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大时代需要大作品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白鹿原》被认为是成功呈现上世纪前50年中国人生活变化的长篇小说。

　　2月10日，第62届柏林电影节开幕，王全安导演的新作《白鹿原》成为唯一一部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片。在出征柏林前，王全安在西安放映了一场导演版《白鹿原》。多方人士提前观影后指出，此片内涵厚重，话题极具争议性，所承载的期待与意义，很可能会为中国电影留下一部写进历史的作品。遗憾的是，此片最终只获得了摄影银熊奖。

　　1993年，小说《白鹿原》面世后一个月，当时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正在美国，委托自己在国内的弟弟联系了陈忠实，得到了电影改编权。

　　“我当时就写了个委托书一样的东西，同意吴天明来改编。我很信任吴天明，因为他在电影艺术上的成就和追求那我都是知道的，所以我很放心地交给他。后来七岔八岔地都没有拍成。给吴天明写委托书后不久，上海的谢晋，他好像有一个创作团队，他们打来电话，说谢晋想拍《白鹿原》。我说我已经给吴天明了。但是后来都没有做成。”陈忠实说。

　　18年后，王全安把小说变成了电影。看过电影的陈忠实对导演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对于片中张丰毅演的白稼轩、张雨绮演的田小娥、段奕宏演的黑娃，陈忠实表示与原著中的人物气质基本吻合，对于这几个主演的表演感到满意。不过，电影回避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小说里的朱先生和百灵两个重要人物也因此消失，对此陈忠实先生表示，“遗憾总会有，但电影终归是遗憾的艺术，受限于时间空间都很大，自己尊重导演的选择。”

　　这几年里，因为好小说的缺乏，陈忠实的《白鹿原》突然成了一个文化热点：西安电影制片厂把它改编成电影，请来王全安导演；北京人艺把它改编成了话剧，林兆华执导，濮存昕主演；首都师大把它改编成了音乐交响舞剧；北京一家公司与央视正在拍它的电视连续剧。

　　被陈忠实称为“垫在脑袋底下进棺材”的《白鹿原》发表时，陈忠实50岁。《白鹿原》在1997年获茅盾文学奖以后，影响由文学界内部进入社会，成为了超过160万册的畅销书，还成为教育部“高等学校中文系本科专业阅读书”当代文学唯一入选长篇小说。

　　这些年里，在文学品质上，《白鹿原》已经完成经典化、大众化的传播过程。在文学创作上，《白鹿原》已经成为一种尺度、价值判断标准。

　　记者在北京一家宾馆专访了陈忠实。

 

最好的回报是读者的呼应

 

　　《新民周刊》：《白鹿原》刚出版后，就有影视公司要买改编权，但后来又传出《白鹿原》不能被改编的消息，现在怎么又突然能够被改编成话剧、电影、电视剧了呢？

　　陈忠实：《白鹿原》刚出来的时候几位大导演都有要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的想法，后来我从媒体上看到不准改编的消息。1997年获茅盾文学奖之后，应该不成为一个问题了。我想是因为一个作品从出来到大家接受有一个过程吧。

　　《新民周刊》：你自己为什么不做编剧？

　　陈忠实：我不能当编剧，小说和电视剧、电影、话剧完全是不同的表达方式。《白鹿原》改编难度的确很大，首先是人物众多，一部电影至多两个多小时，但是小说要涉及上百个人物，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全展现，是不可能的；其次，小说并没有一个连续的完整的故事，而电影要求故事性强，这两方面都是改编最难的地方。改编成话剧、舞剧有同样的困难，我从未试探过话剧创作，舞剧更隔膜了，现在学习也来不及了，让话剧和舞剧编剧去完成再创作，比我肯定高明。我最想看到的是电视剧，只有电视剧能够不受时间限制，充分展开，拍它个40集。

　　《新民周刊》：我11年前采访你，你对自己的作品很自信，但对于社会接受心里没底。这十几年，这部作品不断被加印，成为了畅销书，还要改编成电视剧、电影、话剧，你怎么看这部作品被接受的过程？

