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振梁：往事并不如烟
阅读提示：许多是非曲折、争议和纷争，只有让时间和历史来给出答案。因为历史自有公论，真相只有一个。
特约记者｜大 为
何振梁走了。
1月10日，何振梁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那个为中国现代奥林匹克事业呕心沥血大半生的长者，带着众人的尊敬和爱戴沉沉睡去。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为他降半旗致哀。正如悼念者所言：一位助力圆梦奥运的人走了，他是中国体育一面特殊的旗帜。
晚年陷入争议风波
何振梁被很多人称为“体育外交家、新中国体育先行者、新中国体育历史的见证者”。在百度搜索引擎中搜索关于何老的资料，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评价：何振梁先生两次参加北京申办奥运会，两次担任申奥投票中方陈述人，是北京申奥由失败到成功的标志性人物。他在国际奥委会的地位、威望和影响，他的经验和出色的语言能力，他在暮年所付出的巨大身心劳动，为北京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成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何振梁曾被外国体育刊物评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体育领导人之一，是“中国申奥之父”。
然而，世事无常，在过去的几年，因为同样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体育工作者的一本自传，却让何振梁一下子成为了一个争议人物。争议源自这本自传对何老先生在北京申奥时“不听招呼、自作主张，做出与国家申奥总方针相悖的事情”的种种做法进行了不点名的批判，书中掀开了中国体育界许多尘封已久的往事与内幕。于是，两位中国体育界同等级别的功勋级人物展开了一场隔空论战。
或许，直到如今很多人也无法想明白，袁伟民和何振梁这两位同乡之间会发生如此激烈的PK。在《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中所披露的“事件内幕”，无疑是最具爆炸性的信息。其中，第一件事是关于申奥的内幕，根据申奥小组“合纵连横”的原则，罗格支持北京，北京支持罗格，即外界所说的“京罗组合”。然而，袁伟民称代表中国投票的何振梁自作主张将票投给了别人。另一个问题是公开指责何振梁不支持于再清竞选国际奥委会执委。
袁伟民说：“历史可能被表达，可能被遮蔽，本书所要做的是，让历史尽可能接近事实。”面对中国体坛权威人士的质疑，当时已经是80高龄的何老第一时间在《新民周刊》上做出了回应。那是一个周一的晚上，《新民周刊》封面报道《袁伟民质疑何振梁》截稿前一天，记者终于联系到了何振梁。当记者希望何振梁就袁伟民书中提及的关于他的事件表达个人看法时，刚开始何振梁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起来，他提高了嗓门反问一句：“你信吗？”据记者所知，这是何振梁在一天内第N次这么回答纷纷打电话给他的记者了。
接下来，《新民周刊》记者说：“何老，这不是我们信不信的问题，书中写得非常具体，这样的事情太让人震动了！”据书所说：这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没有投罗格的票，而是投了金云龙，似乎已不是秘密，韩国的媒体做了公开报道，韩国内部对金云龙在各大洲得票的情况一清二楚，认为金云龙在亚洲得了7-8票，其中就有中国的一票。
当时，电话那头的何振梁显然触动很大，他有些按捺不住激动的情绪：“投票是在很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袁伟民怎么知道我投了谁的票，没有投谁的票？他有什么证据啊？”稍停后何振梁又说：“袁伟民说这些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本来何振梁还要准备说下去，可能在家人的提醒下，他欲言又止，转言道：“好了，现在我不说了，我要休息了，我需要安静，不过等到我应该出来说话的时候，我会出来说的！以后再说吧！”
何振梁究竟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对这件事给予什么样的回答，当时我们不得而知，后来他在接受某媒体记者采访时，对此一一进行了回应。首先，何老到底有没有把选票投给别人呢。何振梁说：“我们的投票都是秘密进行的。没有物证来证明我投了谁的票，投了谁的票，只有我自己知道。因为按照国际奥委会通过的有关表决条例，过去的表决、现在的电子表决很快都要销毁，不再有记录。投票机器也是随机发给我们的，并不与座位相连，所以一点记录都没有，连国际奥委会都没有记录。那么我怎么证明我自己？能证明我的只有我的一生，我的为人，我一贯的表现，我能投对北京不利的票吗？”
