,“要知道,那时候的我还是个青年教师,能够收获这样的成果,我从心底里为自己感到骄傲,也切身感受到教师这一职业的光荣与使命。这是在学校求学期间,哪怕知道日后会担任教师,也无法感受到的快乐。”

蒋敏然(前排中)大二时与同学去南京学习考察。 

  蒋敏然听闻同学道一声“先生”,感怀的是一个尊师重教的时代的到来。而回看我国历史上,其实“尊师重教”本是传统,也是在历史长河中历久弥新、总体而言保持着的中华民族之美德。回看的话,近代以来,教师节的动议、设置至少有三次,但最终确定为9月10日,看来是符合历史逻辑的。

  回看三次动议、设置,中国政府网有关“教师节”条目明确记载——

  第一次,是在1931年。当时教育界知名教授邰爽秋、程其保等,发起联络南京、上海教育界人士,拟定每年6月6日为教师节,并发表《教师节宣言》,提出改善教师待遇、保障教师工作、增进教师修养三项目标。这个“教师节”的诞生不为当时的国民政府所承认,但在全国各地产生了一定影响。从1931年到1938年,民间于公历6月6日纪念教师节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歇。至于中国共产党方面,当年倒是对6月6日教师节采取认可之态的。一份《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纪念“六六”教师节办法的通知》中明确了三个纪念办法。

  第二次,是上世纪30年代末,国民政府决定将孔子诞辰日8月27日确立为教师节,并颁发了《教师节纪念暂行办法》,但当时未能在全国推行。

  第三次,是在1951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共同商定,把5月1日国际劳动节作为我国教师节。

  之所以设定5月1日为教师节,其实在于当时全国教育工会成立后纳入全国总工会,并确立教育工作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在具体实施中,无法体现教师节的自身特点,全国大多数人只知道五一劳动节,而不知道五一也是教师节。

  王梓坤动议设立9月为尊师重教月,其实考虑到了这个月是新学年开学第一个月的缘故。而后,国家确立9月10日为教师节,“是因为此时正值新生入学,通过庆祝教师节可以为学生们树立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此外,9月份作为一年中全国性节日相对较少的月份,为集中组织教师节庆祝活动提供了便利,有助于全国范围内形成尊师重教的浓厚气氛。

  教育越普及化以后呢

  王龚表示,之所以如今要研发教师教育大模型,是因为教育越来越普及化,且愈发追求教育公平的当下,对教师教育的要求也越高,希望师范生尽量不要在中小学生中去“试错”。

  古代中国,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尚书》中记载:“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说的是上天佑助天下的民众,为百姓选立君主、师长,为民立君以安民,为民立师以教民。而为君为师者,应当协助上天安抚、安定天下百姓。

  这当然是一种尊师重教之说,但也说明,在周秦时期,教师所收的学生,都是贵族,人数很少。而老百姓,也就是民之子,是几乎不可能接受教育的。就是到了隋唐,科举制实施以后,能够接受教育的人也是全国人口中的少数。“你说一所私塾,哪怕书院这样的学堂能收多少学生呢?有机会参加科举考试的学生,凤毛麟角。”王龚对记者说,“但随着教育的普及化,特别是教育的公平化,也正是在确立9月10日为教师节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不仅要普及小学教育,而且要普及初中教育,把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作为四化建设的一项根本大业。

  教育部近日发布202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我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49.83万所,学历教育在校生2.91亿人,专任教师1891.78万人。如此庞大的数据,需要我们更好地去做好教师教育工作。”

  蒋敏然回忆,自己进大学时,上海市政府还专门出台过师范生政策,其实就是把当时较好的苗子输送到师范院校。“当时的口号是科教兴国。我们至今仍然感慨当时的政策,也确实造就了一代教师队伍。”蒋敏然说,“在教育普及化以后,未来,我相信如果孔夫子再穿越到未来,仍然能够认得课堂的样子,而更为关键的是,优秀的教师在教师队伍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托起民族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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