　　陈忠实：我写小说的基本目的，就是要争取与最广泛的读者完成交流和呼应。我从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写到长篇小说，这个交流和呼应的层面逐渐扩大，尤其到《白鹿原》的出版和发表，读者的热情和呼应，远远超出我写作完成之时的期待。

　　这十几年来，这部作品也带来了不少荣誉，获了几次文学奖。但真正能给作者长久安慰的还是这本书的畅销和常销，读者对它的兴趣没有减弱，已经持续了这么多年，暂且可以说它不是一个过眼云烟。从90年代中期到现在，每年加印几万或十几万册，持续这么多年。算起来，《白鹿原》销量已经超过160万册。我以为这是对我最好的回报和最高奖励，一个作家通过作品完成对历史或现实的体验和思考，得到读者的广泛认可，才可能引发那种呼应，也就肯定了一部作品存在的价值，肯定了作家思考和劳动的意义。

　　《新民周刊》：你当时对我说《白鹿原》是一部可以垫在脑袋底下进棺材的书。现在，你还怎么认为吗？

　　陈忠实：说这句话，是我到长安县查县志和文史资料的时候，遇到一个文学朋友，晚上和他一起喝酒。他问我“按你在农村的生活经历写一部长篇小说的资料还不够吗？怎么还要下这么大功夫来收集材料，你究竟想干什么？”我当时喝了酒，性情也有点控制不住了，就对他说了一句:“我现在已经46岁了，我要写一本死的时候可以做枕头的书。写了一辈子小说，到死的时候如果发现没有一部能够垫棺作枕的书，好像棺材都躺不稳。”这个话是我当时的创作心态的表述形式，所指完全是内向的，让我从小就迷恋创作的心，别弄到离开这个世界时留下空落和遗憾。可以说，这个期望应该是实现了。

 

创作困境

 

　　《新民周刊》：多年前，我采访你的时候，你当时说正在准备下一个长篇小说，已经准备了两年时间，《白鹿原》发表出版已经有18年了，为什么到现在这个长篇小说还没有出版？

　　陈忠实：《白鹿原》写完后，我一直想写长篇，但这个小说和《白鹿原》没有直接的联系。《白鹿原》写的是20世纪前50年的事，刚把《白鹿原》写完的时候，我心里很自然地就有一种欲望，能把后50年的乡村生活也写一部长篇小说。

　　但你知道，我这个人写长篇小说，必须有一种对生活的独立理解和体验，一种能让自己灵魂激荡不安的那种体验，才会激起表述的强烈欲望，才会扬起艺术表现的新形式。可惜，至今未能获得。正是缺失这种独特的体验，我发现自己没有写长篇小说的激情和冲动。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如果凭一点浮光掠影或人云亦云的理解去硬写，肯定会使读者失望，也更挫伤自己。

　　对我这个现象我不知道研究小说和作家的评论家如何从理论上、心理上进行阐述。按说《白鹿原》获得了那么大的荣誉和社会的好评，应该进入创作的兴奋期，结果我正好跌入对小说的兴趣最冷淡的心理，写作的情绪和欲望都没有，对小说这个体裁的兴趣一下跌到最低点，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回升不起来。

　　《新民周刊》：具体来说，你的困难在哪里？

　　陈忠实：我面对的一个重要困难是，20世纪后50年的乡村生活离我的生活非常近，我个人的理解和体验反倒很难进入有深度的独辟的理性思维。按说我对乡村生活的积累，写后50年应该更加得心应手，因为后50年我是亲身经历并直接参与的。但直到现在，对20世纪后50年历史的理解过程还在持续着，重大历史事件对生活的影响，理解到怎样的程度，形成怎样的体验，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才是重要的因素。上世纪80年代中期，对前50年的那段历史的理解和把握，我是有自信的，所以写起来就很从容，就是感觉我自己对那段历史有独到的体验，现在对后50年达不到对那段历史的那种理解和体验，没有那种自信。

　　《新民周刊》：你的压力是来自自己，还是外界？比如发表可能有争议，或者不能被出版。

　　陈忠实：这个我没有考虑过，如果我想写就会写，问题是我自己理解和体验到的那些东西，无疑是我要负责任的。从创作的常识来讲，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不可能直接进入创作，必须化成作家的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才能进入创作。我写作的时候，特别注重自己的体验和感受。这些年里，对这段历史的“回嚼”一直在脑海中进行。