何振梁还拿出了自己的日记，2001年2月7日那天的日记记载的内容是：那一天，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萨马兰奇和我之间有一个私人谈话，因为只有我们俩在场，所以他很直截了当地问我，在罗格和金云龙之间我会选谁。我说：“从奥林匹克的利益出发，我选罗格；但考虑到北京正在申办，我对金云龙也不能当面说我不支持。”萨马兰奇表示理解。巧的是，我离开萨马兰奇办公室后，在走廊里遇到了罗格。我把我们对话的内容告诉了罗格，罗格当面感谢我，他说：“我需要你的支持，你也已经有了我的支持。”也就是指他支持北京申奥。
3月1日的日记上记的是：金云龙8点半来电话，说斯拉夫科夫(注：保加利亚委员)支持北京，并且他讲他现在需要5个提名人，姆巴伊——非洲最有影响的委员，还有德国的巴赫，也是欧洲很有影响的一个委员都已经同意联署。何振梁向媒体记者澄清：“金云龙想请我也为他联署。联署的意思，是指任何一个人要竞选，不管是主席职位还是执委，任何一个职位必须有5个委员联合提名，才有资格参与竞选。这与投他的支持票是完全两回事。我知道金云龙是想利用我的威望，但我别无选择，如果我表现出犹豫，更不用说谢绝，都对北京申办奥运会不利，因为我知道金云龙的为人，所以我当即同意了。”
何振梁公开发表了自己的大段讲话，他认为“韩国的金云龙在国际奥委会经过多年苦心经营，有一批不容忽视的支持者。那次国际奥委会主席竞选，第二轮罗格即以59票当选，但金云龙也拿到了23票。23票背后就是23位委员，想象一下，如果这23票不要说全部，就是一半不投北京，我们还会有第二轮得了56票的辉煌成绩吗？所以金云龙给我来电话让我给他联署的时候，我不可能表现出任何犹豫，我怎么犹豫，我说我请示请示？我想谁都不至于那么傻吧。我在电话里当即就表示同意。
“因为这是件大事儿，所以在3月2日15点，申奥委的领导小组开会，谈完议题后，我请申奥的两位主要领导及袁伟民、李志坚留下，汇报此事。请注意，是我主动要求他们留下开会的，而不是书里说的什么大吃一惊。
“我向他们说明我为何不得不联署，但我准备与罗格通话，告诉他原来对罗格的承诺不变。主要领导认为，你也只能同意，但要跟金云龙说好：‘何振梁可以联署你，但你必须保证你的朋友支持北京；如果北京没有成功，何振梁的承诺就不算数。’这次大会先选举办城市、再选主席，对我们有利；领导还让我做稳定其他4位竞选人的工作，我跟他开玩笑说了一句：‘那我就当两面派了！’他说：‘对，为了申奥成功，你就做革命的两面派吧。’这样说来，整个事件的处理并不是何一个人私下、秘密地进行的，而是领导小组共同形成的意见。”
书里提到的第二个核心问题，是指责何振梁不支持于再清竞争国际奥委会执委。关于这一点，何老是如何回应的呢？何振梁说：“袁伟民跟我谈要让于再清2003年竞选执委的时候，我说只要你们认为于再清已具备了条件，我同意。尽管当时让我竞选副主席的呼声很高，而且大家认为我没有对手，几乎可以100%当选。体育总局领导不让我竞选的理由很冠冕堂皇，‘新老交替’，体育总局领导还跟我讲：他们已经跟罗格谈过了，罗格说于再清竞选，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可能性，既然如此，我当然赞成。
“2002年11月我去墨西哥开会时，我跟罗格说：我说明年我任期也满了，我考虑应该有更多的年轻一些的委员进入组委会，所以我明年将不竞选副主席，而推荐于再清竞选执委，希望罗格支持。让我意外的是，罗格告诉我，他已经收到袁伟民的来信提及此事。不仅如此，他还提及我原本根本不知情的一些事。罗格说：‘釜山亚运会时，袁曾经问过我国际奥委会执委选举的事情。我告诉袁，何振梁可以竞选副主席，如他竞选副主席，由于他的人品和才能，几乎可以肯定会顺利当选，很少人甚至没有人会同他竞争。我还告诉袁，如果于再清竞选，有很大风险，因为他刚当选委员不久，其他委员对他还不了解。’
“罗格说，他在釜山期间已经把这个问题跟袁伟民谈得相当清楚了，没有想到袁伟民还会写信给他。他说，为中国和于再清着想，还是建议我来竞选副主席，等于再清与委员们彼此再熟悉一些后再去竞选。这也是为中国好。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传统来讲，选谁进执委会，委员们认为这是自己的权利，绝不欢迎任何其他的非委员介入。介入的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2003年1月份，德国一个体育刊物上登了一篇文章，大意是说：委员们说由中国政府来干预我们的执委选举是不能允许的。结果那本书竟然反过来指责说是我透露了那封信的。我之前都不知道有这么一封信，我怎么透露？并且德国的体育杂志跟我没有任何的个人联系，我怎么个透露法？实际上总局领导层对于再清竞选一事，已有不同意见，国际上更有不少负面反映。但体育总局那几位领导人都把这些归到我身上，好像是我煽动起来的。一位领导在办公会上点我的名，在与此毫不相关的离退休干部会上又点我的名，说我阻挠。我不像现在已经沉得住气，我当时气得马上中风晕倒了……” 直到今天，袁伟民与何振梁的这场纷争论战也没有辩出谁是谁非，最终双方也很快选择了沉默。时间过去了几年，虽然不同人的眼中，都有一个不同的历史样貌。历史自有公论，真相只有一个，但真相往往不会自己浮出水面，我们可能会有两个选择：让一切往事都随风而去，不在意两位老人之间的那些分歧。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尽可能还原当时的真相。何振梁先生去世后，媒体报道分为了两极，有的高度肯定，有的仅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但从官方对何振梁的态度看，对他为中国申奥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始终是肯定的。
