雀神怪鸟叶永青
阅读提示：多年来，我在画布上反反复复、持续不断地涂涂画画，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试图呈现出自己的手笔，这是我创作的全部奥秘。绘画的妙处不在于题目或图像，而在于个性的魅力。
光头，带着憨厚的笑容，叶永青来了。他从云南出发，大理的画室里还陈列着未干的新作，而一次带有告别意味的“新作”展览，就将在上海举办。
阳春三月，位于思南公馆的龙门雅集，叶永青2012年首次作品发表会《雀神怪鸟——叶永青2012》即将拉开帷幕。此展将呈现20幅左右叶永青近年新作。除部分作品仍延续过去以鸟叙情风格（如：飞、单飞、泽国、忧郁）外，此次还将展出多幅更偏向中国文人情趣的花鸟山水之作，例如《仿赵佶腊梅山禽图》、《仿吴镇芦花寒雁图》等等。这样的展览布局，或将宣告叶永青十余年创作生涯中以鸟示人系列的最后一展，或也将意味着叶永青艺术生涯中下一阶段创作转型另辟蹊径的启始。
所谓的“雀神怪鸟”，其实来自云南方言，形容为人处事的特异风格和另类出格的举止和状态。今次展览以此命题，旨在说明叶永青的出生地——云南对于其前半生持续不断的影响，也可以视为叶永青独特精神品位和生命观的另一个面相。
正如当代艺术评论家高千惠女士说的那样：“叶永青的线画鸟系列正逐渐成为他在当代华人艺坛的可辨识符码。可以明显看到他从西方现代主义的图像启蒙、街头拼贴涂鸦的解放，终于找到一个仿若简单、形成过程却漫长的图式表现。叶永青的西方养分在画鸟系列中还是以对话的方式存在，其养成的种子是属于中国文人世界的变种，但灌溉这个形成风格的却是西方现代主义之水。”
叶永青本人则认为自己近十年的写意花鸟，重点不在于画鸟，而是写意。既是面对“当代性”与“中国性”的双重考虑，更是对于心性和意趣的抒发。
画个鸟
《新民周刊》：2010年底你的那幅《鸟》被卖出不错的价格，也引起了艺术圈内外的不小争议。那么多年来，鸟成为你绘画艺术的一个标志，为什么会想到在此时对这一系列做一总结？
叶永青：中国文人画里，花鸟是一大科目。鸟在中国文化里，寓意或富贵或高洁，有一种明志的象征。但这套东西在当今却早已灰飞烟灭，鸟在某些语境里甚至成了骂人的词。我觉得这种调侃的意味和我绘画的态度是可以有联系的。所以我就开始画鸟，题目一语双关，就叫“画个鸟！”不光是讨论今昔之变，更多的是对于传统审美的改写。这也是我整个艺术生涯里进行最长的一段探索，前前后后十几年。以前我的风格十分多样，但是画鸟我却画了很久，一直反复画。道理很简单，因为我觉得有意思。当你估摸着艺术是什么的时候，其实它什么都不是。前年开始，我又慢慢在画一些新的东西，于是觉得是时候对鸟做一个总结了。
《新民周刊》：你的创作方法是什么？
叶永青：一开始是涂鸦，然后选取其中的鸟的形象复制，用电脑投影到大的画布上，然后把它拷贝下来，再很慢很慢地，用符号式的图案，一点点把所有的细节都夸大，精准地模仿这一图像，用超写实的画法去画一个根本不值得的、画得很快速的偶然得来的形象，最后我发现这是我很想达到的效果，就是这样。
这个方法本身就是对我们曾经熟悉的绘画方式的一种颠覆或调侃。我想针对的是人们约定俗成的一种观念——会画和不会画，画得好和画不好，有技术和没技术……其实人人生来都会画画，不过是被后来的那些标准分成了不同的等级。功能主义的审美与教育模式，将人们训练成吴冠中先生所谓的“美盲”，那很可怕。
《新民周刊》：为什么把展览题目取为“神雀怪鸟”？据说这是一句云南方言。
叶永青：是，这句话就是形容与众不同，或者说异于常人，不近常理。我个人觉得，这是云南所深深特有的一种品格。你要想有意思，就不能与人同。我希望自己在艺术上也能有雀神怪鸟的劲道和精神。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的很多作品也的确被视为雀神怪鸟。特别是当代艺术圈子里，好多所谓的评论家对于我回归传统的行为不屑一顾。相反国画界的很多朋友看了却很喜欢。一个艺术家创作，除了自我欣赏，也多多少少会假设一些喜欢我作品的人，并为他们在工作着。但这些人是谁？我真不知道，所以要通过展览，来拉近距离。
第三，雀神怪鸟还赋有动词的含义，相当于北京话里的“较劲儿”。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学，是通过雅俗共赏矮化想象力和高度迎合妥协。较劲，就是在习以为常的乖巧社会审美中，提供一种不习惯。今天当代艺术在表面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人们由市场和金钱角度理解的“世俗经验”。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习惯不仅仅是一种质疑，而更需要建立在独特的方法和缜密的艺术逻辑上，人们由此迈向心灵的自由。
