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一名国民党老兵的上海往事

　　撰稿｜罗小柔

　　往事并不如烟，70年前的“东方巴黎”——上海正处在黑暗与黎明交替的重大时刻。随着人心丧尽，国民党在这里的统治已走向终结。70年过去，这段历史不只尘封于故纸记载之中，也长在一些人的记忆里。

　　近日，台湾地区的《传记文学》、《亚太防务》等媒体相继发布了相关题材的报道。其中，随国民党溃军逃到台湾的胡子丹等老兵回忆了在上海的最后时刻，他们的文字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为什么选择了解放军！

（面容滑稽的国民党党棍们在外滩造势游行）

　　信心消失不见，起义接二连三

　　信心是比黄金还贵重的东西，但在1949年初的上海，国民党根本无法奢谈信心。单就胡子丹所在的国民党海军来说，接二连三的起义便是例证。

　　这是胡子丹在当年2月25日所写的日记的一段：“今天我轮二更到四更。忽地，总部有电，明码是‘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的‘却顾所来径’。我用舰内话筒告诉在驾驶台值更的通信官，他闻报立即下来，会同我的钥匙打开密码箱，译码的电文吓坏了我们，他匆匆去了舰长室，电文是‘重庆舰失去连络！周知所有舰艇，如有发现立即报告’。”

　　彼时，国民党军威力最大的就是刚从英国接回的“重庆”号轻巡洋舰，但舰上官兵痛恨内战，面对这个行将就木的反动政权，他们决心弃暗投明，于25日凌晨在上海吴淞口起义，秘密驶往解放区。重庆舰起义，如同给国民党当局扔下震撼弹，胡子丹说：“所有国民党军舰只要被重庆舰发现，准死无疑，而且死得不明不白，因为它看到了你，你没有看到她。雷达和声呐的视距或声距，重庆舰都遥遥超先，彼此的射程也差得太多。”

　　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试图组织“讨伐舰队”，可手下的舰长没人愿意去送死，国民党只好改派空军去轰炸重庆舰。最终，为保证舰员安全，保持舰体和武器设备的完整，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重庆舰自沉在葫芦岛。消息传来，胡子丹在日记中写道：“宁可信其真，不敢信其不真。”

　　继重庆舰起义后，江阴要塞又起义了。该要塞是舰船通行长江的关卡，也是江南江北的战略孔道，素有“江防门户”之称。1949年4月23日在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百万雄师过大江之际，江阴要塞战地起义，使解放军在东线顺利过江，轻取苏州、无锡，切断沪宁铁路和宁杭干线，为聚歼宁沪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

　　起义中，也有一些国民党官兵负隅顽抗，最终被我军击毙或俘虏。后来，国民党为这些人举行追悼大会。胡子丹在4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会场气氛悲伤低迷”，追悼大会主持人“致词慷慨激昂，哭号凄厉，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人，都被感染得泪洒满襟”。我觉得，他们既是在哭战友，也是在哭自己昏暗未明的前途。

（混乱的上海市面充斥着投机与抢劫）

　　货币贬值惊人，民不聊生

　　当国民党军人纷纷对主子失去信心转而起义后，经济上的混乱与崩溃也使国民政府失去了民心。

　　面对财政危机，国民政府一面增加苛捐杂税，一面滥发纸币，靠通货膨胀弥补赤字。法币的发行量已是战前的20万倍。上海5家专门印钞的印刷厂，一分钟就可印制1600万元纸币，日夜开工，仍不能满足需要，甚至还要到英美等国去印，后来只好发行10万元面额的大钞。当时舆论嘲笑，百业萧条之际，国统区唯一兴旺的工业是印钞业。

　　滥发纸币的结果必然是物价飞涨，法币失去流通信用。无奈之下，1948年，国民政府颁布币改法案，用金圆券取代法币，但它也迅速贬值，惹得物价继续暴涨。金圆券发行之初，50万元算是很大的财富，可强制兑换2500两黄金，到后期只能买一盒火柴，用一袋金圆券，购不回一袋大米。胡子丹记得，每次部队发慰问金，大家都要拿袋子去装一捆捆的金圆券。当时金圆券贬值快得吓人，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分分秒秒不同。人们说：“夜晚人要睡觉，物价可不睡觉，早晨开门一看，又涨得高高了。”

　　胡子丹眼中，“1949年一开始，上海就延续了1948年的疯、乱、不安定，更疯、更乱、更不安定，而且有了进一步恶化的趋势。金圆券的贬值，军人每次领了饷，立刻快马加鞭往街上跑，以便碰到第一个买卖银元的人，向他购换袁大头。买包香烟，居然要好几捆金圆券，常常看到有人提了一小袋钞票乘电车。”钞票的不值钱，让很多人倾家荡产，自杀者时有所闻。

　　金圆券的发行和破产促使国统区的经济迅速走向总崩溃，不但把老百姓拖入贫困苦难的深渊，也引发空前的政治危机，使各阶层人民彻底丢掉了对国民党的幻想，而对中国共产党充满期待。