矛盾并非个人恩怨
国家体育总局前局长袁伟民在5年前出版的那本《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以及之后何振梁对书中的质疑所做出的回应，无疑是将两人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了。从此之后，何袁二人再无交集。
不过，给记者印象深刻的是，当时有记者问何：“如果是因为个人恩怨，你与袁伟民的矛盾到底在哪里？”何答：“我想不出，真的！我们从来没有在哪个重大问题上有绝对的分歧或者激烈的争吵，都没有过。我们以前都在体委工作，我负责外事，他负责竞赛，互不相干。”
后来，何振梁坦言，他感觉与袁、与总局的关系还是在申奥成功后发生了微妙变化。不过，在陷入“争议风波”后，何老似乎看得很开：我相信一切自有公论。刘少奇同志说过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借用一下：“好在历史是事实写的。”
何振梁晚年尽管陷入争议，可是在全国率先提出的淡化“金牌论”想法，则应该是他为中国体育所做出的又一贡献。何老曾说，奥林匹克运动绝不是要培养“竞赛机器”，而是通过体育这一载体，通过尊重规则，公平竞争，培养真正有高度公民意识的社会成员。何振梁曾经多方呼吁，应该从金牌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要改变现在的体育模式，不再唯金牌论。但是，庞大的行政体育运转多年，车载斗量的金牌让很多人拥有了许多实际的利益，一夜之间，要让他们的观念从金牌战略走向全民健身，谈何容易。奥运会上的成功，为中国的体育事业打造了一个梦幻般的局面，但是，当行政掌控一切资源的时候，他们已经无力或者没有时间去改变唯金牌论的现实。中国从体育大国变为体育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何振梁谦和正直、渊博儒雅，为体育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何会在耄耋之年陷入如此难堪的“争议”之中呢？在这之前，何振梁体育外交家的身份与体育总局也多有摩擦，他的双重身份注定了他要在中方利益和奥运发展之间做出协调平衡。比如何振梁主张中国有关行政部门与国际奥林匹克接轨，公开批评一些总局官员不懂国际事务规范，一些陋习和官僚习气急需改正。作为回击，原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李志坚在北京奥运会前曾在《中国体育报》上公开撰文：“是不是体育外交家，最要紧的不是看坐了多少万公里的飞机，不是能以英语、法语与多少个国际奥委会委员聊天，最要紧的是在关键时刻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以高超的外交艺术，处理棘手的问题，达到最好的效果。”他还强调：分析北京申奥成功，有一个大的概念必须牢固树立。申奥成功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实力，中国改革开放后世人瞩目的发展，中国国际威望的提高，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有力，全国人民同心协力。在这个根本性前提下，有一个优秀的申办团队作了卓越的努力。请特别注意，是团队，而绝不仅仅是个别“申奥之父”所做出的杰出努力。
北京奥运之前，有很多人提议开幕式由何振梁点燃主火炬，他不便直接回应，只是说：“我不奢望，主火炬手也不应该是我。”实际上，体育总局坚决反对何振梁出任主火炬手。仔细回想起来，凡是在国际舞台上出尽风头的中国体育官员，回到国内往往免不了遭遇冷落的下场。比如在“抽进世界杯”的2001年，张吉龙曾被无数球迷戏称为“龙哥”，其在民间的威望达到了顶点。但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张吉龙在中国足协内部被逐渐边缘化。接下来尽管足协掌门人如同走马灯般地被更换，可张吉龙的地位始终尴尬。甚至即便在他代理亚足联主席期间，依然难以获得来自国内的鼎力支持。如今张吉龙仍然拥有国际足联执委的头衔，但是在中国足协乃至国家体育总局眼中，这也只不过是一位已经退休的体制外人士。
知名媒体人杨华认为，何振梁与体育总局在理念上存在极大的分歧。何振梁也重视金牌，但他的用意是凸显金牌背后的精神内涵，而总局片面强调金牌的政绩功能，忽视了奥林匹克文化追求。体育总局耗费巨资兴建的中国体育博物馆不到10年竟因开裂沉陷沦为危房，十多年前就开始闭馆。反观何振梁以个人的财力和收藏，在无锡修建了展品高达1900件的奥林匹克陈列馆，长期免费对公众开放。
何振梁晚年风波多少让人遗憾，但往事并不如烟，许多是非和争议，时间和历史会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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