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体育的根在这里

　　如果从1992年底1993年初在广东举行的“甲A锦标赛”算起，中国足球举行主客场性质比赛的历史已经整整30年了。30年时光，中国足球确实有过相对高潮时期，或者高光时刻——譬如甲A联赛头几年球市火爆，譬如米卢蒂诺维奇率领国足进军2002年日韩世界杯正赛，中超一度吸引5年80亿元版权费且有球队获得亚冠冠军！

　　然而，30年来，中国足球的成绩、形象更似乎陷入某种螺旋式的下降。如今，无疑又是低谷。

　　足球，早在1992年那个低谷期，在红山口会议时，就确定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方向是——职业化。抚今追昔，如今的中国足球，似乎应从乡村足球中寻到一些药方来深化改革，并阻止进一步的螺旋式下降，甚或寻到螺旋式上升的转折点。足球如此，整体上看，中国体育也该越来越重视来自乡村的力量。特别是职业体育的发展，离不开厚筑基石。这基石的重点之一，就是乡村。

上图：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瓦吾小学的彝族孩子们在上足球课。瓦吾小学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被称为“云端小学”。足球为孩子们架起了一座通向山外世界的桥梁。图为学生用废旧轮胎进行负重训练。

螺旋式下降

　　曾获得亚洲足球先生的范志毅有句经典名言——“再输下去，要输越南了”。之所以说这话，是2013年针对卡马乔为主帅的国家队在热身赛中0-1输给泰国队。

　　其实，中国足球队此前又不是没输给过泰国队！那场球可不是热身赛——1989年10月1日国庆之夜，高丰文为主教练的国足在北京亚运会全场占尽优势的情况下，被泰国队偷袭得手，0-1告负，未能进入四强。

　　不过，范志毅还真是一语成谶。近9年之后，2022年2月1日，大年初一，李霄鹏为主教练的国足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1-3真输给了越南！

　　比赛总有输赢，回首往事，中国足球的螺旋式下降，更多体现在各种折腾上。这两年，中超因为疫情而不得不举行赛会制或者类主客场制的比赛，就不免令人想起30年前的甲A锦标赛。原因在于许多中超球队只能在无疫情的第三地设立所谓“主场”，且看台上观众不多——既然球队并非本地，当然缺乏本地拥趸的支持。如此一来，商业开发也非常困难，许多球队在此方面几近于无。

上图：2022年7月24日，2022东亚杯男足第2轮，扬科维奇（左一）在指挥比赛。

　　如果说疫情对联赛来说是很大程度的不可抗力，让联赛神似重回“甲A锦标赛”，则中国男足几乎整年没有比赛，国足名义上的主教练李霄鹏既没有被宣布下课，又似乎根本没有岗位工作可干，就更令人感慨。2月24日，中国足协宣布亚历山大·扬科维奇担任国足主帅，而他带了许久且即将奔赴赛场的国足亚运代表队，则交由他推荐的久尔杰维奇来带。这不禁令人慨叹——这一出戏早年间就演过！高丰文兵败北京亚运会后辞职，之后国足也经历很长一段时间主教练空窗期。甚至为了打亚洲杯预选赛，1992年初，中国足协“发明”了让广东省队、广州市队组成联队以国足名义参赛，竟然也出线了。然后让国奥队主教练徐根宝升帐国足主帅。只不过当时徐根宝一肩挑两担，当国奥兵败吉隆坡后，没带国足打过一场比赛的徐根宝的国足主帅帅印就被收回。接下来，洋帅施拉普纳上任。国足主帅自此进入洋帅不行土帅上，土帅不行洋帅顶的循环。唯一例外是率领国足进军世界杯的米卢蒂诺维奇，算是打完世界杯正赛、合同结束不再续约……

　　中国足球带给国人的负面印象主要还不在换帅之乱与成绩之差，而是其黑。2011年左右足坛打黑风暴，特别是中国足协高层南勇、谢亚龙、杨一民等纷纷东窗事发。如今又是一个轮回，且接受调查者层级再次提升——陈戌源成为史上第一位接受审查调查的中国足协主席，李铁成为史上第一位接受审查调查的国足主教练。

　　原本在失去进军卡塔尔世界杯机会以后，媒体嘲讽国足称，这支球队将成为最早备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球队。可光阴荏苒，时隔一年，中国队却连个主教练都似乎未确定。在陈戌源被审查调查尚未官宣时，中国足协总算想起来开会准备商量如何遴选新一任国足主教练。如今好歹扬科维奇走马上任，中国队终于成为最后一批备战美加墨世界杯预选赛的球队。

