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侦察：最小的牺牲，最大的胜利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签署国内和平协定，并在湖北宜昌至江苏江阴1800多公里的长江南岸沿线，部署了约70万兵力，妄图依托长江天险，保住江南半壁江山。在长江北岸，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及地方部队共100万人，准备强渡长江，解放全中国。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渡江战役前夕，中共地下情报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派出先遣部队、乔装侦察、在敌军高层安插内线，最终获取了国民党长江防御军事计划，胜利完成渡江任务。195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渡江侦察记》还原了这段精彩的情报战——用最小的牺牲，换最大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拿下长江天险，早已运筹帷幄。
偷渡变强渡
历史上的渡江战役时间是1949年4月20日，但事实上，早在4月初，渡江侦察行动就已悄然展开，在敌强我弱的局面下，强渡长江并非上策，一场情报战在渡江前夕拉开帷幕。
根据渡江战役总前委指示，为摸清国民党军队布防长江情况，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选调侦察营的一连、二连另加4个侦察班，共计300多人组成“先遣渡江大队”，大队长由81师242团参谋长章尘担任，副大队长由军侦察科科长慕思荣担任。1949年4月6日21时30分，在无为县石板洲8艘木船如离弦之箭，兵分两路渡江侦察。
章尘在《先遣队渡江的日日夜夜》中写道，这支由北方战士组成的队伍，最大的困难莫过于不谙水性，可他们偏偏要打破“木船不能渡江”的论调，执行任务前，战士们日夜练习操舟、掌舵、撑篙、泅渡，硬是将“旱鸭子”练成了“水鸭子”。在出发前两次偷渡预演中，不仅俘敌10名，还了解到敌88军指挥所的兵防工事弱点：30多里的江防只有一个师，沿江只布了一道防线，只要突破这道防线，便可长驱直入。
初春夜间，江风刺骨，军部下达了渡江命令。这天是农历三月初九，皎白月亮高悬天上，江面波光潋滟，战士们带着“死不做俘虏，活不缴枪，不泄密”的决心，分乘8只木船，以四路成一字形，从无为县石板洲的鲤鱼套启渡，目标繁昌县的十里场、皇公庙。为防止敌人发现，战士们三分之二改穿国民党士兵服装，三分之一穿便装，并将稻草铺在船头避免声响。
月色下，敌人的碉堡、铁丝网越来越近。就在即将靠岸时，突然响起了“叭叭”的枪声，敌人发现了渡江的船只，偷渡随之变为强渡。章尘在回忆录中写道：“如不急速登岸，就有人船被击沉江中的危险。我命令：‘全速前进，强行登陆！”就这样，在枪林弹雨中，侦察队一边还击，一边掩护船工，在快接近江南岸边200米时，敌人一排重机枪子弹射来，一班的船上12人中有11名同志壮烈牺牲。
部队登岸后，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迅速占领了制高点狮子山，准备隐蔽到黄昏后再行动。不料，山脚下突然出现一队国民党军人马，副班长王春林急中生智，摆出了国民党军长官的架势，唬住了对方：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敢向老子开枪？我命令你们派人上来联系。就这样，与敌军周旋至夜幕降临，部队才悄悄从狮子山安全撤离。
部队行进至塌里牧村，章尘就部队的位置、状态和下步行动，给军部发了一份长达千字的电文，为防止敌军无线电侦听，电文分两次拍发。在人生地疏、粮食短缺的情况下，侦察队通过中共无为县委，几番联络与中共繁昌游击总队接上了头。
早在3月份，中共繁昌县委就已经建立了十多个工作点，并在敌防守最严的大小洲、油坊嘴、荻港等地建立了16个情报站。白天，侦察兵们装扮成农民一边沿江割草，一边用心记录下敌军军舰在长江的巡逻状况。傍晚，他们化装成国民党军官，大摇大摆地走上街头，向当地保长等人套取情报。
很快，在智勇双全的武工队长毛和贵带领下，侦察队迅速获取到敌人沿江江防、部队番号、敌调防动态以及沿江河流、水深等情报，并立即向上级汇报。渡江前一夜，先遣渡江大队接上级命令，将敌第88军指挥所的电话线剪断，据被俘的通讯兵说：88军军长吓得面色蜡黄，来回踱步，见江防一片混乱，烽火连天，最后干脆坐上汽车逃跑了。之后，侦察队员与我军炮兵策应，凡有敌人的地方，游击队都燃放起火堆，为江北炮兵指示射击目标，很好地完成了策应“百万雄师”渡江的任务。
巾帼英雄冒死送图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这是真理。”1949年8月4日，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同志在讲到先遣渡江侦察时说道。而军队的靠山，有不少巾帼英雄。
当年，为方便侦查，皖南游击队专门挑选了4名20多岁的女游击队员策应，探情况、送情报、筹粮食，帮了大忙。作家沈默君在写《渡江侦察记》剧本时，将事迹概括为一个人，统一取名“刘三姐”。刘三姐的主要现实参照原型，名叫马毛姐。
据史料记载，先遣渡江战士，在老乡的帮助下，乔扮成修筑工事的民工，混入工事阵地。三姐扮成小商贩，口中高喊着：“洋火——香烟——桂花糖”，穿梭于各个工事前，把敌人火力点摸得一清二楚，巧妙地把情报传达给侦察人员，并及时把情报送到解放军渡江指挥部。
