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欢岁月　友情如昨

今年是人民音乐家、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曲作者聂耳诞辰百年，也是我的外公、音乐教育家王人艺诞辰百年。当年他们二位曾经是好友，而且还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师生之缘。

　　

从师生到师兄弟

                 

　　1931年4月，聂耳考进了黎锦晖先生主办的明月歌舞社，因为他过去在云南曾自学过小提琴，所以，按照黎锦晖一贯的做法——老生带新生，于是安排他跟着王人艺继续学习。王人艺在当时已经小有名气，不仅是上海工部局乐团奥地利乐手普渡世卡的得意门生，还曾经在北京跟随海菲兹的师兄托诺夫学习过。王人艺与聂耳同年，论生日还小了七个月，但聂耳还是尊敬地称呼王人艺为“小老师”。

　　聂耳与王人艺的交往，可以分成两个比较重要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1931年4月到1931年8月底，此时他们的关系是师生加同事。4月到6月，大家一同住在长沙客栈。刚刚加入明月社的聂耳，还不认识五线谱，过去的自学，也只是对着简谱自己在提琴上找到个调子而已，对于指法、弓法更是一无所知，现在有了人指导，对于练琴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王人艺回忆说：“我看到聂耳拉琴的劲头，比我刚开始的时候还要足。他也是限定自己要练足8小时，从不间断。那个时候大家都在一起，人多，没有地方练琴，他就找了一个门边三四尺宽的地方，还说‘这是我的门角落学校’。有一次我发现他有病，热度很高，硬拉他去看医生。回来又劝他休息，可他还是把闹钟校准，到时候就爬起来上课去了。”

　　6月以后，王人艺患肺病搬去新民邨住，但依然每周会去长沙客栈给聂耳上课，布置作业。对于聂耳而言，在王人艺的指导下，实现了从业余自学到准专业学习之间的过渡。在以下聂耳日记的节选中，我们可以对当时的情况有一个粗略的了解：

　　6月29日：Violin的进步，不能不算为神速了，我自己觉得，在过去我曾几度对它失望过，老是想把它早些中止了，去学别的乐器。到现在我才觉得，那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困难，只要竭力闯过这难关，无形的便有进步了。此刻我对于学习Violin的犹豫可以说完全消灭了，这无疑也是进步的表现。

　　7月7日：小老师没有去，当然是我代理他的位置……不出一刻钟，我们刚刚自己奏的，马上便对着影片播出来，结果倒也不差。最妙的是我们音乐仅有四种乐器——Violin、Cello、Flute、Piano，演奏出来，真像西乐的管弦乐队一样。

　　7月9日：小老师来了，照常的授了功课。大雨继续的下，我也不断地拉着琴。昨天一天没有拉，今天应该多拉一点。

　　8月21日：金焰要王人艺拉那个《梦幻》，我也觉很不错。今天我才知道他是从小Violin拉起的，我听了会害怕，到底我们这些并不算什么。

　　8月27日：我的小老师突然要上北平去。这消息本来在前两天就传出来，但我一点也不留意，总以为是空气，说说罢了；今天他向余师傅催洗的衣服，买东西……处处给我觉得他真的是要离开此地了。唉！我的小老师，我真有些难过。

　　我和他到锦晖处辞行，和他收拾好行装，送他到火车站。我真有些舍不得他，在我的学习上，就是在感情上说，虽然没有很深的历史，但我们俩算是一对同年龄、同道路、同拉Violin的良友，自从我加入这里以后。

　　他在临走前还拉了一段基本练习和《Souvenir》，这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啊！还有他在昨晚从外面回来的时候他自己把乐谱拿来和我画了《Humoreske》和《Souvenir》的指法。我谢他，我现在才知道谢他。

　　他在熨衣服，我弹了一个《送别》，几乎流泪；笳（胡笳——作者注）说我要哭，真的，我实在是不敢哭。

　　没有人指导拉琴，终于是要渐渐走入错误之途的，等合同订后，一定要去找教师学习。管它，没有零用也不管，只要能履行我的计划，向着坚定的目标加紧的努力走去。

　　王人艺离开上海去了北平，明月社便少了一个主要演奏员和教师。黎锦晖确实也为聂耳等人的学习动过不少脑子，他和罗明佑联系了音专校长萧友梅，请他来看聂耳等人的排练，提出能否去音专免费学习。这个要求被萧友梅婉拒，由于有王人艺被勒令退学的事件在先，萧友梅提出，音专可以考虑为歌舞班的学员开办一个特别班，每人每学期学费六十元。如此高额的学费，确实是聂耳等学员无法承受的，聂耳得知这个消息后“心里异常烦闷，不知什么原因？拿起洞箫来吹了一个《春朝曲》和《旧地》，眼泪一出，叫我没有勇气再吹下去”。