上图：1992年5月6日，万宝集团和白云山集团在白云山制药总厂为粤穗联军组成的代国家队举行亚洲杯预选赛庆功会，并履行赛区承诺的五万元奖金的奖励。

体育市场发展有规律

　　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初衷是什么？到底是为了促进国家队比赛成绩的提升，还是为了开发市场并使得更多人投入到足球运动中去，或者说增加足球人口？

　　如今许多人回忆甲A联赛，大致会从1994年首届职业联赛开始算起。可中国足球甲A联赛真是自1994年开始的吗？事实并非如此。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足协就着手将此前的甲级队分为A、B组。一大原因是增加甲级队份额，以提高各省市举办专业球队的热情。甲A、甲B，名义上都是甲级队，在各省市体育系统中就不会轻易被解散——此前，不少乙级队被解散，甚至有甲级队降级后立即解散的例子。球员六七岁开始练球，最终二十三四岁退役从此告别足球者大有人在，反正24岁以上的都能称老将——造成极大的人才浪费。

　　专业队时期的甲A联赛，一度还有国脚加分。也就是入选国足的各专业队国脚，因为参加国家队长期集训而无法参加联赛，索性补贴各队相应积分。甚至，1989年，当时的少帅徐根宝任主教练的国家二队，还参加了赛会制的甲A联赛并夺冠！站在职业足球视角回看，这些事未免感觉荒唐。但如果用专业化体系的标准去衡量，这无非“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精神的具体体现。

　　因为高丰文率领的国足1989年秋在世界杯预选赛中两个“黑色三分钟”只差一步到罗马，继而在1990年北京亚运会输给泰国，一再证明“国内练兵”作用不大。随着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谈话，当年6月23日至27日，中国足协在北京西郊红山口举行会议，确定将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确立了中国足球要走职业化道路的改革方向。

　　1992年12月31日至1993年2月28日，“甲A锦标赛”在广东举行——这其实是一项带有实验、预演性质的比赛。当时确定，由1992年甲A联赛八支球队中的前七名，加上广东本地的甲B球队佛山队参加此项比赛。这项比赛的赛制，如今看来有点不伦不类——看上去，似赛会制，在广东一地举行；可实际上，又带有一点主客场制的元素。其中，实力最强的辽宁东药队，与广东宏远队、广州太阳神队分别坐镇广州市内的三座球场；大连华录队被分派坐镇当时的三水县；北京国安被分派坐镇当时的鹤山县；上海爱克发被分派坐镇东莞市；八一队被分派坐镇江门市；而佛山队则坐镇自己的主场佛山新广场体育场。

　　“甲A锦标赛”开展后，上海爱克发队主教练王后军有了新发现。他说，实践证明，通过打模拟主客场，发现中国足球也可以开发门票收入。每场进账多的能到上千元。这还是在模拟主场东莞达到的收入规模，如果回到上海，坐镇江湾体育场，这门票收入或许更为可观！而在全部赛事结束后，每队选出3名球员，共计24人，每人获得2000元优秀球员奖金。

　　彼时的东莞，刚撤县建市不久。许多地方还是农村，主城区看起来也是一个没有太多规划的小县城。至于江门、三水、鹤山更是如此。并且，即使这些地方之间的交通，也远没有如今这样发达。如今回忆，很难想到，中国职业体育真正起步之地，竟然是这些当年尚未完全城市化之地。一些球员的“第一桶金”也从这里得到。

　　中国所谓职业联赛，自1994年足球甲A联赛起步；日本的职业联赛J联赛则在此前一年启动。如今有媒体评论认为，中日足球职业化几乎是同期起步，日本足球经过职业化而突飞猛进，而中国足球与之相比，颇有南橘北枳之感。其实，这是将中日两大联赛简单对比后的结果。殊不知，中国职业联赛从1994年甲A到此后的中超，长期以来球队多依靠企业冠名赞助，及至之后企业包养。从主客场制甲A联赛初期的地方国企、乡镇企业、民企等注资，到之后汽车、信息产业、房地产企业轮番弄潮，这样的联赛本质上是伪职业联赛，其中不少球队既没有完全摆脱体工队的窠臼，更多的球队被企业包养而似企业队。其中的典型，譬如恒大——2013年恒大集团下发的“关于下发《恒大国脚八项规定》的通知”，就是一份公司内部的“红头文件”，是要抄报集团领导和集团办的。本质上，这支从广州市足球队脱胎，经历了白云山、太阳神、吉利、香雪、日之泉、广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球队，当时已经是恒大集团的一个下属企业。

