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踏实青训，唯有空中楼阁

　　2019亚洲杯，国足以一种极不光彩的方式止步于四分之一决赛，再次伤透所有球迷的心的同时，人们都看到了另一个事实：曾经水平比中国低了一到两个档次的越南、泰国等不少东南亚国家队，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面对强敌可以打得有声有色；虽然实际战力和最终比赛名次都依然远远称不上是强队，但绝不再是我们可以轻易看低的“鱼腩”。

　　许多人都认同的是，这样的一进一退，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彼此的青训效果。青训，这对近年来的中国足球而言，早已是个被讲烂但又绝对逃不过去的话题。我们的青训，怎么就做不好？

中国青训也曾有效

　　东南亚国家球队给国足的震撼并不是从本届亚洲杯才开始。一年之前的U23亚洲杯上，越南队不仅从“死亡之组”突围出线，还在淘汰赛连克夺冠热门伊拉克、卡塔尔，最后拿下亚军；而中国U23在这届赛事未能小组出线。更早的2017年，越南队打入世青赛，拿到了他们在世青赛上的首分；可中国足球已有12年无缘世青赛。

　　2017年，马来西亚U14国少队参加“SUPER MOKH”杯赛，力压巴黎圣日耳曼和里斯本竞技夺冠，令人赞叹。

　　这些国家的青训是怎么做的呢？以越南为例，早在2010年时，该国国内就已经有了U21、U19、U17、U15、U13的全国联赛，后来又增设了U11联赛，形成了6个级别的联赛体系，让青少年在联赛中得到训练；其足球培训机构也根据球员的年龄分成三个层次。多层次联赛和培训机构对选拔人才的好处是，能够发现表现最稳定和真正具备实力的球员。例如，一名球员可能在U15踢得很好，但到了U17却很平庸。如果他从U11至U23都表现出色，就自然拥有更多的锻炼和展现空间。

　　其实，中国的足球青训也曾经有层次完善的“黄金时代”。在上世纪80年代担任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简称“上海市体校”）副校长并分管足球项目的许周铭告诉《新民周刊》记者，那时上海的青少年足球具备四级的人才训练网络：第一级是全市各个重点发展足球的中小学，第二级是各个区县的青少年体校，第三级就是他当时任职的上海市体校以及杨浦、普陀等某些足球水平较高的区县青少年体校，第四级是上海青年足球队。

　　许周铭说，能经过前两级选拔进到市体校的孩子都是踢球具有一定水平的，然后在学校内部根据他们的年龄，再每两岁划分为一个层次，每个层次建一个23人的球队来开展训练。最多的时候，上海市体校一共有5支足球队，也即横跨了5个年龄层次。“当时的足球后备力量发展遵循的是1:2:8的比例，也就是一支上海成年足球队，要匹配两支青年队、8支少年队。”他介绍，“大家心里都清楚，要有‘甘为他人做嫁衣’的精神，广泛地打牢基础，才能把足球搞上去。”

　　市体校的学生最后能进到上海青年队的也只有不到10%，但其他人也都有较好的出路。许周铭说，市体校也是教文化课的，那些进不了市青年队的孩子有的走高考路径，通过市体校与高校的合作项目，进入了同济大学等足球特色高校继续深造；有的经市体校推荐，走上教练岗位，也实现了自身价值。这样，家长很乐意把对足球感兴趣又有天赋的孩子送进体校。以这样的模式，上海市体校培养出吴金贵、成耀东、范志毅、孙雯等足球名宿。

　　除了这样的多层体系，当时行业体协也为中国的足球青训强力助推。1952年成立的火车头体协，是铁路系统的体育协会，在原铁道部下属各个路局都有分支机构。1987年至1990年间，火车头体协乘着1990年北京举办亚运会的东风，招揽各路体育人才，只要进入火车头体协成为编制内运动员，就算没有进入更好级别的足球队，成年或退役后也可担任铁路中小学的教师或者成为列车上的乘警，有的还可以直接落户北京等大城市。

　　再如，始于1988年4月的大连铁路足球队在此时期也吸引了大量青少年足球人才，后来与企业合作，成立了大连毅腾足球俱乐部，其青训系统为中国足球培养了赵旭日、王大雷、董方卓等一批实力球员。

　　在当时的经济社会体制下，体校以及行业体协这样的体系，让中国足球的青训卓有成效。

规划容易落地难

　　然而，当中国足球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职业化进程，之前的体校和行业体协建立的比较完整的青训体系未能得到延续，而是逐渐崩塌。“当时就是青少年球员被‘一锅端’给俱乐部了。”许周铭如此形容当时的转变。但是，球员去了，之前的多级训练体系却没能跟着一起对接到俱乐部。俱乐部是否建立青训系统，完全变成了它自己的选择。

　　理论上，一支俱乐部球队想要获得好的成绩，必然要建立配套的青训梯队。然而当甲A变成了中超，近年来愿意这样做的俱乐部居然越来越少，中国的顶级足球联赛变成了“金元足球”的竞技场，大把的钱花在聘请国际著名教练引进大牌外援上，青训却少有人顾及。这让足协不得不陆续出台许多政策来强制俱乐部重视青年球员，最近还搬出许多“帽子”来镇压这股旺盛的虚火。然而这些政策都还未能治本。

