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说“你的照片会说话”

口述｜夏永烈 整理｜郑正恕

　　夏永烈：生于1935年，逝于2019年1月9日，江苏无锡人。先后在《新民晚报》、新华社上海分社、《解放日报》、《文汇报》和上海科技出版社等单位任记者、主任记者，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曾兼任中国新闻摄影学会执委、理事，上海市新闻摄影学会和上海摄影家协会常务理事，市文代会代表，中国老记者联谊会理事等职。在漫长的新闻生涯中，他满怀激情，身背相机，穿梭于上海的工厂乡村、大街小巷，奔波在我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拍摄了大量新闻图片。1988年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上海摄影家，被邀赴法国参加国际摄影艺术节。

（一）照片是“会说话”的新闻

　　我初中以前，数学成绩不行，语文还可以。我特别喜欢体育，从小就爱打篮球，初中时打校队就当上了队长。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无锡城内一个地方叫中央大戏院，剧场后面有一个小型水门汀篮球场。我们初中球队也到那里去打，还和无锡锡剧团演员们打过比赛。与演员打交道，无意中为我今后当新闻记者去拍摄文艺界人士打下了人脉基础。高中我才读了一年就肄业了，家里穷，付不起学费，我就考上了太仓师范学校。那时候，读师范是免费的，国家还提供吃饭补贴。1953年夏，我从太仓师范毕业。那年，学校要求学生响应国家号召，到东北、大西北去建设重工业基地。我毫不犹豫地响应号召，准备报名到东北去工作。当时，新中国建设刚起步，有些同学是有思想顾虑的，他们怕到东北或大西北去，因为那里的生活太苦了。结果，分配方案公布了，大大出人意料的是很多报名去东北的同学，都被分配到了上海的大工厂，我就被分配到上海自行车厂工作。理由是我们这些人思想好，思想进步的青年就应该分配到大上海去工作。于是，我一个无锡人，就成了上海人，成了一名能为全国人民生产 “永久”牌自行车的上海自行车厂员工。

　　进厂做工人后，我做了两件事：出厂报、组织厂篮球队。很快，我又当上了篮球队队长。不断苦练，不断参加比赛。从区里打到市里，从市里打到华东地区，一直打到全国。1955年，全国总工会组织全国机电系统职工篮球赛，我们上海队获得了第二名，全国亚军！我也因此被评为国家二级运动员。因为我爱好运动，我懂得运动员的许多动作，这也为我今后专拍体育运动类照片，打下了结实的基础。一句话，我要求我的照片要有动感，而有动感的照片就会“说话”，就会“讲故事”，这是我当新闻摄影记者能出片子的“秘笈”之一。

　　第二件事就是负责办厂报。我们上海自行车厂的厂报办得有声有色，在全市也赫赫有名。我办报时，把自己所有本领都拿出来了。我喜欢作文，抄抄写写都行。我还喜欢写美术字，为厂里写大幅标语等等。1956年底，我写了一篇短文《单人宿舍里的锻炼小组》投稿给新民晚报，结果，真的登出来啦。从那时起，我办厂报的劲头就更足了。记得也是在那年年底，市里领导来厂视察，发现我们厂报还办得真不错，于是指示市里有关部门，可对厂报编辑部人员进行业务培训。过了不久，我就被抽调到市委有关部门，接受党的宣传工作培训。有一天有位领导对我们说：“你们都来自基层厂报，你们都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党最信任你们。”果然，1957年春天，我被调进新民晚报社，到体育报道组当文字记者，从此，开始了我的新闻工作职业生涯。

　　进了新民晚报社，除了写报道外，我还是喜欢打篮球，又组织了新民晚报篮球队，我又当上了篮球队队长。球队从区里一直打到市里，有一次，我们和上海电影制片厂篮球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到了场上，一看，嘿，好多电影明星都来了，观众席上还有《渡江侦察记》里扮演国民党情报处处长的陈述。那天，我打前锋，防守我进攻的是赫赫有名的大演员孙道临和舒适。说实在，他俩打得还真不错，我的好几次上篮，都给他们封住了。回报社后，同去的摄影记者范文卿给我看了一张放大的照片，上面拍的就是我和孙道临、舒适的对垒，太精彩了。我问范文卿：“本人打得如何？”范文卿直言：“你打得不错，就是话太多。场上满场飞，嘴里还在喋喋不休‘骂’人家呢。”他的批评我接受了，同时，他的照片也送给我了。从那刻起，我的心里就有了一种说不清的冲动，我觉得我当记者不仅要写报道，还要学拍照，照片是“会说话”的新闻，也就是从那刻起，我暗下决心，我要学拍照。