　　这些年里，我的压力和痛苦不来自外界，而是来自自己。这个新长篇小说，我还没有能够形成自己的独到的一种理解，把这种理解变成作家写作的体验。一个作家对创作的理解是要很长的时间的，个人形成的对创作的感受和理解都是很难改变的。这个过程我现在还没有完成。

　　我有时候就对自己说，中国现在不缺长篇啊，现在一年有一千部长篇小说出版，我会写的，还在完成准备过程中，我就这样自我宽慰。

 

长篇小说热

 

　　《新民周刊》：你怎么看这几年的长篇小说热？

　　陈忠实：我是从报刊的统计数字里知道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巨大数字的，也从我周边的生活环境能亲自感觉到，譬如一个县一年就可能出版几部长篇。我亲历过上世纪50年代末全民写诗的大跃进景观。我也被感染得诗情澎湃，在作文本上写了好多首民歌体诗歌，其中一首四句的诗在《西安日报》发表，稿费一元。这是我今日第一次向你透露，我一直不以这首小诗为处女作，今天话说到这里顺便提及，却仍然坚持以60年代中期的散文为处女作发表。只是向你说明当时全民诗歌创作热到何种状态。

　　现在的长篇小说热，与上世纪50年代的情景有质的区别，那时候是从上到下全力发动和组织起来的，是强扭的不熟也不甜的瓜。近年间长篇小说写作热是自然形成的，没有人为有意操纵的因素。应该说是当代文学空前繁荣持续繁荣的大景观，是新文学出现以来的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我很受鼓舞。这种繁荣景象起码证明了一点，整个民族文化素养大幅度提升了，使那些敏感于文字进而喜欢创作的人获得了表述的能力。上世纪50年代有谁能在报刊上连续发几篇散文和小小说，都会成为一方地域的名人，现在出版几部长篇小说，仍然很难进入社会关注的视野，把文学创作的神秘化自然而然淡化了。

　　我想谁也不会对文学创作的繁荣持异议，仅仅在于对高水准长篇小说的比例太小不大满意。我是从每年年终专家作的创作评述里获得这个印象的，能被读者热心关注和评论家非说不可的小说比例太小了。专家和普通读者都期待令人耳目一新的大作品出现。我以为急不得，首先是繁荣提供了一个雄厚的阵势，那么多作家都持续在进行探索和创造，大作和精品肯定会出现，我想这个过程应该宽容。

　　《新民周刊》：现在文学界终于开始对过去的上个世纪开始发言了，格非写完了《人面桃花》三部曲；余华手上在写一个关于江南小镇一家四代人一百年生活的长篇小说；莫言的《生死疲劳》、《丰乳肥臀》写的也是一百年的农村；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写了鄂温克人一百年的生活沧桑；阿来的《空山》写藏区一百年的变化。更多的作家在对刚刚过去的一百年发言，你怎么看待这样的长篇小说追求？

　　陈忠实：上个世纪中国的一百年历史，其剧烈演变的复杂过程，在世界上是没有哪个国家所能比拟的。亲身经历并参与其中任何一个段落的有思想的人，抑或从资料获得具体而又现实的生活史实的作家，很难摆脱对这个民族近代以来命运的思考，也很难舍弃在独立思考里形成的生活体验或生命体验，会激起一种强烈的表述欲望，自然就会有小说创作。这一百年应该反复写，应该有许多作家去写，各自以其独立的思维和独特的体验，对这个民族百余年来反复的心理剥离的痛苦和欢乐，就会有各自不同的异彩呈现的艺术景观展示，留给这个民族的子孙，也展示给世界各个民族。

　　《新民周刊》：现在长篇小说很多，但我们很难看到像《静静的顿河》、《约翰·克利斯朵夫》、《复活》、《铁皮鼓》、《百年孤独》那样有史诗品格的长篇小说，我们还没有看到完美反映中国这一百多年里生活变化、精神变化的长篇小说，你怎么看待这一类小说？

