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戴帽给烧钱灭火

　　传说已久的“帽子”终于要戴上了。

　　“注资帽”“薪酬帽”“奖金帽”“转会帽”……近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国职业足球将在财务监管上有大动作，上述各种限制体现在中国足协即将推出的《职业俱乐部财务监管规程》及其配套的2019-2021年监管指标中；同时，统一俱乐部财务记账规则、打击阴阳合同和逃税漏税等也是新政的措施。

　　中国职业足球近年来大肆“烧钱”的虚火，能否就此降一降？它能为其他行业做好榜样吗？

放纵“烧钱”无异饮鸩止渴

　　2004年，中国的顶级足球联赛从“甲A”改制为“中超”，当时号称对标的是英超联赛。然而，十多年后，在许多球迷眼里，中超唯一能和英超媲美的只有它的“烧钱”能力。

　　中超到底有多烧钱？2017年12月初，中国足协公布了第三方审计机构对2016赛季中超、中甲两级俱乐部财务状况的调查结果。数据显示，2016赛季中超16家俱乐部收入为70.82亿元人民币，但其投入为110.14亿元，一个赛季下来整体亏损近4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家俱乐部亏损2.4亿多元。相比中超，中甲俱乐部的总亏损只有8亿多元人民币，但中甲的总收入只有10.92亿元，而支出达到19.15亿元，亏损幅度比中超更甚。

　　这项统计显示，在中超的支出费用中，人工成本即球员和教练工资占67%；而目前世界五大联赛中薪酬压力最大的英超，人工成本也只占整体开支的58%，德甲更是只有42%。中超的竞技水平离五大联赛还有很大距离，而整体薪酬水平却已经不遑多让了。

　　而在国内足球媒体近日公布的统计数据中，最近6年间中超共有5支球队总投资额达到了1.7亿欧元（约13.3亿元人民币），最高的河北华夏幸福达到了1.98亿欧元。在各类机构给出的当前全球球员的年薪前十名榜单上，中超的几大外援也至少占据了三个席位：上海上港的奥斯卡以2400万欧元居第四，紧跟内马尔之后；他的同胞和俱乐部队友胡尔克以2000万欧元的年薪排在第六；前十榜单的末尾也由中超球队引入的外援把守。

　　巨额投入、高薪引援，这些最直接的效果当然是在短期内增加了比赛的精彩程度和对球迷的吸引力，也对联赛的品牌影响力有所提升。当多名巴西国脚、前国脚都在中超踢球，中超的豪门对话变成南美外援的“内战”之时，球迷们自然会更愿意到现场来支持那些原本在千里之外、只能在屏幕上远观的偶像，就算仍然是只能看直播视频也省去了熬夜之苦，球市越来越火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中超联赛的每场平均上座人数2009年为16059人，至2015年大幅攀升至22193人，增幅达38.2%。以广州恒大在亚冠的两次折桂为代表，中超的国际影响力也在逐年增加。2016年，全球已有51个国家和地区转播中超比赛，其中不乏英国、比利时、葡萄牙、法国、巴西等传统足球强国。

　　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如果这样的“金元风潮”持续下去，带来的将是职业足球的竞争失衡加剧，这将反过来从根本上摧毁足球市场发展的基础。因为足球比赛的精彩程度，很大程度上与之存在的不确定性有关，如果只靠拼财力造成强者恒强、弱者恒弱，以及“寡头垄断”，那么比赛将越来越失去悬念，人们的关注度会逐渐降低。

　　实际上，这样的竞争失衡在中超正在逐渐加深。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产业分会常委兼秘书长、上海体育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曹可强主持完成了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2016年重大约标项目《足球产业开发的相关理论研究》。研究报告中提到：“C5”是国外学者研究欧洲职业足球竞争平衡的一个应用普遍且可靠的测量指标，它是指职业联赛中赛季结束时，排名前五名俱乐部所获积分总和占所有俱乐部所获积分总和的比率，数值越大，则联赛竞争失衡越显著。中超2009-2015年的C5数据变化趋势显示，除2012年有所下降外，其他年份一直处于上升中，2009年C5为0.37，2015年升至0.45。

　　当需要把中超与参赛球队数量不一样的其他联赛做横向比较时，就要引入另一个指标：“C5竞争平衡指数”（C5ICB）。在这样的考察角度下可以发现，虽然在2009-2014年间，中超的该指数低于欧洲五大联赛；但明显地，中超C5ICB的上升速度逐年加快。至2015年，中超联赛的该指数已经高于除西甲之外的其它四大联赛。

　　“金元政策”导致的竞争失衡让联赛各俱乐部把注意力过分集中于筹钱、投钱、“买买买”，而忽视了后备梯队培养、管理制度建立、场馆设施建设等。曹可强对《新民周刊》记者表示：这种短视行为，从宏观而言，造成了在足球产业上投入的国家资产的低效利用和流失风险。

　　显然，如果放纵“烧钱”趋势蔓延，无异于让中国足球饮鸩止渴。

“帽子”应是博弈后的结果

　　为应对这样的状况，中国足协在较早就开始了相关的政策研究，从今年年初以来，就在不同的场合陆续释放相关信号。最近的这一次通过新华社的“官宣”，虽然还未正式公布政策的细则，但基本的方向已经比较明朗，某些措施也有了基本的落地时间表，因而引起了热议。

　　不少国内足球俱乐部的管理者对新政持整体肯定态度。同时，也有人担心，国外足球联赛或者其他体育联赛固然有成熟的“工资帽”“公平法案”等制度，但那是在产业发展相对成熟的市场体系中适用的，到了中国会“水土不服”。