　　既然无法去音专学习，还是考虑找私人教师，找谁最合适，当然是“小老师”的老师。王人艺在离开上海前，曾把聂耳介绍给普渡世卡，于是，聂耳便上门求学，拜师普渡世卡。从这时起，他与王人艺的关系变为了同门师兄弟。

　　

朝夕相处的一对好友

               

　　聂耳与王人艺交往的第二阶段是1932年1月－1932年8月，王人艺从北京回来之后，回到联华歌舞班，这段时间是他与聂耳朝夕相处的日子。

　　歌舞班由黎锦晖担任主任，下设艺术组，由黎锦光负责；音乐组则由王人艺负责。所以，每日的乐队排练，都由王人艺牵头，不光对于歌舞班排练的乐队队员们会做出指导，此外，聂耳到普渡世卡处上完课，回来也经常请教王人艺，王人艺的角色，颇有些助教的味道。一·二八事变之后，联华歌舞班解散，拿着遣散费的团员们自发又组成了“明月歌舞剧社”，这段时期的聂耳日记，几乎每天都有和王人艺相关的内容，以下摘录几段，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的真实生活：

　　1月30日：今天给王人艺学拉调子，会了一点，这一天很够开心。

　　2月1日：白天和人艺拉了一天调子，合基练。

　　2月5日：楼下打麻将，我和艺在亭子间练琴，我看他打《Sonatina》，倒一点力也不费；我看着也似乎容易打，但自己实际一试，却成问题。

　　2月8日：老江的同乡吴某拉起了提琴独奏曲——和艺在平预备演奏的调子一样，看来倒很纯熟，但有时音不准，姿势不对，因为没有投师。

　　拉完基练和艺到锦处谈天，五点钟“卡尔登”听音乐，这是战争后第一次。

　　A．Foa（富华，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首席——作者注）独奏《Souvenir de Moscow》（维尼亚夫斯基《莫斯科的回忆》——作者注）——人艺在北平演奏过的。

　　老头（指普渡世卡——作者注）的viola solo着实好的不可言状，情感之浓厚，只要看我那时的表情，全是出自于心的深处。

　　3月20日：一头高兴，想起要到七爷（指黎锦光——作者注）家合调子玩，艺、甫（指张簧，原名张少甫，黎锦晖好友张裕笙的长子——作者注）、我三人收拾行装便首途前往。合《Martha》时的二重提琴真是好听得没有说处。

　　3月30日：我和人艺提着琴先到新屋，看着好比第一次来看还好几倍，这时已没有下雨，也没有太阳，气候极暖和。我们倚着楼窗铁栏眺望远处参差矗立的洋房，门前一条清洁的黄土马路，心里不知如何开展！好像有着多少新希望似的。

　　3月31日：和人艺晒太阳。

　　4月23日：加工赶排新旧节目，加上夜课，茄子和我在院里唱歌，用Guitar合起来特别有味。后来人艺（曼得林）、少甫（cello）加入，更奏的起劲。

　　4月24日：午，在人艺屋合《Mighonete》，又合Duet。头弄昏了，跑一转马路。

　　5月12日：和艺去吃面，我全说云南话，特别觉得方便……开房间洗澡，顺便洗衣服，理发，逛马路。和艺吃锅贴，四两玫瑰酒。 5月13日：艺带我到武昌游黄鹤楼……走过狭窄的破街，到武昌美术专校，遇贺茱，拉了琴，吃了午饭。

　　5月17日：第二场《双鹅舞》拉错了，弄得舞台上也随着错起来，有人还以为是艺错，其实是我错。《月明之夜》倒是他错。

　　7月7日：写好《看人道试片随笔》，合奏时交给老宗。我因提琴不在家，休息了一半。奏完后，突然人艺大哭起来，小陈、人美也跟着哭，据说是为团体的事而伤心。

　　7月，由于聂耳用黑天使笔名发表《中国歌舞短论》，批评联华歌舞班，造成与许多社员的对立。8月7日，聂耳离开联华，乘船去天津再转北平，至此，两位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再度分别。临行前，王人艺把自己在北平的老师托诺夫的地址告诉了聂耳，他知道，对于聂耳而言，现在已经是离不开小提琴了。