回看传统
《新民周刊》：正如高千惠所说的那样，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中国当代艺术家就面对了“当代性”与“中国性”的双重考虑。尽管再现文人画余韵，未必是实践古之文人生活模式，但是古之文人书画世界，却是重要的文化资产。在中国当代艺坛，近十多年重返绘画性的艺术表现行动中，中坚型的艺术家，都会从中西艺术理念里掇取适合个人的表现成分。从挪用、并置到发明，后现代创作理论开放了许多表现空间，也使传统文人画在承传和创新上，面对歧见和挑战。从这一点上来看，你的作品就是一个可以讨论的例子。
叶永青：我学习艺术是从西方的艺术入手的,在晚近的这些年来，我开始回头看自己的传统，看过去我们中国人是怎么来看自然？怎么通过自然、通过旅行、通过游走去重新发现自己的内心？在西方，那是通过对对象的学习和分析，来找到这种跟自己接近的风格，是两种不同的路，但这两种不同的路其实都是为了发现自己。
《新民周刊》：近年来你定居大理这座你从小生活过的城市，是特意为了避开什么，还是纯粹为了静心创作？
叶永青：就好比不断重复画鸟对我有超乎寻常的意义，因为这是对我候鸟般生活的记录。同样的道理，在北京，在我们熟悉的城市里，你自然就进入到我们所说的那个系统里面，包括文化的系统、艺术的系统，还有要从事的系统；这种系统一般都跟这些体制、跟现在这个社会的节奏有关系。这个节奏迫使每个人都变成运动员，要面对的就是一个倒计时。今天我们的时代感在强烈提示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进入倒计时，所有人其实都要面对的，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有压力的，有一种迫切的关系。在大理的时候，你会觉得离这样一个倒计时比较远一点。或者说你没有在这个跑道上，可能暂时没有感觉到你是个运动员。或者你已经不是个运动员，多好！
《新民周刊》：你的作品符号性还是比较强的，在中国当代艺术圈里，似乎符号性是挺重要的一个元素，你觉得呢？
叶永青：总体来说我是不太喜欢符号性的，但是你做到一定的时候或者是被很多人认识以后，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我一旦意识到这样的东西是一个符号性，我就希望能够逃掉、跑开，因为在我看来符号性就是一个特别业余的游戏。这一套东西从美国，从西方到现在，不管有多成功，我觉得都是一个业余的东西。
《新民周刊》：你如何评价自己？
叶永青：我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可以不断逃离的人，一个可以不断地逃离别人给你的或者这个社会赋予你的各种各样的标签的人。我有时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幸存者，所谓幸存者就是不仅仅把自己当作过去时代硕果仅存的人，而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可以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不断自我更新的人，从原来的陷阱里边，从别人给你规定过的那些概念里边不断地逃跑掉，这样你才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表达出一些你自己的新的兴趣和新的可能性。
《新民周刊》：你如何评价自己的作品？
叶永青：多年来，我在画布上反反复复、持续不断地涂涂画画，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试图呈现出自己的手笔，这是我创作的全部奥秘。绘画的妙处不在于题目或图像，而在于个性的魅力。艺术就是要画出某种“有意思”的东西，某种可供嗅察、听到、看见、感知、想象、思考的东西;但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必须有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是在自己心灵中形成的，而绘画的魅力就是依靠酝酿和记录这些看法的心灵魅力。我们在绘画作品中所要画出的那种感想，那种心情，若用一句话形容就是“我对自己说道——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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