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邦达：收藏只是情趣而已

刚走黄苗子，又去徐邦达，同为文化名人兼百岁老人，黄苗子去世仅一个多月之后，又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鉴定大家徐邦达也在101岁高龄时驾鹤西归了。

　　“早上我坐在他床头的时候，他的体温已经很低了。我贴在他耳边和他说，‘一路走好，一定要高兴，一定快乐，一定要找到另一个你喜欢的极乐世界。’这就是我对他最后的祝愿了。”在夫人滕芳女士的娓娓叙说中，一辈子平淡文雅的徐邦达，最后岁月同样波澜不惊。“他这一辈子很简单，很快乐。我跟他生活了这么多年，他没有跟我讲过任何人的任何什么话。在现在，我们都知道这有多难，多么不可能。可邦达先生真的没有，他这一生跟任何人都没有心结。”

　　就这样，潇潇洒洒，无牵无挂，做完了自己该做的事情，一袭白衣，清风道骨，飘然而去。 从此，世间再无“徐半尺”，而曾经代表着中国书画鉴定三大流派的顶级权威，启功、谢稚柳、徐邦达，如今皆归道山，一个时代就这样过去了。

　　

爱画入骨髓

　　

　　1911年7月7日，徐邦达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海宁，父亲是上海滩有名的丝绸商人徐尧臣。他从小就很喜欢临摹家里收藏的那些名家字画，父亲还为他请了当时赫赫有名的老画家李醉石、赵叔孺等先生教他诗词歌赋及绘画。后来，他又入了上海著名书法家、画家、鉴赏家吴湖帆之门学习书画鉴赏，并从游于张珩、王己千等鉴赏大家，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30岁左右就已知名于上海，为世人所瞩目。解放后他北移京城，在中央文化部门任职，后转至故宫，孜孜不倦于书画研究至今，坊间有“南谢北徐”之称，即源于此。徐先生发迹于上海，为海派文化所积淀。他过目书画无数，著述甚丰，为后世留存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熟悉徐邦达的人都知道，老先生在生活中特别讲究品位，他喜欢吃西餐、喝咖啡，交谊舞跳得也特别好。他的书房从来都是整整齐齐，相貌清癯的他不仅爱穿白色的衣服，甚至连用的手绢也是白色的，永远的一尘不染。虽久居京华，却不改一派上海滩“老克勒”的韵味。从小养尊处优的徐邦达，用夫人滕芳的话说，完全是被宠大的。“他的妈妈生了8个孩子，只有他一个男孩。七八岁的时候，上下楼梯还是保姆抱着。所以除了他的专业，生活上的事他一点都不会做，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我曾经问过他，我说你是纨绔子弟，是大资本家的儿子，从小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下，你怎么对新政府这么有感情？”徐邦达说，当年郑振铎调他来北京的时候，他也很奇怪，怎么会看上他这个资本家的后代？于是他就问郑振铎：“你们了解我吗？”郑振铎说：“怎么不了解你？那年汪精卫在南京过六十大寿，吴湖帆让他的八个弟子每人作一幅画，由他总题，结果七个人都画了，只有你没画。吴先生问你为什么不画，你说汪精卫是汉奸，不能画。你说我了解你不？”回忆及此，徐邦达微笑着对夫人说，“就是这份信任，让我永世不忘。”

　　1953年的一个冬天，徐邦达在北海团城收字画时租了一间房，当时生炉子，但由于看画入迷，他的棉大衣被炉子烧着了都不知道。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耄耋之年的老人还是这般“爱画入骨髓”。近几年虽然已经失去言语和行动的能力，但依旧痴情不改。据滕芳女士讲述，每次看见徐老心情不好，只要拿出他喜欢的画作挂起来，徐邦达就会露出一脸笑容，开心地伸出大拇指。这个返璞归真的小细节，真正说明了书画艺术已经融入徐邦达的骨血之中，再难分开。