　　如果这也算职业化，那么，日本足球自1965年开始的全国联赛，就可以算职业化了！瞧瞧当年日本全国联赛的各队队名——古河电工、三菱重工、日产汽车……。但日本自认为从那一阶段到职业联赛之前的日本联赛为“产业联赛”。本质上，各俱乐部都是大企业包养，是企业的一部分。1988年经中国足协推荐前往日本踢球的沈祥福、吕洪祥、徐树刚，当时加盟的球队是次级联赛的富士通。1993年日本职业联赛开始时，富士通队还不是职业队。1996年，球队独立运营企业富士通川崎体育管理株式会社；1997年成为职业联赛准会员，并更名川崎前锋；1999年，川崎前锋参加首届J2联赛，之后在顶级联赛和次级联赛中沉浮，但好歹算是职业队。至于川崎前锋能否参加职业联赛，是联赛委员会来考评把关，而非日本足协说了算！

　　日本职业足球发展的同时，基层足球运动之普及更是如火如荼，这才是日本足协久久为功之处。高中联赛能全国电视转播——绿茵场上草皮保养之好，不输职业赛场；小球员装备之专业，特别是球衣背后印着的号码、姓名等等，看似格式与职业队大牌球星无异。《足球小将》等文化衍生品又令各地更多孩子投入足球。而当我们回看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10年代的中国所谓职业联赛，许多球场草皮不像草皮，即便引进了德罗巴、阿内尔卡这样的巨星，可他们球衣背后却连个名字都不印。更别提市场开发领域的种种滞后……

　　这些现象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其实不无关系。

在乡村筑大底

上图：2022新民晚报杯青少年足球赛，喀什队对阵巴楚队。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全面小康之后，城市各种青少年联赛、白领足球赛纷纷出现。甚至五人制粤超这样的类似企业联赛也一度如火如荼。

　　2023年新春，当徐州六堡“村界杯”火热，引来出身当地的国脚李昂在微博发了段视频介绍，没想到短时间视频播放量攀升到280多万次，微博点赞近2000个。这似乎打开了一个新的视界——原来这里也有足球，这也是中国足球的一部分。不仅在徐州乡村有足球运动开展！截至记者发稿，“2022中西部县域乡村足球系列活动”正进入尾声。统计数据表明，到2023年2月底，已有2万人参与这项活动。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男足竞技水平欠佳且中国足协层面有不少负面新闻，却并不妨碍中国老百姓从世界第一运动足球中寻求到欢乐。与当年甲A球市火爆时期相同，中国足球的群众基础很好，球迷很多；不同的是，如今，有更多人亲身参与到足球运动中去。如果中超、中甲再不进行深刻的职业化变革，譬如假设联赛委员会再没有实权，各俱乐部再在市场开发等方面受到足协种种掣肘，则未来资本未必不会转而流入乡村足球或者其他体育项目。毕竟，投钱给乡村体育所需启动资金比投给职业队低，却未必没有吸睛效应。当然，良性的投入应该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顶尖联赛、球队能吸引全球资本，譬如英超、意甲中，就不乏中东和中国资本；而次级联赛等，也能相应吸收到一些海内外资本；到了乡村联赛或者乡村体育招商，可以吸收来自对本地市场有目标诉求的资本。毕竟，体育市场发展是有规律的。《新民周刊》记者注意到，新民晚报杯青少年足球赛，新疆喀什队与巴楚队比赛赛场上都已有了企业赞助广告。

　　未来的中国体育的整体发展，“村界杯”足球赛、“村BA”篮球赛也好，“美丽乡村健康跑”也罢，乡村体育红火背后，是乡村振兴的一种体现，其实是中国经济发展达到一定厚度使然。农业农村部网站2月21日公布《农业农村部关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部署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举办全国“美丽乡村健康跑”等农民体育品牌活动，探索推广“村BA”篮球赛等赛事。怎么探索？在地企业从中应该嗅到商机了吧？

　　此种赛事的初衷，想来主要不该是仅仅为了发现各种体育项目优秀苗子，也主要不是由此推动此项运动的成绩逐步提升，而该是普及运动，让更多人，特别是生活在乡村的人们找到快乐。运动项目本身能带来快乐，难道不是该项运动所能够长久存在的重要意义吗？

　　而当运动普及率提高以后，成绩提升，或许也会如期而至，恰是——“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归来偶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生命的张力，运动的意义，莫不如此……主笔｜姜浩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