　　陈忠实：还可以举出一串被公认为史诗的长篇小说来。仅以你列举的5部小说看，其中3部都是俄罗斯（或苏联）作家创作的。俄罗斯是世界文学的重镇，可以列举的影响到世界的作家和作品还有很多。美国也有海明威、福克纳等一批影响到世界的大作家和史诗性作品。

　　我想不明白中国为什么没有。按说中国人口比上述国家多几倍，为什么出不来如你标高的史诗，看来与人口的多少关系不大，印度也是人口大国，除了诗人泰戈尔，也很难再有谁能排进你列举的那个行列。按人口说，日本和印度尼西亚也都是人口大国，尽管日本有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作品的影响力也很难进入你所标志的作品行列。似乎与经济的发达程度和物质的文明高低也没有直接关系，你列举的俄罗斯作家的史诗，都是在旧俄的农业时代完成的，《静静的顿河》产生时，苏联正处于物质最贫乏的战争恢复期。《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科斯生活的哥伦比亚，也是一个用我们的话说属于发展中国家。我的确解释不了那些史诗为什么出现在那些国家，类似水平的史诗却没有在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出现。我更无法预测未来能影响到世界的史诗会在哪个国家产生，真希望能在某个中国作家的笔下诞生。

 

不必计较中心或边缘

 

　　《新民周刊》：近些年，文学界关于长篇小说创作的讨论会很多，如果有一种评价标准，中国的长篇小说标准是接近前苏联好还是西方好？

　　陈忠实：不同的年龄层次的人不一样，我这个年龄层的作家很自然接触苏联文学，包括到新时期之初，仍然继续接受苏联文学的影响。５０年代西方世界的能翻译过来的作品主要是具有左倾倾向、揭露资本主义罪恶的作品。因为那时候还有一个政策问题，西方很多经典之作不准进来。

　　到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文学的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被介绍进来的时候，我自己阅读也倾向他们，通过阅读不断扩大视野。在文学影响上，上世纪８０年代进来的拉美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冲击和影响不亚于过去的苏联文学。像我这代作家也接受了他们的一些文学观念。当然，比我更年轻的这些作家读的多是西方文学，他们接受苏联文学的影响可能就要少些。

　　《新民周刊》：对当下社会，你怎么判断？当下社会作为文学题材，造就史诗小说的可能性，比以前更大还是更小？

　　陈忠实：当下的社会，起码在我有生之年的对比性感受里，是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和前所未有的政治开明，以及文艺政策对文学规律的尊重。恕我不再列举事实，因为太多了，谁都可以看到。

　　我们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时间里，单是心理层面已经经历了几波可以称作翻天覆地的变化。30多年的现在时，社会生活中已经出现的纷繁景象，让正在完成新的心理结构的人，呈现着某些费解的困惑和迷乱。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形态下，我感到人生信仰人生价值和人的道德建构也发生着前所未有的纷杂现象。对于创作而言，我觉得这是产生大作品乃至史诗的时代。我相信会有人在未来的年月来创造出来。

　　《新民周刊》：你对“文学边缘化”这个提法怎么看？

　　陈忠实： 我听到过也看到过“文学边缘化”这个说法。我尚把握不准其意指。如果从字面上看，就是说文学已经成为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边缘上的事了，或者说从社会的中心或次中心位置被挤到远离中心的外沿了。

　　我想，文学在中国，什么时候都不在中心位置，盛唐的诗歌很盛，然而处于唐王朝社会中心位置的仍然是政治、政权、经济和军事，李白这样的大诗人无非是给皇帝凑一点热闹罢了，凑不到向上就被轻轻拨到一边去了。在世界上或富或贫的国家里，似乎都仍然以政治、经济和军事，还有科研为主体，稳居其社会中心，小说和诗歌在任何国家似乎都挤不到社会的中心位置上去，更挤不到总统和国会的议事日程上去。人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欣赏的雅兴，只能在衣食无虞的空闲时发生。我记忆里的“三年困难时期”，乡里人普遍饿肚子（且不说饿死人），城里人抄着吃不到月底的粮票过日子，欣赏小说吟诵诗歌的兴致恐怕很难激起。我觉得文学是一个健全社会不可或缺的且有重要精神内蕴的东西，却不必计较在中心还是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