　　1959年的某一天，我接到采访任务，上海足球队有一场重要比赛，地点是在浦东工人体育场。出发前，我往自己的采访包里多放了一样东西——一架旧照相机。比赛开始了，我拿着照相机蹲在球场边，开始断断续续地拍了一些照片。比赛相当激烈，一名前锋盘带着球向我冲来，一脚就把足球踢了过来。我心里一慌，仰天摔了一大跤，但就在摔下去的一刹那，我紧握相机的手指竟无意识地动了一下，咔嚓一声，快门响了。回到报社后，胶卷冲出来了。天哪！其它的照片都“黄”了，只有我摔下去无意识按动的那一张，很生动很出挑，我真的“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第二天见报赢得了好评。原新民晚报社社长、我国晚报最资深的老报人之一赵超构先生亲自在编前会上，把我发表在新民晚报上的处女作照片评为好稿。他还有感而发地说：“我建议文字记者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带上照相机，文字、摄影一肩挑!”当天下午，赵老超构亲自来到文体编辑部，和我进行了一番促膝谈心。他对我说：“其实，摄影记者比文字记者更不容易、更辛苦。摄影记者一定要沉下去，要到寻常百姓中间去。现场抓拍时，注意力要高度集中，稍有闪失，镜头就不会再有了。” 最后，他对我说：我建议你去当摄影记者更好，你有这方面的天赋，这更适合你。从那天起，我就和新闻纪实摄影一生结缘，直到今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赵超构就是我的恩师，他为我打开了新闻摄影之门。而我也在这条路上乐此不疲，一刻也不敢怠慢，一刻也不愿松懈，一直到我不幸中风瘫痪。

（二）改革开放后，我的照片走出了国门

　　大概在1987年底或1988年初，当时，在法国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余德隆（音译）陪同下，法国著名摄影家、阿尔勒国际摄影节常务理事长卡尔·库格尔亲自来上海找到我，说明要我拍摄的新闻纪实类照片。我找出了数百张已经在报刊上发表过的作品，他迅速地翻阅着，突然，从一大堆照片中抽出一张，瞪大眼睛问我：“你拍的？”我看了一眼，那张照片取名《恸哭》，是我拍的。卡尔·库格尔那双碧绿的眼睛里射出了很强烈的光芒，“为什么当年不拿出来？”他似乎在责备我，并不断重复嚷嚷道：“如果当年你就发表出来，我敢断定，1976年的世界级金奖非你莫属！”

　　《恸哭》摄于1976年9月11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了，全国人民都沉浸在巨大悲痛中。我想拍一些上海人民悼念毛主席的照片，于是决定去国棉一厂拍摄，一是毛主席曾经视察过这家工厂，二来纺织女工对毛主席的感情最深啊。和我同行的还有原上海新闻图片发稿站、解放日报记者高幼佩。我们找到了国棉一厂工会活动室，14英寸黑白电视机里，正重复播放着毛主席的遗容，一大批刚下班就戴上重孝的纺织女工，沉浸在哀悼毛主席去世的巨大悲痛中。我的内心与她们一样悲哀，当大批女工几乎伏地哀恸时，高幼佩打开白光灯，我立刻按下了快门。我无法向卡尔解释什么，只能告诉他这张照片是发在上海最权威的报纸——解放日报头版上的。

　　那天，我还找出了另一张片子：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后，我站在南京东路与山东路的大马路上，抢拍上海人民涌上街头，欢庆粉碎“四人帮”的动人场面。那天已时近傍晚，人们敲锣打鼓满心欢喜的喜庆脸庞是拍清楚了，但南京路背景太暗了。于是，我站在同一地点用闪光灯补拍了一张。回到解放日报大楼，进暗房把两张片子成功组合在一起，一张题为《胜利的海洋》新闻照片诞生了。这是我首次用“两次曝光”在纪实新闻上作出的创新，《胜利的海洋》同样也发表在解放日报头版上。卡尔看了，大为赞赏。就这样，他把我一大叠照片放进了他的皮包。他说：“你的照片充满生活气息，我们不回避政治，但我们更注重纪实类新闻照片的指向性与艺术性。要知道，法国人民是很热爱中国，很热爱毛主席的。”于是，我们握手告别，相约1988年7月法国阿尔勒见！