（国民党军发饷最需要袁大头银元）

　　争先恐后，纷纷出走

　　经济崩溃、民不聊生中，国民政府却并不缺钱，而是一趟趟往台湾运送黄金。据统计，最后运存台湾的资金数量约等值于700万两黄金之巨。运送黄金的行动是偷偷进行的，但在当时也是“公开的秘密”。

　　在1949年3月28日胡子丹的日记中描写了运金砖的场景：“晚餐后，我在驾驶台欣赏街景，忽然有好几部军用卡车停在路边，咚咚咚，近百名士兵跳下车，双手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碎步向马路的横断面散去，四处放置警示架，宣布临时戒严。我眼见对街中央银行的巷子里，开出来好几辆盖棚的货车。它们一辆辆驶靠‘太康’号身旁，‘美和’号左舷也停了好几辆。从车上卸下一箱箱，看不出是木制还是铁制，沉甸甸的，两人四手捧着，横了身子送上‘太康’号，现场少了应有的吆呼声，直觉有点怪异，神秘兮兮。肃杀的气氛紧张了约莫3个多小时，货车不见了，士兵们也随卡车走了，红灯恢复了，和绿灯交换明灭，也恢复了夜上海的多姿多采。有人猜，又是运金砖。”

　　凋敝的现实面前，国民政府都在偷偷往外运送黄金找退路，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内心自然也发生动摇，每个人都在盘算自己的出路。当时，前往台湾的船票是一件稀罕物，船票炒到两根金条一张，依然一票难得。于是，1949年1至5月间，上海外滩经常会上演这样的戏码：为了上船，人们抢奔碰撞，呼天喊地，争先恐后。

　　国民党军官贾贞斋回忆：“我带着部队到了黄浦码头，码头上已是人声鼎沸。为了要多搭载些人，军队奉令把武器弹药一律丢在码头上，只要人上去就行，于是码头上堆满了武器、弹药、黄金、白银、家当，有些船由于人满为患而提前收起舷梯，为了挤上船，许多人企图冒险攀爬上船，结果像饺子下锅一样，由船舷落入黄浦江，真是悲惨！”

（四行仓库旁的车夫与灾民）

　　一次职位调动，彼此交换命运

　　一方面是国民党的悲观失望，另一方面却是解放军的意气风发。面对敌人的挑衅，他们没有丝毫软弱退缩。

　　1949年4月20日上午9时，一艘悬挂米字旗的英国军舰“紫石英”号朝解放军阵地方向开了过来。当时，解放军正准备发起渡江战役，这艘英舰却横在长江防线，威胁意味不言自明。随后，“紫石英”号几发炮弹落到沿江解放军炮兵的阵地。面对帝国主义者的挑衅，解放军坚决还击。一群群穿甲弹飞向“紫石英”号，很快这艘英国军舰便多处中弹，挂起白旗，于是，解放军炮兵停止射击。“紫石英”号移动到靠近国民党军南岸阵地后，又降下白旗，重新升起米字旗。见此情景，解放军炮兵继续轰鸣，成排的炮弹在“紫石英”号四周炸开。“紫石英”号抵挡不住，只好再次升起白旗。

　　此时，“紫石英”号离解放军阵地比较远，加上江面烟雾弥漫，英国人唯恐解放军看不到白旗而继续开炮，竟连着升起了三面白旗，解放军这才停止了炮击。英国远东舰队副司令、海军中将梅登不服气，亲自带着军舰继续挑衅解放军，想要为“紫石英”号报仇，一番炮战后，也狼狈逃去。

　　在英国，“紫石英”号事件被视为大英帝国在中国实行了百年的炮舰政策的最终收场，也被视为列强时代在中国的终结。在中国，则象征着即将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捍卫国家主权坚如磐石的决心，也昭示着解放军面对战斗毫不退缩的无畏。

　　面对帝国主义军舰尚且毫不留情，面对负隅顽抗的国民党，解放军就更是摧枯拉朽。

　　战斗的混乱中，发生了一件让胡子丹刻骨铭心的事。胡子丹原本在“兴安”号上服役，但因担心“兴安”号可能编入第二舰队去阻挡解放军过长江，那可是有去无回，于是他申请调离“兴安”号，改去“美和”号服役，而接替自己上“兴安”号的朱正安，不仅与胡子丹在海军中央训练团同期受训，更是胡子丹老家的高中同学。这一普通的职位调动，也让他们彼此交换了命运。江阴要塞起义时，“兴安”号被解放军击沉，弃船前几秒，朱正安用通信设备给胡子丹传递信息说，自己将跳水逃生，再见。

　　再次相见已是38年后在上海新亚饭店。那时朱正安已从上海仪表电讯工业局高级工程师的位置上退休。朱正安告诉胡子丹一件往事：1954年11月13日夜间，从台湾开来的国民党王牌驱逐舰“太平”号在大陈岛海域被解放军鱼雷快艇击沉。“是我用雷达设定的，当时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会不会在那条船上啊！”胡子丹听到这里，泪涔涔下。

（“重庆”号巡洋舰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