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待门”风波内幕

近日，有知名网站曝出天津市一体校为接待国家体操队总教练黄玉斌等一行，共花费了16万元的消息，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消息真假与否尚待调查，但人们不禁对体操界“风波不断”浮想联翩：从董芳霄等人的“年龄门”到邵斌的“裁判门”，从桑兰的“官司门”再到张尚武“乞讨门”，如今国家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总教练黄玉斌又闹出了一个“接待门”……

“金牌队伍”怎么了？

　　一起又一起的丑闻，将中国体操的金牌之师推到了风口浪尖，细数近一年多的丑闻事件，让人触目惊心。
　　一年前，最让人震惊的当数“微笑天使”桑兰的自揭家丑，她那一起数目为18亿美元的天价索赔案让自己成了现实版的秋菊，虽然诉讼状里的被告没有中国体操协会，但因为她的前体操人身份，体操中心自然无法脱身。按圈内人说的，真是一波接着一波的闹腾，弄得体操中心的领导们头都大了：“事怎么一个接一个，真不消停。”
　　当“轮椅天使”陷入非议的同时，“年龄门”也把中国体操推进了舆论的漩涡，不久，2010年2月国际体操联合会在其官方网站上，又公布出了对中国体操女队悉尼奥运会年龄造假事件的调查。调查认为董芳霄年龄造假，取消其悉尼奥运会和1999年世锦赛成绩；而她的队友杨云则因证据不充分，被处以警告处罚。
　　董芳霄是中国女子体操队取得悉尼奥运会团体铜牌的主力队员，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身为技术官员的她在注册资料中显示，其出生日期为1986年1月23日，按以上信息计算，她在参加悉尼奥运会时应为14周岁，违反了国际体联关于运动员年龄的规定。一年后，国际奥委会官方正式宣布，因参加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中国女子体操队中包括了当年未满16周岁的选手董芳霄，剥夺中国队所获得的体操女子团体铜牌，改授美国。美国体操队合法地从中国体操队手中接过这枚号称“被骗走”的2000年悉尼奥运体操女团铜牌。“这是我们的奖牌，虽然迟到了10年。”美国体操队向美国各大媒体振振有词地声明：“正义获胜了。”
　　“年龄门”阴影未除，麻烦再次找上中国体操。数月后，国际体操联合会在其官网声明，将对中国男子竞技体操裁判邵斌涉嫌违反裁判规则和体育道德的行为提出诉讼。声明中称：“广州亚运会体操男子自由操决赛时，来自中国的D组（难度组）裁判邵斌在完成分被公示前，未经通告高级裁判组的情况下修改完成分。根据规则，修改完成分是高级裁判组的权力，且须在观看技术录像后进行。邵斌的行为使中国运动员张成龙从第二名变为与韩国运动员金洙眠并列第一。”
　　改分门过后不久，前中国体操队队员、获得过200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冠军的张尚武在王府井地铁站卖艺乞讨一事被曝光……
　　张尚武从被媒体曝光后，居然成为2011年的新闻热门“关键词”。作为曾经的大运会冠军，从身陷囹圄到街头卖艺，到万元月薪入职陈光标的公司，再到100天后参加节目时“受辱”毅然决定辞职，发生在张尚武身上的故事足够精彩刺激。近日，张尚武重新回到北京，只不过，这次他不是去熙熙攘攘的王府井卖艺，而是在北京城西开了家自己的公司，卖起了枕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摇身一变已经成为董事长的张尚武句句不离自己的产品：“我们的产品非常棒，是一种有自己专利的枕头，我拿到枕头，就枕着躺在沙发上睡着了，还梦见两个女孩追我，感觉特别美。”如今的张尚武推销起自己的产品，广告词总会脱口而出：“还有我的音乐枕，1680元一个，用我的枕头，健康一生，美梦成真。”
