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版权有个约

“草案发布的当夜，听见音乐的遗言，从此轻轻地告别，音乐人音乐界。谁抢夺我的心血，谁在乎我的幻灭。”

　　徐千雅的新歌《我和春天有个约》刚刚在网络上亮相，就被网友改成了这样的歌词，起因皆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结果就引来了意见一片。

　　进入21世纪之后，选秀歌手热火朝天的背后，是各大唱片公司内外交困入不敷出的严酷现实。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红极一时的滚石、宝丽金、飞碟、大地、魔岩、蓝与白、可登、点将等品牌，或改旗易帜，或销声匿迹，就是手握李宇春这样的法宝的太合麦田老总宋柯也索性拂袖而去，卖起了烤鸭，唱片盈利几成神话。

　　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即将出台的新《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46条竟然规定，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依照本法第48条规定的条件，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此条一出，立即遭到各大歌星、各大唱片公司老总的口诛笔伐。

　　另外一条广受责难的条款是新《著作权法》的48条，其中规定，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已发表的作品，只要在使用后的一个月内按照一定标准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实际上就是音著协和音集协）交付使用费就可以了，著作权人同意不同意已经无足轻重。

　　4月11下午，中国音著协唱片工作委员会（简称“唱工委”）在北京召开了通气会，宋柯、谷建芬、付林、金兆钧、刘欢、小柯、张亚东等众多音乐人及数十家唱片公司代表出席，一致声讨新《著作权法》。

　　刘欢直接炮轰这个立法“不可理喻”：“法律这事儿我不擅长，看到唱工委为之付出这么多的精力，我要站在著作权人的角度讲讲。音著协可以随便把著作权人的音乐作品拿出去公播，获得的收益分给你多少你管不着，给你多少你就拿着。著作权法立法应该是为了保证著作权人应有的权利，不是为了保证传播，这个立法的出发点太奇怪了！不可理喻！我觉得也得让我们活得有点尊严。如果法案通过，对中国的音乐事业是一个灭顶之灾。”

　　也难怪刘欢要生气，“唱工委”提供给记者一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对音乐产业来说意味着什么》的PPT文件，真是字字血泪，“整个市场应收版税220亿，实收才5亿。音著协独家垄断公播、演出、卡拉OK权利，应收25亿，实收0.5亿；音集协独家垄断公播、卡拉OK权利，应收90亿，实收1亿，每家音乐公司才分到几十万。”

　　在网络侵权打击下，唱片收入萎缩95%，又无法从网络收费，经营模式几乎崩溃。

　　中国的唱片公司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著名音乐人小柯说他4月3日第一次看到关于这条修法的微博时一夜没睡：“我开始想我的前世今生……我开过学校，开过唱片公司，后来赔得稀里哗啦，逼得我一个音乐人不得不去经商。音乐人都是用生命在创作，然而今天却有一条法律堂而皇之地剥夺了你所有的权利，这个法律背后的操作者是谁？”

　　77岁高龄的谷建芬女士打了个比方：“望行业朋友们一起觉悟起来，一个没奶喝的孩子你还不哭，那你能有奶喝吗？”

　　相比之下，“唱工委”常委、音乐人周亚平更为理性一些，他仔细分析了新《著作权法》起草者可能考虑的海外西方法律背景，指出这种所谓“唱片巨头利用版权垄断”的情况只在传统唱片业发达时期的西方存在，根本不符合现今中国音乐市场的悲惨现状。“一首歌曲从推出到走红最快也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推广人对音乐作品的收益期最起码也要持续3年以上的时间。如果实行首次制作3个月后的强制许可，将不会再有人对音乐作品的广告宣传投入一分钱，这将极大地打击国内唱片公司推广新作品、优秀作品的积极性，音乐传播市场会迅速萎缩。因此，实施强制许可会直接危及到唱片公司的生存，其后果是使音乐产业雪上加霜。”