　　1988年在法国举办的中国摄影家国际摄影展，大概是中国摄影家第一次在国外举办的影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引起了国际广泛关注。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法国更是关注到了中国的摄影界。法国南部，戛纳以成功举办“戛纳电影节”而一举成名；邻近戛纳的阿尔勒同样也是一座美丽的滨海小城，而“阿尔勒国际影展”的成功举办，也使这座城镇迅速成名。

　　中国有22位摄影师的作品参加了1988年的阿尔勒摄影节，其中有6位摄影家专程赴法国参加摄影节活动。他们是吴印咸、陈宝生、张海儿、高原、凌飞，还有我。因为，那届摄影节是以“中国摄影”为主题的，所以，曾专职为毛主席拍摄的摄影大师吕厚民作为领队，带领我们6人前往法国。吴印咸有中国摄影之父之美称，他是我国摄影和电影界的泰斗级人物。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特别在延安，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都是出自他之手。那次影展上，也展有外国摄影师拍中国的照片。譬如，某国摄影师翻拍了一张蒋介石肖像，有些观众就在这张肖像前拍照留念。但更多的观众却专心致志地观看吴印咸的大作，他拍摄延安时期的有毛主席、朱老总、周总理，有观众还在吴老的人物照片里，找到了胡耀邦，可见那次影展对法国人的影响之大。吴老本人相当谦逊、为人和蔼可亲。所到之处，法国媒体几乎都围着他转，对法国同行提出的问题，他都回答得体，彬彬有礼又饱含着对祖国的一片深情。凌飞也来自北京，他的主题比较“另类”，如拍摄监狱生活等。陈宝生来自西安，他的陕北风情，特别是他拍的马，很有徐悲鸿风骨，颇受法国同行赞誉。张海儿来自广东，年龄最小，拍照很新潮。还有就是来自四川的高原。

　　和历届阿尔勒摄影节一样，1988年的摄影节也是7月1日开幕，至8月25日结束。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摄影节还会顺其自然地延伸一段时期。那一届前后接待了8万多观众，是很热闹很成功的一届！我随代表团从7月2日出发，至7月16日回来。14天时间，参展、参加各种友好活动，介绍中国摄影情况，与各国摄影家交朋友，交流摄影情况，在热情好客的法国朋友陪同下，赴法国主要城市进行摄影采风。几乎每天只睡四五小时，现在回想起来，还真不知道怎么挺过来的。

（三）法国人说：你的照片里故事最多

　　阿尔勒离马赛市不远，是一座非常美丽的海滨城市。中国摄影作品首次在海外亮相，在法国激起很大反响。马赛市市长、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主要领导都出席了影展开幕式。阿尔勒中国摄影展被布置在最豪华的大厅里，200多幅照片齐刷刷地亮相，其中100张是我们6个人的专列，而我被展出的作品占了25幅，6个中国摄影家中数我的片子最多。

　　观众看我拍的《恸哭》，神情相当严肃，他们看我的《胜利的海洋》也很开心。他们还兴致勃勃地看了我拍的《洋大嫂赶集》、《火星克星》、《救难》等等。许多法国人对我们中国摄影家跷起了大拇指，还有不少观众会对我说：“你的照片会说话！”

　　我们参加了一些社交活动。记得我们在一家名叫“香薰鱼”小餐馆里用餐。老板娘非常热爱中国文化，又特意邀请我们到她家去做客。在那小小的院子里，她还邀请了一些热爱摄影的法国朋友，谈到我的作品时，她又一次说：“你的照片里故事最多！”说着说着，站在我身后的女主人还亲热地拥抱了我一下，眼疾手快的张海儿咔嚓一声把我们拍了下来。总之，法国人民热情、好客、浪漫，对中国人民非常友好哦！

　　1988年刚改革开放啊，那时，能走出国门的人很少，能到国外摄影创作的就更少了。所以，我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除了睡觉，拍照几乎没有停过。