　　如果说，发生在张尚武身上的是一部讽刺轻喜剧的话，那么如今被疑似被天津退役运动员“陷害”的黄玉斌“接待门”，则将中国体操队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圣诞节前后，一张关于“天津市体育运动学校接待国家体操中心领导费用支出明细”的图片被大量转载。图片内容显示，为接待黄玉斌、叶振南等一行17人，天津市体育运动学校花费了16万余元。这张详细的列表一经曝光便引起舆论一片哗然，中国体操也再次站在了风口浪尖上。在这张明细表的说明中称，这是6月4日至6日，接待“国家体操中心主任黄玉斌、领队叶振南、教练金卫国、王国庆、赵奇及其家属一行17人”的活动经费。
　　费用明细一共包括12项，其中有在泰达会馆住宿费、餐费、游轮费、打高尔夫球（共两场）、保健费（女家眷）、纯金摆件、茶叶四盒、玩具一个，购海鲜、红酒与白酒，以及给黄玉斌爱人及儿子、叶振南爱人购物费等，共计161046元。这页明细的最下面为“蓟县基地接待黄玉斌主任费用明细”附表的标题。事件被曝光后，两位当事人黄玉斌和叶振南的手机全部关机。直到数天后，身处事件漩涡中心的黄玉斌通过网络发表公开信，首次对事情进行了正面回应。在公开信中，黄玉斌承认自己去了天津蓟县，但是否认自己去了体校，他表示：“我可以负责任向大家保证在上述期间绝没有接受任何礼品、礼金的馈赠，也没有参加高消费的娱乐活动。”对于网上流传的帖子，黄玉斌认为自己很冤枉，“至于网上流传的那一纸账单，我深感莫名其妙。关于此事，我已按照组织程序向上级部门如实报告，期望司法部门进行调查核实其真伪，还我们以清白。”有意思的是，对于自己为何在事件发生多日后才发表公开信来澄清，黄玉斌解释道：“是由于训练工作繁忙，对网络技术还不能熟练运用，因此没能及时回应。”就在黄玉斌发表公开信的同时，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也就此事作出了“口径一致”的回应。
　　一时间众说纷纭。为此，在某门户网站对这一事件所做的调查中，有42%的人选择“有图有真相，确有其事”，有52%的人惊呼“原来腐败的不止足协”。对于体操等完全隶属于举国体制下的项目而言，其唯一的功能就是在奥运会或者其他大赛上完成金牌指标，在关键时刻提升一下所谓的“民族自豪感”。然而，正是这种“民族自豪感”，成为各项目中心和各地方体育局政绩的标杆，为了让本省市的运动员有机会进入国家队，成为主力队员，进而参加奥运会，他们不得不顾一切去“疏通关系、联系感情”，可谓是不惜成本，花多少钱都愿意。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即使天津体校接待门是假的，很多人也会信以为真……

业界“大佬”注定“被礼遇”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竞技体育是“以奥运会争金战略”为核心的，因此每个金牌项目重点运动员的培养、选拔、参赛都充满了“玄机”。有业内人士曝料：“每逢奥运年、全运年，不管哪个项目，拥有绝对权威的总教练只要以‘考察’的名义随便去几个省市转转，他们就会享受到高规格‘人情往来’的礼遇。这在体育界早已都是公开的秘密。”
　　其实，对于黄玉斌一行在天津的16万元花销，外界不必过于争论是真是假，是陷害还是揭露。要知道，像中国体操这样的金牌项目，总教练拥有绝对的权威，毕竟各地方体操最终目的就是希望自己的队员获得更多的奥运会金牌、全运会金牌，而且掌握运动员“生死大权”的人恰恰是项目中心领导、国家队总教练，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心领导、总教练不想享受“总统般礼遇”都不行。
　　两个多月前，中国另一位金牌队伍中的“老大”、国家拳跆中心副主任赵磊被警方带走。仿佛一夜之间，“赵磊”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名词。作为中国跆拳道部部长，赵磊是跆拳道在中国推广和发展的重要人物。据相关信息显示，由于此前某省体育局长韩时英落马，将赵磊牵扯了出来。这些年，由于该省在武术、搏击类项目上的高投入，原省体育局局长与总局许多中心领导，包括赵磊等人之间的关系自然非同一般。据相关媒体披露，4年前韩时英与某中心负责人前往美国观看世界拳击锦标赛,两人一次就花费了80余万元。