　　尽管如此爱画，但徐邦达却在晚年多次将自己一生的收藏奉献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毫无留恋。大家问起老先生“怎么舍得？”徐邦达笑着说道：“这些国宝放在故宫，想念了一样可以去看，没什么两样。”上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文物被送上了拍卖市场。徐老对此忧心忡忡，他担心文物珍品通过这一渠道流出国门。因而，他不顾年事已高，总是倾尽全力保护着国宝，不使它们流出国门。一次，徐老得知自己极其珍视的、流失民间的“清代四僧”之一石涛的墨竹《高呼与可》要上市拍卖，便四处游说，希望国家出资买下这一珍品。恰巧那些天，滕芳女士正好因住房问题要见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同志。徐老得知后一夜无眠，半夜起身央求夫人：“我求求你，明天去时不要谈住房的事了，谈《高呼与可》的事。你给故宫做件好事，我谢谢你了。” 

　　第二天到李瑞环主席处，徐老进门就谈购买《高呼与可》的重要性，他说：“建国初期，国家经济比现在困难得多，但仍拨出巨款将‘三希堂’珍藏的三部稀世字帖中的两部买了回来。如今，收购国宝更是义不容辞。”听罢这番话，李瑞环主席当即表示《高呼与可》应该由国家购买。牺牲了自己的住房，却达到保护国宝的目的，徐邦达非但不觉委屈，反而高兴地拉着夫人下馆子好好吃了顿家乡菜。而夫人则半嗔半笑地说道：“这顿饭应该由故宫请！”

 

徐、谢之争

　　

　　上世纪80年代，国务院委托国家文物局，组织全国文物鉴定组赴各地文博单位甄别历代书画，徐邦达和启功、谢稚柳、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等历时八年完成此项重任。徐邦达继承了传统的鉴定方法，又汲取了现代考古学严谨的科学手段，将文献考据与图像比较有机地结合起来，系统地建立了古代书画的鉴定标尺。传说他鉴定书画时，常于画轴展开半尺之际，已辨出真伪，道出作者之名，故而获得“徐半尺”的雅号。

　　也就是在鉴定组长达八年的过程中，与所有人都没有心结的徐邦达，却与曾经的老友，身为鉴定组组长的谢稚柳先生闹得颇为不快。一时间，徐、谢交恶的传闻人尽皆知，甚至到了1995年，关于一幅张大千画作真伪的鉴定分歧，还将两人闹到了法庭上。这或许是两人最后一次为一幅画“较劲”，因为一年之后，谢稚柳先生离开了人世。

　　再度回顾那段岁月，漫长艰辛中充满着使命感与责任心。每到一地，就有千百幅作品等待鉴定，在浩如烟海的古画中，诸位老先生们还要分出真伪，辨出高低，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德高望重却又性格迥异的老先生们经常为了一幅画的真伪而各持己见。例如启功先生，脾气温和，多从古代礼仪、风俗与文献资料入手加以鉴别。谢稚柳先生本身就是大画家，早年又从张大千先生遍赏古人佳作，手追心摹，多从笔墨风格本身出发进行探究。而徐邦达先生经手的字画数量最多，经验最为丰富，尤其是明清书画，可谓不作他想的“第一人”。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之难人所共知，由于鉴定方法不同、理念不同，得出的结论难免颇多争议。特别是对于有歧义的作品，谢稚柳先生向来主张从宽，因为恐错失精品；而徐邦达则力主从严，就怕鱼目混珠，所以有时对同一件书画作品，不同专家的判断可能大相径庭。这是二老意见相左的第一重原因。

　　在鉴定组中，所有专家都认为书画鉴定以看画为主，研究画家笔墨的演变，不能笼统地死守一种标准来衡量，而徐邦达在坚持这一方法的同时，以新的视野，用传世文献资料与实物相结合，提出了鉴定中的代笔问题，尽管对代笔问题尚有不同的认识，但是徐老开拓了鉴定中的新领域，扩大了鉴定的角度。对此，谢稚柳先生则颇多微词，这则是矛盾的第二重因素。有一次，在鉴定过程中，谢稚柳甚至公开对徐邦达说道：“你被代笔的问题搞得神魂颠倒。”另一回在鉴定一幅手卷时，谢稚柳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应该在卷尾写上，徐邦达说这张画是假的，是代笔。”而对于谢稚柳将上海博物馆一幅水墨雪竹图定为五代徐熙“落墨法”的代表作，徐邦达也表达了较大的疑义，并撰文就“落墨”一词的含义发表意见，引来了谢稚柳另一篇驳斥文章，都是古稀之年的二老为此打起了一场笔仗，影响颇大。