　　在卡尔·库格尔的带领下，我们访问了几个城市，参观不少著名景点。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罗浮宫，还有教堂、城堡、建筑、雕塑等等，都是我们争拍的对象，但我更注重的是拍摄人物。大街上，海滩边，公园里，酒吧旁，到处都有我值得一拍的人物。法国人优雅、热情、浪漫；他们当中有风度翩翩的绅士、有气质高雅的女士、有蓄着银须的老人、更有美若天仙的少女。我尽量用长镜头把他们拉近，用人物肖像式的构图一一把他们拍摄下来。

　　有一次，走过一个街头，在花园的一角，看到一位少女正坐在椅子上晒太阳。她的身旁放有一张小圆桌，桌上放有花草，汽酒饮料、餐盘，还有一些防晒霜等。那位美丽的女子正在翻阅一本时尚杂志，令我目眩的是她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赤裸着上身，一对白皙的乳房在阳光折射下显得特别丰满挺拔。要不要拍？我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果断地举起了相机。当然，机会往往只有一次，成败也只能决定在这一张底片上。咔嚓，我拍了下来，而且我敢断定，聚焦正确、曝光适当、构图到位。其实，在我当摄影记者时就知道，人体是摄影门槛最高的一大门类。但在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体摄影是禁区，思想观念上属“黄色下流”。但时代不同了，中国走进了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国摄影界也已开始融入世界摄影的视野，只要是健康的、阳光的、给人带来美感的人体，应当是可以拍的。当然，要遵守人体摄影的游戏规则，就我而言，首先想到的还是我是一个新闻摄影记者，海外不同文化、不同审美、不同视角的照片，只要有积极向上的健康主题，我都可以拍，应该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在法国，到处都可以看到人们相互间的接吻。这是他们的民风，是法兰西的浪漫生活习惯。我从两只小鸟啾啾鸣叫接吻开始拍起，拍家门口两只狗狗欢跳接吻，拍男孩抱着猫咪亲吻，一直拍到情侣、朋友、夫妻或家人之间的接吻，特别是卡尔带着他的女友，让我拍他俩在海滩上的激情相拥与浪漫接吻，一直拍到我累了不想再拍了为止。从法国回来后，我把《阳光少女》与《接吻系列》整理出来，于1994年举办的“夏永烈摄影回顾展”上首次亮相与观众见面。这个摄影展，是由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亲自为我题辞的，不少上海市领导都前来观展。法国的裸体少女与接吻系列一时引发轰动，并受到各方好评。

（四）记录一个时代的巨变，要从细节拍起

　　从1959年发表第一张“足球”照片，到2008年举办“夏永烈五十年摄影回顾展”， 半个世纪来，我估计在各种报纸杂志上发表摄影作品上万幅，我个人举办影展或与他人合办影展共8次，得了不少奖，这方面，我自己没有刻意去统计过。得不得奖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照片是否已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产生了什么影响。这才是我每天思考的，始终关注的。

　　首先，我得非常感谢新民晚报，这家以“飞入寻常百姓家”为办报宗旨的报纸，为我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我的许多深受老百姓喜爱的照片，都是在这家报纸上发表的。“文革”期间，新民晚报被迫停刊，我先后在上海新闻图片发稿站、新华社上海分社、解放日报、文汇报、上海科技出版社等工作过。十年动乱结束，新民晚报复刊。当时，几家报社都要强留我，但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娘家”——去新民晚报继续当我的新闻摄影记者，干拍照片的活儿！

　　我是运动员出身，初到新民晚报搞的又是体育报道，因此，搞摄影报道的起点还是设在体育赛事上，因为我对体育运动比较熟。我在拍摄体育比赛时，都会有一个预判，都会适当提前按动快门，从而摄下运动员的精彩瞬间。乒乓运动员郭跃华的制胜一击，曹燕华力挫群英的绝杀对攻，排球运动员周晓兰的“天安门城墙”，汪嘉伟的背飞扣杀，都一一记录在我的镜头之内。这种“预判性”的摄影方法，一直保存在我的摄影风格中。1979年，球王贝利率美国宇宙队来沪举行友谊比赛。整场比赛过程中，我的镜头始终盯住贝利，并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的“预判性”。结果，机遇真的留给了有准备的头脑。贝利倒地的一瞬间，我按下了快门，这是球王“倒挂金钩”的绝佳射门，球进啦！这竟是贝利足球生涯第1000个进球，球王把这颗金子般宝贵的进球奉献给了上海，而我拍到了这张弥足珍贵的照片。照片不但上海报纸发了，连新华社也向世界转发了，全球都知道球王贝利打进了他的第1000个进球，在上海，在江湾足球场，在一次 “倒挂金钩”中！