　　在体操界，黄玉斌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权威人物，那么他能否抵制诱惑、洁身自好，只能凭他自身的定力了。
 　 在多年的体操项目的采访中，记者知道，黄玉斌虽是一个东北汉子，但是他却是一个心思非常细腻的人，他的业务水平在国家队中绝对首屈一指。体操规则不仅十分复杂，而且经常会出现一些新的修订，即使是在国家队中也没多少人能完全讲清楚，但是黄玉斌能，他总能在第一时间读懂规则，并很快付诸实践，这也是他屡次打造出奇兵的关键。当年他的首批世界冠军弟子樊迪、李小双都曾受益于此。从1985年走上工作岗位到两年多前“卸任”，黄玉斌在中国体操队教练员的岗位上已度过了整整24个春秋，对于中国体操来说，黄玉斌所取得的成功可谓空前绝后。如今的黄玉斌虽然不再亲自带队，但是他依然从事宏观管理，是中国体操绝对的“大佬”。
　　中国体育历来有“教而优则仕”的传统。在北京奥运会后，记者采访黄玉斌时就曾问过他一个这样的问题：不出意外，北京奥运会后一大批金牌教练都会急流勇退了，那你有没有想过“弃教从政”？当时的黄玉斌笑了，表情有些复杂，欲言又止。后来，他告诉记者一个内幕：当年雅典兵败之后，曾有人暗中阻挠他回归体操中心，意图架空他在中心的地位。
　　其实，体育圈内的人都知道，体操中心内部人事关系非常复杂，这实在让直率的黄玉斌有些疲于应付。派系之间的暗流涌动，表面和睦背后勾心斗角，凡此种种都让黄玉斌心生倦意，这样一个只善于用成绩说话，不会处理人际关系的“老好人”，做不到人前一套背后一套。
　　对此，黄玉斌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雅典奥运会惨败后，一枚金牌的成绩不能让国人满意，总教练黄玉斌成为了众矢之的。在雅典奥运会结束后两个月，国家体操管理中心就召开了小组会议，决定中国体操队将采取队委会领导下的主教练责任制，体操队总教练黄玉斌将不再负责教练小组的工作，这也意味着黄玉斌将不再亲自带队训练。男女队将分别设立教练领导小组，男队教练组组长由李小鹏的教练陈雄带队，副组长由白远韶、王红卫担任；女队教练组组长由陆善真担任，副组长由刘桂成和熊景斌担任，那时黄玉斌言不由衷地说了一句无厘头的话：“我没有被架空。现在我也不会说什么，当然到了我应该说的时候我会说的。”
　　然而，在黄玉斌暂别体操队期间，队里的气氛却发生了复杂的变化。黄玉斌曾透露，当时他偶尔会进体操馆看看，“我被当时的场面惊呆了，看见队员们都萎靡不振地坐着，完全动不起来。体操馆里的气氛也特别压抑……”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体操凭什么东山再起？
　　国家体育总局的高层领导得知此事后，也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决定还是让黄玉斌回来。可是，让中心领导尴尬的是，当时他们已经把李月久从美国请回来了，一心想报效祖国的李月久也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新民周刊》记者还清楚地记得，2006年在天坛公寓采访李月久的场景：久居国外的李月久很有风度，对人客气，谈吐得体，可是当记者追问他在体操队到底是什么职务时，他给记者讲了半天，也没有说清楚具体的职务……后来，记者得知也正是在那个时候，黄玉斌又回到了国家体操队，当时距离丹麦奥尔胡斯世锦赛还有三个月时间。
　　黄玉斌曾回忆道：“回来后，我发现队伍变化太大了，可以说是支离破碎，队员们普遍信心不足，原本能做的动作都已经不成套了。”为了队员，为了一口气，黄玉斌硬着头皮干，“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我就开始想，明天该怎么办，要解决什么问题……队员们把那段时间称为魔鬼式训练。我说，我们一起咬牙吧，这一年我们肯定艰苦，但我们必须要度过这次难关。”当时，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那次世锦赛是黄玉斌证明自己的最后机会，如果体操队能取得好成绩，那么他会继续干下去，如果成绩不好，他将彻底“下课”！而且据黄玉斌透露，当时，包括很多人都并不看好他翻身的机会，为了让他“承揽”责任，出征时甚至还让他担任中国体操代表团的团长。