　　

明月歌舞剧社的解体

                     

　　聂耳8月11到达北平，一切安顿好了之后，于9月12日去拜访了托诺夫，托诺夫很热情地接待了聂耳，谈话中对王人艺大加赞赏了一番，还鼓动聂耳去考清华大学。因为托诺夫在清华担任音乐室主任，他告诉聂耳，“只要你通过入学考试，在清华你可以把音乐当饭吃”。在此之前，托诺夫同意接受聂耳为私人学生，每月学费20元，每周可以上2次课。聂耳曾经幻想着托诺夫看在自己努力用功的份上，能够像对待王人艺那样免费教他，上完一个月的课程以后，他试探着告诉托诺夫，由于自己家乡的家产被没收，今后生活费和学费都会有问题，所以想请假一个月。结果托诺夫并没有表示愿意免费教学，只是鼓励他说：“你是一个顶聪明的孩子，你将来的提琴会拉得不错的。”在北平的生活无法维持，聂耳于11月回到了上海。

　　此时的王人艺正在上海苦苦支撑着明月歌舞剧社。其实，自联华歌舞班解体，又重组明月歌舞剧社以来，黎锦晖渐渐专心创作，将社里事务多交黎锦光负责，场地也由北京西路搬到了赫德路（今常德路）恒德里的一幢小楼里。明月社沿着长江一路巡演，从苏州演到武汉，也都由黎锦光和王人艺带队，而黎锦晖没有参加，巡演并不成功。所以回上海之后，剧社内人员的思想就开始有了分歧，一边是以黎锦光为首的保守派，一边是以聂耳为首的进步派。而王人艺作为明月社的“元老级”社员，也是“社务委员会”的委员，后来又被选为会计主任，身在两派中间左右为难，但也尽力斡旋。

　　事隔70多年，再次回首那段往事的时候，由于有了时间所产生的历史距离感，也许可以看得更客观，更清晰些。对于黎锦光，从业务上讲，他确实颇有一套，明月社又是他二哥一手创办的，所以，他始终有种优越感和使命感；从经营上看，由于黎锦晖的淡出，他毫不犹豫地把剧团的运营当成己任，但过分看重如何赚钱，而忽视了歌舞剧应该具备的社会教育功能。而且此时的明月歌舞剧社，已经是大家自愿组团的模式，所有团员之间都是合作关系，但是他还是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加在别人身上，所以与不少团员关系不佳，甚至有团员忍无可忍，当面指出：明月社就坏在你手上。

　　论及私人关系，王人艺与聂耳走得更近些，聂耳对于明月社演出方向与质量的不少意见，他是同意的，甚至为了演出质量的问题，一向性格温和的王人艺，也和聂耳一起，与其他团员发生过争执与口角。但是他与聂耳有所不同的是，聂耳加入明月社的时间短，对于明月社这个团体的感情没有王人艺深，而对王人艺而言，父母双亡，是明月社收留了自己，明月社就是自己的家。所以在明月社何去何从的这个大问题上，聂耳所表现出的是一种破釜沉舟的革命性，他认为，在大是大非面前是不能让步的，即使伤及了明月社这个小团体的利益也在所不惜，而王人艺的出发点则希望平衡各方情绪，千万不能让明月社再次解体。但是对立在升级之中，聂耳以黑天使的笔名发表《评黎锦晖的芭蕉叶上诗》和《中国歌舞短论》，黎锦晖用黎莉莉的名义写了回应文章，投稿到《电影艺术》，黎锦光在知道是聂耳写了这篇文章之后，两人当面争吵，而这一切，都是王人艺无法再去调和的了。

　　聂耳的出走，是明月社走下坡路的开始。从1932年9月到1933年春节前的5个月间，不少社员因为先前拍摄电影《芭蕉叶上诗》时与电影公司签约，成为正式演员，而明月社演出，对他们而言，反而变成了一种负担，所以陆续托辞离去。而黎锦晖正专心研究爵士音乐，准备筹办一个舞厅爵士乐队，几乎不理明月社的社务，明月社的业务大部分由黎锦光负责，后来由于出场费问题的争执，甚至闹到巡捕房，最终导致明月社再度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