　　但后来，我与体育摄影就渐行渐远了。我的视野转移是得益于新民晚报的市民气息。报社上下都强调要“飞入寻常百姓家”，我当然也会把摄影的眼光转向市井、转向生活、转向基层，转向普通市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社会风气是多么好啊，我拍了南京路上一女子不慎摔伤，一位马天民式的民警拦下三轮车送她上医院；我拍了解放军战士为沿街居民打扫卫生；拍了厂里姐妹骑了黄鱼车兴高采烈为新娘运送嫁妆……这样的拍摄，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坚持了好几十年。在“夏永烈五十年摄影回顾展”上，我把这类照片尽量整理出来，称其为“真善美”。入展的照片中还有：大雾天中，警察扶起骑车摔倒的行人；亨得利手表店失火，消防人员冲上屋顶救火；女青年不慎跌落蓬莱公园湖水中，员工与游客跳入水中相救；一外地男子在外白渡桥上欲轻生，好心的过路人爬上桥栏把他拉下来。观众中，有人数了数上去拉拽救扶的手，一共有38只。现在网上还能搜索到这张照片，取名就叫《38只手》。

　　我的照片既有“真善美”，也敢发表“假恶丑”。一棵好端端的古树，却招来烧香客的“一地鸡毛”；大卡车翻车，骑摩托车的人乘机打开油箱“揩油”。我家曾住在沿街五楼，推开窗户，电线杆上就是一盏路灯。大伏天，好不容易熬到深夜总算吹来了一点凉风，许多邻居都想睡了，偏偏路灯底下聚集着一群牌迷，吆五喝六地打着“大怪路子”，弄得许多人家无法入眠。我起身拿起相机，挨着窗户，用5.6光圈，二分之一慢速度拍下了这群《路灯下的宝贝》。第二天见报后，街道有关部门做了工作，打牌人就消失在这盏路灯下了。

　　当然，从新闻纪实类片子要求来说，我讲的以上这些照片分量还轻了一点。所幸的是，当我步入成熟之年时，却遇到了千年等一回的大好机遇：中国改革开放了！上海 “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于是，我用相机记录了上海许多重大建设，许多发生在上海的重大“第一”：1986年9月26日上海恢复股市，第一批股票上市；东方明珠第一颗“球型体”，在黄浦江畔露面；第一架私人飞机，从香港飞抵上海；第一批“洋大嫂”，在上海街头“赶集”；第一位德国医生巴巴赫来到上海曙光医院学习小儿推拿。当然，我也不会放过一些细节：雨后马路上，外烟贩子摆出了“KENT”香烟；即将被拆的石库门弄堂里，并排放立的煤球炉子和马桶。

　　记录一个巨变的时代，要从细节拍起。我希望我的照片，能用瞬间的定格留下历史轨迹，能用今天的画面去寻找明天新的起点。

　　有几句话，还想多说一点。摄影界讨论新闻纪实类片子时，较多的话题往往集中在光影、构图或后期制作上。这一些，我同意。但审视新闻纪实类照片，应该更多放在主题的新鲜度与导向的深化度上。我拍的许多片子是非常注意用光的，一些新的摄影手法也常常会用在我的新闻摄影中，如胶卷的“二次曝光”，手动的纵向和横向移动，大光圈与慢速度等等。我甚至在火灾抢拍现场还发现，逆光中的水雾里会折射出耀眼的红光，这对我以后拍摄黄山日出、黄山云海等是相当有益的。这些重要吗？当然很重要。但一张照片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这张照片的灵魂。

　　一张照片究竟告诉了你什么，一张照片到底是用什么打动了你，这才是我最关心、最追求的。我还得重复一遍：在法国、在“香薰鱼”饭店里，那位接待过我们中国摄影家的老板娘对我说：你的照片里故事最多。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一位普通的法国女性就用她的审美观告诉我：越来越多的摄影爱好者正在越来越多地关注着新闻纪实类的照片——因为，他们想了解世界真谛，想知道事实真相，想知道得更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