随着情报搜集越来越全，3名侦察员和侦察连唯一一名大学毕业的测绘员于建民冒着生命危险实地测绘画出了敌军江防图，在这张图上，敌榴炮阵地、二梯队配置甚至敌后方兵力部署，全都一目了然。由于江防图无法通过电台传送，这项艰巨任务就落在了芜湖地下情报站的一名交通员——23岁的吴赛男身上。
为什么派一个年轻姑娘送情报？一方面不容易引起敌人怀疑，另一方面吴赛男水性颇好，能派上大用场。吴赛南曾在五年前接受采访时回忆，当时敌人巡逻严密，送情报须“用巧劲儿”，当时江北物资匮乏，很多人都从芜湖贩卖食盐、火柴、煤油及烟到江北去，吴赛南计上心头，何不从此找突破点？
当夜凌晨3点多钟，吴赛男乔装成商人坐上一条木船向江北划去。不料，小船划到江心时，被敌人的探照灯发现，一颗炮弹“轰”地落下来，木船被击得粉碎，机灵的吴赛男落水后抓住散落在江面上的一块木板，抱着木板奋力向长江北岸划去。吴赛男回忆，虽然年轻，但凭着一个姑娘的体力，游到北岸几乎不可能。不知漂了多久，她被对岸一户百姓救起，最终，把情报安全送到了江北指挥部，为渡江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9年4月20日夜，渡江战役正式打响，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起湖口、东至靖江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其中百万雄师“渡江第一船”就是从无为县白茆洲出发的。而这条船的掌舵者正是马毛姐，据马毛姐回忆，解放军临上船时，无论如何不准她上船，说一个小孩子，怎么能担当这样严峻的任务，马毛姐抱着坚定的信念说，我会掌舵，会划水，不怕死。
就这样，枪林弹雨中，马毛姐担起了掌舵者的重任，不到30分钟，先头部队便到达长江南岸，迅速突破敌人江防阵地，那天夜里，马毛姐往返长江6趟，装运90多人过江，运送担架、马匹、药品，不计其数，渡江战役胜利后，华东野战军授予马毛姐“渡江特等英雄”称号，记一等功。而马毛姐和哥哥的那条船，也被媒体报道为“渡江第一船”。
马毛姐的英雄事迹，是渡江战役中英勇献身的一个缩影。在实施渡江作战期间，无为地区共有3382名水手与人民解放军一起，冒着敌人的炮火抵达长江南岸。这些水手中，既有年仅13岁的马毛姐，亦有临江县年近古稀的周德义。他们中有的负伤仍然英勇奋战，不下火线，有的将生命永远献给了人民解放事业。
最后时刻的“绝密情报”
渡江战役的胜利，依托于先遣渡江大队与人民的配合，更得益于中共地下情报人员在敌军内部的精确部署。
渡江战役打响一小时后，粟裕接到捷报：“江阴要塞起义成功了！” 江阴要塞起义作为渡江战役东线作战关键之笔，为我军乘胜进军南京、上海、杭州建立了坚固的“桥头堡”。
江阴要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整个要塞驻有国民党守军七千余人，山顶有炮群，山腰有堑壕，山脚有地堡群，形成一个完整而严密的防御体系，是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上设立的一道雄关。那么，如此坚不可摧的江阴要塞，何以顷刻之间起义了？
事实上，中共华中工委从长远着想，早在1947年11月，就派遣唐秉琳、唐秉煜、吴广文等3人潜入江阴要塞内部搜集情报，我军渡江前，要塞司令戴戎光被架空，江阴要塞包括炮兵总台、守备总队、游动炮团这三支要塞武装力量的实权，基本上都被地下党员控制。
1949年3月，华东局调社会部情报科长王征明打入江阴要塞负责整个策反工作。渡江发起后，因地下党员下令“要塞官兵掉转炮口，配合我军渡江”，6万余名解放大军在江阴长山顺利登陆，国民党江阴沿江守军全线崩溃。而这一“天时地利人和”并非一人之功。
时间再往前推，1936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许锡缵，参加了国民党空军，任国防部第六厅第二科科长，谁也没料到，这个国民党的“天之骄子”，不久后便秘密加入共产党员，通过职务之便，接触各种军事机密，曾将国防部第二厅的密码、国防部组织机构与各厅局处负责人名单以及美国援助国民党新式武器名录等送交上级。
而在渡江战役打响的关键时刻，国民党政府各部门陆续南迁广州，许锡缵“临危请命”，要求“坚守岗位”至最后，厅长赞赏其“忠勇可嘉”，同意他负责该厅留守处，并代表第六厅出席国防部有关会议。在此期间，许锡缵将一份《长江水文图》弄到手，并向我党报告长江多个渡口的设防情况。
当解放大军浩浩荡荡饮马长江时，我军手上已经掌握了包括《空军长江下游防备》、《国军江防兵力配备》、《国军江防军舰分布》等数个国民党绝密文件，但关于渡江作战更详尽的军事部署及临战最新动向，我军还无法掌握。
1949年3月28日，南京国防部召集紧急会议，部署长江防御最新任务。与会的许锡缵心情特别不平静，获取了保密局提出的一手情报：一、在长江下游沉没大批木船和石头，堵塞水道；二、必要时，在长江各渡口附近倒进汽油，燃烧封江；三、在长江两岸各渡口附近村庄的水井大量放毒。
次日清晨，一架运载国防部撤退人员和物资的专机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当它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后，许锡缵匆匆走下飞机，到东山梅花村会见了他的“女友”，中共中央迅速获得了这次会议的情报。当渡江战役的炮声响起，许锡缵身着国民党军服，以内心激动、外表平静的姿态迎接这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