　　从目前留下的全部鉴定过程文字记录上不难发现，徐邦达与谢稚柳的鉴定意见相反之处不少，而另几位专家则根据自己的不同意见，加以支持或反对。事实上，在这紧张而严肃的过程中，再大的争论都仅仅是学术之争，老先生们完全是本着对中国艺术史负责的本意展开的辩论，没有一分私利，更不涉半点金钱。最终，鉴定组达成共识，求同存异，将各方意见忠实记录，留给后人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徐、谢的失和源于对学术观点的不同造成的误解，在这个问题上，是无法论定谁对谁错。”据谢稚柳的学生劳继雄介绍，为了两位泰斗的失和，1987年12月下旬，鉴定组在天津的鉴定工作结束后，由谢辰生提议，全体鉴定组人员赴北京开会，其目的除了总结、安排下一步工作外，主要修弥两位大师之间的误解。“在这次会议上，徐邦达先生和谢稚柳先生都展现了宽宏的胸襟，握手言和，在以后一起赴美看画的过程中，他们已是融洽笑谈如故。这就是一代宗师的风范。”

　　

鉴赏无止境

　　

　　随着艺术品市场的不断壮大，鉴定学逐渐从冷门学科变成显学。而近年来，随着“金缕玉衣”、“汉代玉凳”、“长沙窑壶王”等一系列争议，让一些曾经光环万丈的鉴定专家背上了“砖家”的名号。甚至有不少所谓的专家，只要给钱，什么都可以鉴定成真迹，毫无职业道德可言。而作为中国鉴定界的泰山北斗，徐邦达从来没有这样的行为，老先生始终不说违心话、含糊话。

　　书画鉴定的过程是学术研究的过程，对只能凭经验鉴定书画来说争论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徐老的优点在于他能秉持自己的观点，不怕说错也不怕得罪人，说错了只要事后证明自己错了就改正，展现了学者大无畏的胸怀。即使在鉴定过程中为一幅画的真伪争得面红耳赤，而事后一切烟消云散，谈笑风生，这就是徐邦达的人格所在，也是所有前辈大师的品质。 

　　即使有着“徐半尺”的大名，但徐邦达在鉴定领域里却非常谨言慎行，稍稍有所迟疑的事情就决不下断语。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在鉴定过程中，他唯一的口头禅就是“一望而知”，还爱说两句话——“真的，确定无疑”；“假的，毫无疑问”。由于其在书画鉴定界的权威性，很多人都希望花重金请徐老开“金口”对自己的藏品“点石成金”，但一生淡泊的徐邦达从来没有接受过这种请求。“我有工资，为什么还要稿费？”对于他人拿来的重金，希望他在画作上题字的要求，徐邦达从不轻易答应。

　　“他在90岁的前后还跟我讲说鉴定这门学问是越来越难了，他认为学术是没有止境的。”徐老学生萧平曾经多次请教老师。他发现，即使是耄耋之年，徐邦达仍然在不断思考，从不固步自封，对于以往自己坚持的观点，也常常作反思，“有次他给我看一幅以往书里出版过的画，他说，我们不能光是凭第一印象的好坏断定一张作品，也不能仅仅看它的面貌跟这个作者像，甚至是相当像，就立刻做出判断，有一些东西要再三地考虑，认真地对待。现在有许多鉴定的方法，就在一瞬间，在很嘈杂的环境中间就做出判断，实际上是不严谨的”。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徐邦达还是谢稚柳，有生之年中都在不断修改完善着自己的艺术观点。谢稚柳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对其曾经确认无疑的董源山水画真迹产生了怀疑，可惜天不假年，最终的考证留给了夫人陈佩秋才得以完成。同样的，徐邦达生前多次校订修改自己的文稿，希望用最严谨的态度，对历史负责，对文物负责。

　　“古书画这玩意儿，世世代代都是在相互捣鬼相互骗。”即使火眼金睛如徐邦达，同样不敢小觑假画的泛滥。他用自己的一生融入古代书画艺术之中，融入故宫博物院的红墙高瓦之间。可他留给世人最意味深长的，却是这样一句话——“收藏不要太往钱里钻，它就是玩玩情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