　　11月26日，中国足协新闻办官微发布消息称，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国家集训队参加2019中超联赛不属实。此前，在2018中超收官阶段，足协却从各俱乐部抽调选手组建U25国家队军训，让诸如大连一方等队人员捉襟见肘，引来热议。

　　质疑之声较为集中的还有新政在设置球员薪酬限额（薪酬帽）的具体措施时，提到“2019赛季所有国内球员重新签订劳动合同，薪酬待遇按税前金额及新的标准重新签订”。这一条被普遍认为有违反劳动法的嫌疑，且足协没有权力强行要求俱乐部如此执行；如果足协要强推，又有可能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违背了新政的初衷。

　　对此，游松辉表示，如果足协真的如此要求，显得过于草率，他认为必须设置过渡期，让改革运行在循序渐进的轨道上。曹可强则提出，足球改革政策的制定不是足协一家的事，而是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各个部门的通力配合，像劳动合同的签订，就涉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介入，他认为，在政策的细则推出时，这一方面应该做出改善。

　　曹可强说，实际上，对俱乐部财务的治理，已经明确写入了三年多以前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方案》第十二条的内容包括：“制定俱乐部人才引进和薪酬管理规范，探索实行球队和球员薪金总额管理，有效防止球员身价虚高、无序竞争等问题。研究引进高水平外援名额限制等相关政策及决策机制，处理好外援引进与本土球员培养的关系。加强俱乐部劳动合同管理，严厉查处‘阴阳合同’等违法行为，及时纠正欠薪行为。调整俱乐部运动员转会手续费政策，减轻俱乐部负担。”足协即将推出的俱乐部财务规范措施，是对《方案》这一国家层面战略的落实，需要得到各方力量的支持协助。

　　另外，给俱乐部的各种“帽子”究竟会如何划线，也是公众非常关心的问题。中国职业联赛各个俱乐部之间的经济实力、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如果直接以整体的水平设置一个统一的“平均值”来给各俱乐部“戴帽”，将会造成新的不均衡。曹可强表示，以他在开展研究时与中国足协团队的接触来看，足协掌握了各个俱乐部收支的一手详细数据，并且借助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的专业支持，所制定的政策较之以前会更加科学。他认为，经过“政社分离”的改革，足协的行政色彩尽管不能说已经完全消失，但正在不断减弱，他们对俱乐部的市场主体地位也更为尊重。他相信，各种“帽子”的划定，将是一个足协与各俱乐部共同协商、互相博弈之后的结果。

　　同济大学国际足球学院院长游松辉认为，一系列“帽子”的限制引导，有利于中国职业足球的长期稳定发展。他特别指出：足球在当前备受关注，因而这种去除虚火、求真务实的政策，不仅能促进足球产业以及体育产业健康发展，还能对社会其他领域的风气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改革这才刚开始

　　在许多球迷心中，中超近年打得越来越好，而中国足球整体水平依然不行，主要还是“国字号”球队踢得不行。在新华社发布“帽子”新政后几个小时，这种反差就在国足与巴勒斯坦的友谊赛中体现出来。面对国际排名仅第99位的对手，国足却打得绵软无力，只能交出“逼平”的答卷，让很可能是里皮带领国足的最后一个主场黯然收场。新政能直接让国足受益吗？

　　曹可强认为，对俱乐部财务的规范，直接作用于联赛，是中国足球改革的阶段性的措施，这种改革的成果若要在国家队层面体现出来，可能需要三到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新政对国家队球员的影响更多是在心态和理念的转变，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并且，各种“帽子”戴上之后，俱乐部把省下来的钱投向哪里，这也是个关键的问题。游松辉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对中国足球而言，找准资源的投入点确实非常关键。他举例说，人们一直在谈青训的重要，但是在让更多孩子来学踢球的同时，不能忽视把资源分配到优秀教练员的培养上。不然，光有学生没有好老师，也培养不出优秀的足球人才来。

　　另外，通过足协制定财务规范并不是让中国职业足球均衡健康发展的唯一途径。在前述的《足球产业开发的相关理论研究》中，曹可强和他的同事龚波提出：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管理者要通过政策引导和扶持，促进中超俱乐部在空间布局上的平衡。

　　具体而言，是借鉴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议，结合中国国情，形成对中西部职业足球的对口支持。依托国家经济文化带，形成以渤海湾城市圈为龙头的黄河流域（华北西北）足球带、以长三角城市圈为龙头的长江流域足球带和以珠三角城市圈为龙头的珠江流域足球带。他们的思路是，借鉴NBA的空间竞争平衡模型，在省份或城市间建立对口扶持或合作战略伙伴关系，在市场分割、赛事分区分级、人才培养与选拔、人才交流等方面实施区域性战略平衡、相互竞争，形成三个带状空间的竞争平衡。

　　同时，曹可强的团队还提出，当前国内的职业足球偏向于“柱状体系”，即中超和中甲球队都是16支；目前中乙是28支，但几年前还是和中超中甲一样是16支球队。这种体系是计划经济的遗物，在不完全市场经济体制下有限的配额容易被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垄断。他们认为，当前情景下可考虑继续积极扩大中甲、中乙的规模，与中超形成合理的“金字塔结构”。

　　足球的发展也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补偿性竞争平衡也不应忽视。

　　他提出，国家有限的支持资金可以更多向中西部倾斜，在场地建设、师资培训、校园足球布点、重要赛事承办、地方赛事组织、对外交流、赛事转播等方面开展扶持，扩大这些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足球运动的影响力。俱乐部奖金比例分配也可以做调整，除名次因素外同时考虑中西部补偿政策。与以上政策相协调，青少年U系列比赛中可以提升中西部球队的奖励力度与配额。

　　这些策略，有的尚待落实，有的已在路上。财务的“帽子”，只是中国职业足球均衡发展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