　　常言道：天无绝人之路。虽然中国体操队困难重重，可是在那届世锦赛上，国际体联修改了规则，给中国队带来转机。业内人士都知道，每一次规则的修改都会带来一些队伍的崛起或者一些队伍的落后。尽管雅典失败，尽管留给黄玉斌备战世锦赛的时间有限，但是黄玉斌凭借自己的业务能力，带领教练组的成员学习研究规则，探讨对策，吃透新规则。因此在大家都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中国体操队的时候，中国队却打了一个翻身仗……黄玉斌的能力征服了奥尔胡斯、征服了对手，同时也赢得了足够的信任。
　　北京奥运会上的成功，已经无需多言，完成了从低谷到巅峰的超越之后，黄玉斌也终于可以从容地面对镜头，一倒“苦”水，他也首次隐隐约约透露体操中心内部的复杂和矛盾。北京奥运会后，黄玉斌虽然未能如愿当上体操中心主任，但是随着中心领导班子的调整，凭借自己在北京奥运会上的辉煌，他已完全巩固了自己在中国体操界“老大”的地位。
　　说到底，正是因为黄玉斌的总教练身份，注定他在中国体操界拥有绝对的权威。尽管这一次他自己出来公开辟谣，认为这场“接待门”风波很冤枉，没有收受过任何超规格的接待，但是许多人都认为，如果在业界受到一些“超规格”的接待，也是不足为怪的。
　　回首过去，在每个奥运年里，奥运战场尚未拉开大幕，一场场“选拔”的战斗便提前打响。运动员们所代表的省份为了一张入场券，或明争，或暗斗，争得你死我活。因为其中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切身利益，各个省市的体育局都要制订各自的奥运夺金指标。由于奥运金牌将计入次年的全运会之中，因此全运会的金牌数量也会因此大受影响。在队伍内部，各个教练员的执教前途、奖金分配又都与此直接相关。从某种程度上讲，奥运前的这场战争来得更为惨烈。
每每到了这个敏感的时刻，名单里外的人选都成了媒体关注的对象，猜测、辟谣、内幕消息、独家披露……不一而足。在奥运年里进入名单者，或许再进一步就能拿到奥运金牌，而那些落选者，或许就此名落孙山一蹶不振。
　　在以往的奥运会选拔中，有很多复杂的因素，有时候成绩好的选手却参加不了比赛，成绩稍差的却能搭上末班车，说到底还是“综合评定”的结果。记者还清楚记得当时采访李宏利时，他那愤怒的眼神:“看完比赛一下子觉得特难过，奥运之前，许多媒体说只要占旭刚能举起360公斤就去雅典，其实他最后举起来的是355公斤，但这对他来说就算360公斤了，可我的成绩是370公斤啊！那时还说队里根据测验赛定名单。测什么了？这话就是说给媒体听的。我们从来就没比过，他跟王国新练他的，我跟陈文彬练我的，最后一宣布名单，是他不是我，就这么简单。”
　　奥运会的舞台是宽广的，其精神是高尚而圣洁的，它为所有的参赛者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张扬个性的机会，但同时它又是尖端的，因为它永远只为很少一部分人提供这个机会。当一份名单几经波折最终产生时，也必然是各方斡旋各方妥协的结果，具体到某个队员的入选或者落选，原因可能最简单，也可能最复杂。在名单的背后，相关方面有可能进行了怎么的幕后交易，局外人又有几人能够知晓呢？
　　相对于中国金牌队伍的巨大选拔“特权”，竞赛制度非常发达的体育大国都有一套完善的奥运选拔体系，每个运动员都在同一个标准下，凭实力取得奥运参赛资格，名气与以往的成绩完全不在选拔范围之内。在他们看来，竞技体育选拔赛的第一法则就是公平。在这方面，美国人做得最好。据了解，在美国，人们可以在电视里看到所有奥运项目的选拔赛，并且全都是直播，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透明而清晰，只要有能力的选手在预选赛中胜出，就去参加奥运。为此，世界田坛巨星“飞人”刘易斯、“女飞人”琼斯就曾在他们各自的巅峰时期，被铁面无情的选拔制度剥夺了奥运会参赛资格。可见，只有在透明的制度之下，一切才能变得更加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