　　市场和行业失灵时，就该政府出手，从顶层设计来做引导。还是看看东南亚国家的例子：马来西亚在2014年制订了“国家足球振兴计划”，由马来西亚政府牵头、教育部主管实施、足协参与，把“足球青训”提升到国家的重要战略地位。该计划聘请该国曾在拜仁青训系统任职的林东金担任计划总监，并且全力放权给他，前述几个部门全面配合。没有铁球门，就使用廉价的充气球门；青训教练不够，林东金就自己当讲师培养教练。3年间，林东金把2014年时连完整青训场地都没有的马亚西亚少年足球，带到了可以战胜欧美同年龄强队的水准。

　　对此，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教育训练学院足球教研室教授龚波向《新民周刊》表示：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足球青训的理论和实践已经不存在什么“独门秘诀”，各国从硬件到软件都可以向先进国家学习。“最关键的一些原则，相信只要是资深球迷也能说得出来。”在他看来，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青训是否能持续助推其足球发展还需要观察，因为这些国家足球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资源的缺乏；然而，他们在贯彻足球发展规划这一方面做出的榜样，是确实值得中国足球深思的。

　　中国于2015年颁布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第二年又由部委出台了《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国家领导层对此不可谓不重视，顶层设计的水准也不可谓不高。但是，几年来，却屡屡出现“中小学的学生们抱着足球做个韵律操，校领导就可以汇报说学生们成为足球人口”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新闻。

　　龚波表示，青训体系的建立、校园足球的推广，是一件久久为功的事，千万不能做得太急。他举例说，现在全国中小学缺足球教练，于是就一股脑地去培养新手，想在短期内新增几十万人，这能落到实处吗？“其实，带孩子们踢球，我们最缺的不是懂专业技术的老师，而是真正内心喜欢足球的老师！”

　　他同时指出，虽然有了顶层规划，但相关部门依然把发展足球作为一项政绩来完成，只求快速完成指标，这实际上是对《规划》所依据的客观规律的违背。例如，教育部2017年宣布提前三年完成2020年的“全国建成2万所足球特色学校”的目标。“数据是可以提前达到，然而这种‘大干快上’，真的能把足球氛围营造起来吗？”

　　急功近利之外，青训政策无法一以贯之，总是人亡政息、朝令夕改；相关人员的主要精力不是做好事，而是拉山头、搞派系，互相倾轧……这些都成了当前中国足球青训的几大顽疾。许周铭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人们需要体育精神为经济社会的建设鼓劲，所以从政府各级主管领导到教练、运动员，都是抱着拼搏精神在扎实地干。而现在，当体育精神不再有那么多的象征意义时，似乎不少人都忘记了这股精神。

　　“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想要把足球发展好，这股精神一定不能缺。”他坚持说。

训练是“最简单一环”？

　　近年来，很多足球发达国家的青训机构都来到中国。在2018年11月首届进博会的服务贸易区，就有巴西的罗纳尔多足球学校、与同济大学国际足球学院合作的巴西桑托斯俱乐部足球学校、意大利国际米兰足球学校等国际青训机构参展。如果说中国青训正是“亟待重建”之时，当这些先进理念和实践已经来到家门口时，我们能利用好吗？

　　在龚波看来，目前的中国足球青训，选择和建立适当的训练体系只是要攻克的重重难关中“最简单的一环”，“更难的是整个社会教育观念的扭转。”

　　时过境迁，中国足球青训不可能再回到依靠体校和行业体协全部解决足球人口前途的模式。然而二十多年来，发生变化的还有整个社会的教育理念：如今，高考的“威力”比彼时不知强了多少，大多数家长都会让自己的孩子把最大精力花在提升学业成绩上，从早教班开始一直到大学，都要奔着考最好的学校去，如此焦虑的他们，怎么会愿意让孩子只是为了兴趣爱好而分出时间去踢球？

　　家长不让孩子运动，学校也把孩子束缚起来。小学为了避免学生在运动中受伤后承担责任，直接规定学生在课间只能待在教学楼，不准到操场活动——近年来，全国各地这样的事情屡次见诸媒体报道。放学后，许多学校则是尽快把学生送出学校，不让他们再有上操场的机会。如果孩子们连踢球的场地都无法接触，又怎么能指望他们成为足球人口？

　　龚波还提出：为民众提供足球运动的场地，应该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如果说新建和改造场地受到资金和土地资源等限制的话，那么将各级学校的足球场尽可能多地开放给社区，产生额外的管理和养护费用由财政适当补贴，这应该就是要尽力做到的。

　　然而，就算在学校向社区开放体育场地已经相对做得比较好的上海，《新民周刊》记者依然发现学校开放场地最常见的情况就是管理人员可以让来活动的民众上跑道，偏偏就是不准进足球场里踢球，理由通常是“不要踩坏了草皮”。显然，顶层规划中“提高学校足球场地利用率，加快形成校园场地与社会场地开放共享机制”这一条，有些学校的管理者还未必理解和执行。

　　许周铭感慨：当年上海有那么多的足球特色中小学，如今已经显著减少了。“学校和家庭都太偏向于文化成绩，现在我们教育的路是越走越窄了。”

　　龚波表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足球水平是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它不可能依靠举国体制，也不能孤立于社会体系而存在。因此，青训要做好，与之配合的因素非常关键，许多工夫要花在“诗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